50在拘留所期間，我和其他的被拘留們華人的對話中我瞭解到菲律賓缺乏自由的環境。因天氣炎熱，見衆人一起在天井皆穿著三角內褲沖身消暑。 我和其他的一樣晚上受到蚊子的困擾，這真是讓人難以入眠的困境。每天都在無聊中度過，我也跟异國人士包括韓國，南美裔，菲國本土人閑聊渡日，獄警們視本人擁有錢財時刻逗我參予他們的摷克‘’三公‘’ 賭博玩意把我騙取得一乾二凈。艱辛的過了幾個星期我祇能無奈地等待家人的幫助。 叫天不聞，叫地不應，直到有一天，在香港家人從居在馬尼拉幻長兄知悉我遭遇，命長兄在馬尼拉偕同律師長兄到來拘留所，把我假釋外出。幾經向官方反映我的情况。 我被拘留的原因似乎只是身份問題，因爲我的菲律賓護照在進境時雖有效，但當官員們在機場翻閲我的第一本在 1955 年簽發的護照時發現上面的簽證是由加西亞卡洛斯·加西亞（Carlos Garcia）的時任菲國外交部長簽發，他們很難相信這位官員會爲您簽發這本護照。然而，他們對于我該本護照內的 1956 年 4 月蓋印只持有效期爲三個月的旅游簽證入境香港的情况更感到困惑。 我在 16 年間(1956-1972), 在香港停留如此長時間，這讓他們對我的身份産生懷疑，加以其他舊護照上有很多入出臺灣的蓋印，這也加深了他們對我的懷疑。 他們主要關注的是，菲律賓人不能够在國外居留如此長時間，只能在菲律賓境外停留三個月的旅游簽證。我理解這些原因讓他們對或的身份産生質疑，我的身份還需要進一步核實。在律師將我保釋後，我立即前往外交部詢問被拘留的原因。官員要求我證明身份，幷解釋爲何在國外逗留了 16 年。我必須證明自己是如何離開菲律賓並前往香港的。他們要求我提供出生地元朗市的出生證明，甚至需要我母親的證明和接生人的證言。我按照他們的要求，飛往出生地怡朗市。到達後，我發現我的兄弟們已經告訴了母親，她正準備去馬尼拉。我母親已經失明，無法看見我。當我在船上找到她時，我大喊“媽媽，我回來了，我是 Carding。”她聽到我的呼喊後，立刻哭了起來幷擁抱我。這一幕非常感人。我從馬尼拉飛往元朗只需一小時，但我很快就必須返回馬尼拉帶著文件。在那幾天內，我與元朗的親戚朋友見面，特別是我的大哥唐，他是元朗市的市長。他爲我出具了一封介紹信，證明我在菲律賓怡朗市出生。一周後，我帶著這些文件飛回馬尼拉，向外交部職員展示了所有文件。經過一段時間的法律程序，菲律賓政府最終正式批准了我的離境許可，幷在我的護照上蓋了一個大印章，證明我是返回菲律賓的公民。之後，我在聖誕節飛回了香港。我的伯父責備我.這次事件讓我對菲律賓政府的看法有了改變，我認爲他們的處理方式不公平。事實上，許多人也遭遇了類似的情况，他們缺乏自由和援助，無奈地承受著牢獄之苦，這是一個涉及人權的問題。所以要無限期拘留于 Engineering Island.~工程島被拘的華人稱之為水牢。在 1975 年工程師島移民拘留中心關閉後，被拘留者被轉移到 Fort Bonifacio。Fort Bonifacio 位于菲律賓馬尼拉大都會的塔吉格市，作爲軍事營地有著重要的歷史，多年來被用于各種目的，包括作爲拘留中心。
51所有人都知道，1972 年是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實行戒嚴法的一年。 菲律賓的戒嚴時期是該國歷史上的黑暗時期。 時任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于 1972 年下令的九年軍事統治引發了一系列國際法下的犯罪和嚴重的人權侵犯行爲，包括數以萬計的人被任意逮捕和拘留，以及成千上萬的人受到酷刑、被强行失踪和殺害。 在戒嚴時期（1972-1981 年）以及馬科斯總統任期剩餘時間內，國際特赦組織記錄了大量的人權侵犯行爲，明顯顯示出一種大規模逮捕和拘留、强迫失踪、殺戮和酷刑刑訊嚴重的人權侵犯模式，這些人都是批評政府的或被認爲是政治反對派。 對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廣泛限制、人權侵犯行爲、新聞自由缺乏、鎮壓社會异議、一黨統治、缺乏真正的選舉、社會流動性不足，以及不公正的監禁和殺戮，是長期戒嚴法的直接影響。 因此，確保根據菲律賓維護真相、正義、賠償和不重複保障的義務，政治叙述不會破壞對抗免于懲罰的鬥爭的核心的紀念過程至關重要。 試圖淡化戒嚴期間所發生的事情的做法包括主張國家應該繼續前進，忘記過去。 確實，國家必須向人權方面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繼續前進。 然而，忘記嚴重人權侵犯的過去，而不保證真相、正義和賠償的權利，是危險的，將導致進一步的人權侵犯。費迪南·馬科斯的統治對菲律賓有深遠的影響。 他在 1965 年至 1986 年期間擔任菲律賓的總統，其統治被批評爲專制，幷因貪腐和壓制民主過程而受到批評¹。 他的統治期間，菲律賓經歷了一系列國際法下的犯罪和嚴重的人權侵犯行爲，包括數以萬計的人被任意逮捕和拘留，以及成千上萬的人受到酷刑、被强行失踪和殺害¹。 這些人都是批評政府的或被認為是政治反對派¹。 對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廣泛限制、人權侵犯行爲、新聞自由缺乏、鎮壓社會异議、一黨統治、缺乏真正的選舉、社會流動性不足，以及不公正的監禁和殺戮，是長期戒嚴法的直接影響¹。 因此，確保根據菲律賓維護真相、正義、賠償和不重複保障的義務，政治叙述不會破壞對抗免于懲罰的鬥爭的核心的紀念過程至關重要.在菲律賓費迪南德·馬科斯總統的戒嚴時期，Fort Bonifacio 設有三個拘留中心，關押著政治犯。這些包括 Ipil 接待中心、青年康復中心(YRC)和最高安全單位。Ipil 接待中心是戒嚴期間最大的政治犯監獄設施，關押著一些國家領先的學者、創意作家、記者和歷史學家。Fort Bonifacio 的地點自那以後已經發展變化，現在以金融區 *Bonifacio Global City (BGC)* 而聞名，這是一個現代化繁華的地區。然而，作爲拘留中心的歷史，特別是在動蕩的戒嚴年代，仍然是其遺産的重要部分。Bureau of Immigration Bicutan Detention Center 的情况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報告指出，該中心長期過度擁擠，其容量爲 140 人，但截至 2020 年 4 月的人口已達到 418 人。該設施被指控存在廣泛的人權侵犯，幷被比作古拉格勞改營。還有報道稱，被拘留者被迫在沒有空調的公共空間裏共同睡覺，工作人員的賄賂行爲猖獗。能够支付 50,000 至 70,000 比索的被拘留者可以獲得一個有空調的房間。在發生涉及某些外國被拘留者的
52VIP 待遇事件後，安全措施已被加强。這些條件引發了對拘留中心個人待遇的嚴重關切，幷突顯了移民拘留設施所面臨的挑戰。Historically, an immigration detention center was built on Engineer Island, now known as Baseco, during the American colonial period in 1932. This center closed on June 14, 1975, and the detainees were then moved to Fort Bonifacio¹]. The current site of BI–Bicutan was built during the regime of Ferdinand Marcos as a political prison, and it has been functioning in its current role since at least May 1999¹[1].The detention center has faced criticism for overcrowding and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some detainees have spent upwards of ten years there, neither convicted of a crime nor deported from the countryMoving to a new city or country can be an exciting yet challenging endeavor. It requires careful planning, research, and the necessary documentation to ensure a smooth transition. For those intending to move to Hong Kong, one essential document is the Hong Kong entry permit issued by the British Embassy. However, it may come as a surprise to some that the entry permit is actually a Visitor Visa with a maximum stay period of three months.Let's dive deeper into this topic and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it has for individuals looking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residency in Hong Kong. First and foremost, it is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intended purpose of the entry permit. The Visitor Visa is primarily designed for individuals planning to visit Hong Kong for tourism, family visits, business meetings, or short-term study programs. Its validity period is usually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traveler's itinerary, typically ranging from a few days to a few months.Now, let's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those who wish to settle in Hong Kong but have received this Visitor Visa. It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 that the issuance of the entry permit does not determine the length of stay or the right to reside in Hong Kong permanently. It is merely an authorization to enter the city for a limited period. This may have been an unintentional oversight on the part of the applicant's father when applying for the document.To address this situation, individuals facing the aforementioned dilemma should take proactive steps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The first course of action is to contact the British Embassy that issued the Visitor Visa and explain the error. Seek their guidance on how to correct the mistake and obtain the appropriate documentation for long-term residence in Hong Kong. This might involve applying for a different type of visa, such as the Employment Visa, Investment Visa, or Dependant Visa, depending on the individual's circumstances.Additionally, it is crucial for individuals in this situation to consult with immigration professionals or lawyers with expertise in Hong Kong's immigration laws. These experts can provide invaluable advice, review the available legal options, and guide applicant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btaining the correct documentation for establishing residency.
53While encountering this unexpected twist may initially seem disheartening,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every challenge presents an opportunity for growth and learning. This situation can be seen as a valuable lesson in the importance of thorough research and attention to detail when it comes to documentation and immigration processes.Moving to a new country, especially for long-term residence, is a significant life event that requires careful planning and consideration. It's crucial to be well-informed about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destination country. This knowledge empowers individuals to navigate any hurdles that may arise during the immigration process.In conclusion, the issuance of a Visitor Visa by the British Embassy for individuals intending to settle in Hong Kong is an unexpected twist. However, it is not the end of the journey but rather an opportunity to correct the mistake and obtain the appropriate documentation for long-term residency. By seeking support from the British Embassy, immigration professionals, and legal experts, individuals can navigate this obstacle and continue their journey towards establishing a fulfilling life in Hong Kong. ----------------------------------------------------------------------------------------------------------早期的學運就是抱著民族感情而生，學生們不滿現實，培養出反殖民地的主義。以 1971 年 2 月開始，時兩年的保釣運動爲例，當時美日政府企圖奪取中國領土的釣魚台島嶼，同學們成立了「香港保衛約魚台行動委員會」，抵制日貨，幷多次向日本領事館示威抗議，當中 7 名大學生被捕。而 1966 年抗議天星小輪加價、1971 年支援盲工等運動，則反映出當時學生不平則鳴，以及愛國反殖的心態。不過「火紅年代」的學生，在某一些立場上並非所有都相同。以當時學生的主要信念來區分，主要可以分成兩個派別：「國粹派」和「社會派」。這兩個名號首先於 1973 年首次出現。該年 8 月，同學發起「反貪污，捉葛柏」運動，舉辦多場公開論壇及游行，要求政府捉拿貪污後潜逃的總警司葛柏 [1]。集會期間有同學無理被票控，使學界再次發起「貪污有罪，集會無罪」的示威，逼使政府正視其問題，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幷其後發展爲廉政公署，成功捉拿葛柏歸案。事後同學發起一連串有關「反殖」的討論，當中同學對香港前途及中國問題的分析在意見上有分歧，開始分為「國粹派」及「社會派」。嶺南書院--我們爭取加入學聯七十年代初的學生當中，以「國粹派」為主流。當時中國國內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不少學生受毛主席的感召，信任毛澤東及中國共産黨，組成了「國粹派」。他們思想左傾，認爲在當時推行的中國社會主義中，有不少施政都值得參考學習，幷以回歸
54社會主義中國爲長遠目標，在港推行愛國和社會主義意識。由 1971 年開始，各大專院校的學生會紛紛舉辦回國觀光團，走中國的多個省份，提供機會讓同學親身感受祖國的狀况，貫徹認識祖國的方向。他們以國內的政策作爲參考，從而反思香港切身處地的情形，提出可行的改善方法。亦因這些觀光團，各大專院校成立國事學會，討論中國的形勢和發展。1975 年 3 月，學聯大會上首度提出「放、認、關、爭」 的學運路向，幷重新確立香港爲中國一個不可分裂的領土，而其時中大校內所有學生會和學生報皆由「國粹派」主政，被稱爲「江山一片紅」，是中大認祖運動的巔峰時期；當時的中大學生會亦曾與港大學生會合辦「中國民主之路」研討營，反思當時中國的政治局面。除此之外，基於社會主義思想，「國粹派」的學生亦會為弱勢社群爭取利益，熱心為社會服務。當時各大專院校同學組成大專服務隊，爲一些大陸逃難到港的同胞建屋，以後爲偏遠鄉村居民修橋築路，效法內地「進步青年」的做法。例如 1972 年，同學自發參與因六．一八雨災而山泥傾瀉的救災工作；1969 年，同學聚集于珠海學院門外靜坐，抗議珠海校方壓制學生言論言由及開除十二位揭示珠海校政的學生等。關於 70 年代的香港學生運動，當時正值美國參與越戰引起世界關注幷促使停戰呼籲的時期。除了美國外，歐洲和亞洲各地也出現反戰示威活動，香港亦不例外。當時的學生運動主要由專上學院和大學發起，其中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是主要組織之一。另外，一些教會團體也組織了專上學生團體，他們的目標主要是關注社會問題以及參與國際政治和經濟活動。因此，示威和抗議活動逐漸增加頻率。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最初由香港大學、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和聯合書院等 3 所中文大學的前身、加上香港大學等學院組成。這些學生組織的活動得到校方支持，他們的出版物也得到校方的認可和支持，從而得到鼓勵。他們的出發點是正確的，而我在 1967 年擔任第一屆學生會會長時恰逢“中文為法定語文”運動。由於香港當時以英語為官方語言，學生們非常重視中文運動。因此，學生運動在70 年代初期，越戰接近尾聲時受到國際的影響，香港的學生運動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與其他國家的學生組織有密切聯繫。在嶺南書院，我們爭取加入學聯，但校方認為時機尚未成熟，無法參與學聯的活動。作爲學生會會長，我向校方爭取，幷最終成爲了學聯的一員。當時，我們成為第 8 間專上學生聯會的成員，包括了各學院的學生組織。我們的學生運動在各方面都相當廣泛，包括舉辦學生旅游部，促進本港學生與台灣學生之間的交流。組織1960 年代，當時全香港唯一以中文授課的大學是香港中文大學。在此之前，香港高中生只能升讀以英文爲授課語言的香港大學。香港在 1966 年及 1967 年接連發生暴動後，社會上的知識分子有感於政府對華人重視不足，是引起社會不安的原因之一。中文因為法律地位問題被邊緣化，造成政府與一般市民之間溝通的隔閡。中文運動最先由專上學生發起，在 1968 年由學界成立委員會向政府爭取中文合法化.
55事實上， 70 年代初的香港學生運動，可以說是年青一代知識分子的政治醒覺，香港人從殖民地統治中，重新認識、建立自己的社會責任，民族使命。學生運動最具領導性的組織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聯”). 70 年代學運的開端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1968 年 1 月 20,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學生會舉行「中文列爲官方語文問題」研討會，由院長容啓東教授主持，參加者有香港大學、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新亞書院、崇基書院、香港工業學校、羅富國師範學院、天主教大專聯合會等大專院校代表 100 多人，而市政局議員黃夢花醫生、胡鴻烈大律師及香港政府助理民政司黎敦義等特別嘉賓亦應邀參加。大會就中文與政治、中文與市民利益、中文與文化教育等專題進行廣泛討論，最後得出：「香港政府應該實行中文成爲官方語文」的結論，幷向香港政府提出相同要求。之後，香港各個街坊團體陸續成立「促進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委員會」。1970 年 3 月，香港各大專院校學生團體聯合組成中文運動聯席會，同年暑假舉行公開論壇， 10 月港大學生會成立中文運動工作委員會，發動萬人簽名運動，發信向英國官員、英國國會議員請願，將學生的訴求，向社會推展。同一時期，香港社會上出現非常强烈要求民衆有權參政的呼聲，代表的人物包括當時的市政局民選議員葉錫恩、胡鴻烈、貝納祺等。胡鴻烈曾經公開表示，香港欠缺有力的政治團體，因此香港青年應該有正當的政治組織，促請政府實行政治改革，部分大專院校的學生會代表亦爭取列席教務會議，例如新亞書院學生會發表公開聲明，要求參與新亞校政，作爲實踐「新亞精神」的目標。在 70 年代的學運除了中文運動後,緊隨的便是轟動香港的保衛釣魚台運動.釣魚台島原本是一個沒有人留意的小島，直至 60 年代末期，當地發現小島蘊藏石油。1971 年 6 月，美國與日本簽署歸還沖繩協定，將美軍在二戰時占領的琉球，交予日本，還包括釣魚島。日本驅逐來自台灣的漁民，爲保釣運動揭開罪幕。當時，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成立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發動多個城市示威抗議。而香港亦成立類似組織，舉行示威。其中學聯在七月七日于維園發起的示威行動，演變成嚴重衝突，警方用警棍毆打示威者，保釣引發 70 年代本港學運的序幕。直至 70 年代未，中日建交，鄧小平提出擱置釣魚島爭議，保釣運動沉寂。至 96 年，日本右翼團體到釣魚島北小島安裝燈塔，爆發新一輪保釣行動。香港保釣人士就是從這時起，以登島宣示主權方式來進行保釣運動。96 年 9 月，全球保釣大聯盟陳毓祥乘坐保釣號往釣魚台海域。但最終未能登島，五名保釣人士改以跳海方式宣示主權；其中兩人遇溺，而陳毓祥則搶救無效身亡。在陳毓祥出殯當日，臺北及香港保釣人士發動數十艘船出發，成功登島，揮舞五星旗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56內地民衆在保釣運動中向來不太活躍。直到 2003 年，內地才成立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幷在 04 年成功派人登島。其後，兩岸三地多次派船去釣魚島宣示主權，但大部分因爲天氣，或當局不批准，無功而回。一九七一年 7 月 7 日,市民在維園凉亭附近草地集會，以靜坐方式抗議日本侵占釣魚臺，警察以示威未經批准爲由，以警棍毆打示威者，釀成流血事件，最後拘捕二十二人，是爲『七七維園示威』。在香港學運史的論述上，這標志性的事件被認爲教育了學生運動的第一代，提高他們的政治和社會意識，令『反殖民地主義』成爲學運的基礎及發展出日後的學運路向。多人被捕後，我目睹群衆仍然坐在草地上，喊口號，唱《保衛釣魚臺戰歌》，示威繼續進行，秩序大致還好。突然，靜坐群衆的左前方亂作一團，葉萍看見威利警司手舞警棍，左揮右打，有人當場頭破血流，人群嘩然，四散奔逃，有人閉目挺胸，紋絲不動，一副豁出去的泰然樣子.1971 年 4 月 10 日是釣運的第一炮，香港保衛釣魚台臨時行動委員會組織到德忌笠街日本文化館示威。警察在街頭排人牆，阻止學生前進。衝突中二十一人被捕，事件卻激起學生的豪情，學運頓然蓬勃起來。５月４日，保釣者再在中環皇后碼頭側空地舉行示威，12 名青年被捕，未被捕者又到美國領事館前示威，幷舉行抵制日貨大會。再述 7 月 7 日的示威，事前學聯曾向市政局申請用維園，但市政局不准。下午時維園聚集了數千人，有示威學生亦有看熱鬧的民衆，大批軍警嚴待，6 時 45 分，第一批小數示威者開始從泳池方面的入口處進入公園，警方阻止幷開始拘捕示威者。七時，群衆開始鼓噪，一個中年男子向群衆發表演說，警方立即將他抬走。警方開始包圍人群，就在這時，學生突然舉起孫中山遺像及保釣橫幅，人群隨之蜂湧結集，傳單亂飛，示威開始。 威利警司手舞警棍
57 近年，保釣由最初的民間自發，到近期兩岸政府的取態，已漸顯積極，紛紛派出海監船以及海巡船隻到釣魚島海域巡邏，甚至保護保釣船隻。釣魚島主權糾紛會否導致衝突升級，且拭目以待。最近一次成功登島是去年 2012 年 8 月，香港漁船「啟豐二號」成功突圍，有 7 名香港保釣人士成功登島，但隨即被日本當局扣押，事件觸發中日外交風波。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英文：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tudents；縮寫：HKFS），簡稱學聯，是香港最大的學生組織，是由香港主要的八所大專院校的學生會所組成。學聯的成立目的是爲了推動學生運動和增加學生對社會的投入，以「放眼世界，關心社會，建設民主中國，爭取同學權益」爲路向。學聯同時爲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創會會員，以及民間人權陣綫、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席、關注副學位大聯盟，亞洲學生協會及香港維護二次大戰史實聯席會議的會員。
58學聯代表會由各大學學生會選派的代表所構成。常務委員會則由各會員學生會的會長或副會長、常務委員會主席及秘書處選舉職員組成。秘書處是學聯的行政機關，由秘書長、副秘書長及其他委任職員組成。我們嶺南書院學生會，1968 爭取加入了學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是由以下八個專上院校的學生會所組成：香港大學學生會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嶺南大學學生會香港樹仁大學學生會以上各院校學生會均為學聯「正式會員」，除此以外香港教育學院學生會為友好團體。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於 1958 年 5 月正式成立，目的是代表香港學生，是藉此推動全港性的學生活動及增加同學對社會的參與，成爲香港對外最具代表性之學生團體。其 會員乃以專上學生會爲單位，當時共有會員四個。第一屆幹事會共有 7 人，而學聯的工作地點主要在大專學生公社和港大學生會會所;學聯之最高權力架構乃爲代表會議。學聯參與的社會運動: 1971 年 5 月，美國政府決定於 1972 年把沖繩交還日本，當中包括釣魚台列島，引起各地華人不滿。香港學生在 2 月 14 日成立了「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委員會在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門前舉行示威，有多人被捕，包括 7 名大學生。4 月 17 日，香港大學學生會舉辦和平集會。7 月 7 日，學聯就釣魚台事件在港島維園舉行示威。有多名學生被香港警察拘捕。(參考前文)自 1980 年代開始，學聯積極支持及爭故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1989 年天安門事件中，學聯參與了中國大陸的示威和絕食行動。5 月 20 日，過千學生在颱風襲港之下參與大游行。6 月 4 日，中國血腥鎮壓在天安門的學生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學聯領導大學生罷課並每年舉辦 “六四”紀念活動.
59(Source in 2013)筆者因在 1965 年 9 月隨家人由九龍遷往銅鑼灣豪園,到九龍牛池灣上學甚感不便.次年 1966 伯父安排了我就讀港島司徒拔道嶺南中學念中五幷于翌年參加中學會考. (見以下附註)1967 年嶺中畢業就升讀大專 -- 嶺南書院,主修工商管理及經濟課程.嶺南書院設理學院、商學院、文學院及先修班（文、理組）。書院于開辦初期，同時提供四年制大專文憑課程及大學預科課程。 1978 年末，政府發表高中及專上教育白皮書，嶺南接受政府建議，注册爲認可專上學院，改稱嶺南學院1999 年 7 月 30 日，嶺南學院升格爲嶺南大學.校園遷往屯門虎地.嶺南書院在我入讀時剛巧是開辦的第一年,學生來自不同中學的畢業生, 有部份是港澳嶺南中學升讀過來.因我是本校中學轉讀過來, 對校園環境及事物比其它同窗更瞭解, 校方對我個人的背景也很清楚.校內同學不論高低年班也很快認識我,而云云同學中我也是最好動活躍的一個. 所以,不久後當校方要成立學生會時, 本孰意我當選爲第一届會長, 但因我是先修班(預科班), 第一届會長一職最後也要讓高年級的胡姓同學當上了, 而我任了副會長.當届學生會的組織异常簡單. 全體會員在周年大會選出正副會長外, 也同時直接選出各部門主委幷組成爲 數 13 人的“幹事會. 這是嶺南學生會的雛形. 體制末盡完善 , 因其 1/ 幹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非內閣制 2/不設監察議會 3/無會章 4/ 無外務專責部門 5/會務因受校方無形幹予, 所以行政上欠缺實質的自治權力. 此為 “嶺南大學學生會”初期成立的模式,雖欠完善, 但這也必然要渡過的階段. 當時身爲副會長的我和幾位同學對學生會體制改革把持著同一堅持的信念,排除障礙,力求爭取民主及健全的體制.第一屆嶺南大學學生會: 全體幹事會成員合照前左三爲筆者(當届副會長),其左旁爲胡錦嘗(會長)*1968 年初，胡會長因健康理由退學幷退任會長職，由本人接任會長事務。第二屆 1968 年終當選會長
60第二屆學生會(1968-69)前文提及學生會在初期成立時的體制問題.我在任副會長時已從多方面探討改革的路向幷積極參與其他專上學院和大學學生組織的公開活動幷趁機向他們“取經”.那時是本港學生運動活躍的年代.學運核心落在香港大學,新亞書院,聯合書院和理工學院的學生組織.與彼等溝通實在給予剛成立的嶺南學生會莫大的裨益.很巧合,我校的胡會長在任第一届不足半年,1968 年三月間因事退學幷辭去學生會職務.很自然地,我接上了代會長一職.這給了我改革活動的空間.雖則如此,我也要面對校方的各方制肘,要面臨很大的挑戰.1968 年 10 月的第二届周年大會的選舉中我以高票率當選連任會長.我雖得到幹事會成員和各門的同學的支持,但校方和學生會在會務自治的議題上仍然出現很大的分岐.身爲劊會者,我任期內的各項施政都是由零開始的創舉,須具備無畏的膽色.對我來說,在任期內爭取學生會加入香港專上聯會(學聯)是一項艱巨的工程.經過和校方長時間及多番的爭砌,終于成功在任內取得學聯會藉.加入學聯後,倡導我學生會參予社會活動,響應學聯的“中文運動”和在維多利亞公園參予“保衛釣魚臺”示威.我和學聯關係的基礎幷非單純在學運和會務上,查實使我津津樂道是回味爲學聯創立“旅游部”.事緣是,早期我在嶺南中學念書時結識了有一位住同一宿舍兼同班好友名叫歐文發.他和我有相同的嗜好和興趣-外文(法語),攝影,旅遊.中學畢業後歐文發轉讀浸會書院(現爲浸會大學)修讀傳理系.1970 年我倆同是大學二的那一年,學聯會員交誼部門委任我籌組成立非弁利性質的“旅遊部”.其宗旨是爲會員提供及舉辦假期廉價旅游團.我召了歐文發以浸會書院代表加入籌備小組幷爲部門命名爲“學聯旅游部”英文命名又不想太俗氣老套,如何定案真使人費盡思量.和歐商量後一致同意以英語和法語混合定名爲 “Students Travel Bureau” 簡稱 “STB”.“Bureau” 是法語,解作部門. 因此字够出位,終得到學聯會方順利通過幷采納了.旅游部的主管是由我和一位崇基書院的代表擔當,歐文發任助理.經悉心籌劃,是年暑假成功推出了第一團名爲“臺灣環島旅游 16 天”因旅游團是非弁利加以港臺雙方在交通及食宿安排上給予優惠,所以收費從廉,團費只是 600 元.第一團人數達 35 人,隨
61後還要添辦一團.本團是我和歐文發通過臺灣僑委會和香港華僑旅行社辦理團體入境簽證.此團來回是乘座客輪“臺灣號”于香港太古船塢附設的碼頭(今太古城位置)起航至臺灣基隆港.“臺灣號”是香港太古船務旗下 China Navigation Co. Ltd. 代理的客輪,航綫是往來香港臺灣基隆,因航程時間較短及票價廉宜,所以在 70 年代成爲了港人往來臺灣的主要交通工具.
62 圓山大飯店 是 70 年代臺北市的地標。飯店獨有的中國式宮殿外觀，具有强烈的視覺衝擊力。七彩畫梁、飛檐斗拱、丹朱圓柱、琉璃金瓦，內外造型雄偉瑰麗。 圓山大飯店中國宮殿式格局，概分爲正樓、金龍廳、翠鳳廳與麒麟廳等，各廳裝潢豪華典雅，後山是客房部，常爲國家接待外國元首之處，七彩畫梁、丹珠圓柱與金碧輝煌，遍懸各廳的畫飾與浮雕，如康人雪山圖、洞天山堂圖、清明上河圖，以及周公與禮作樂浮雕等，均屬出自名家手筆.臺北圓山大飯店
63東西橫貫公路或中部橫貫公路，簡稱中橫，是台灣第一條串聯東部與西部的公路系統，與南橫公路、北橫公路幷列爲台灣三大橫貫公路。中橫公路貫穿分隔台灣東岸與西岸的中央山脉，所經的地形相當多樣化，從平地直到三千多公尺高的合歡山，中間有隧道、河谷等開鑿，亦經過太魯閣國家公園梨山賓館是棟台灣的宮殿式旅館，海拔 1935 公尺，位于台中市和平區梨山裏中心地區.自 1959 年開始興建，1965 年落成完工，為梨山最早興建的旅館，也曾是蔣公行館之一，其古色古香的外觀已為中 橫地標。同時紅色的外觀建築特色與臺北圓山、高雄圓山皆出自同一位建築師之手，被稱爲台灣三大宮殿旅館，也是台灣最高的宮殿式旅館。魯閣幽峽 位于花蓮縣境內，是一條長 19 公里的大理石峽穀，被稱爲“世界級風光”.其中錐麓大斷峽，是全球聞名的全大理石斷崖，從崖腰公路俯視，深不可測，令人頭昏目 眩，人們用“螞蟻也爬不上去”來形容它的險峻。鵝鑾鼻位于臺灣最南端，園內珊瑚礁石灰岩地形遍布,巨礁林立,怪石嶙峋，特殊的珊瑚礁植物和熱帶海岸植物繁衍其間.鵝鑾鼻燈塔馳名國內外,系英國技師所設計,初建時常遭當地原住民侵擾,故塔基築有炮臺，圍墻上開鑿槍眼，墻外四周挖設壕溝，建成後曾派武裝士兵守衛，是世界上少見的武裝燈塔。內設大型四等旋轉透鏡電燈，爲全臺灣燈塔中最爲雄偉的一座.幷有「東亞之光」的美譽，現已被列爲史迹保存區.玉山積雪 台海的第一高峰玉山，海拔 3997 米，是東南沿海和東亞地區最高峰。冬季山頂現出雪花飄飄的北國風光，如逢晴天，陽光照耀，閃閃發光，遠望如一塊潔白的玉石。阿里山雲海 位于臺灣中西部的嘉義縣東北。這裏占木參天，四季常綠，多奇木异樹。紅檜是最珍負的木材。“阿里山神木”樹齡 3000 多年，高 52 米，最低處樹圍 23 米。“眠木大神木”高 48米，有 4100 多年歷史。“三代樹”是罕見的樹、樹中生樹、三代同堂。每年陽春三月，漫山遍野的野生櫻花、給阿里山群峰披上綠地紅花的盛裝。阿里山迷人的景色還有日出、雲海、晚霞。
64愛河 是一條位在臺灣高雄市境內的小型河川，也是臺灣少數以「河」爲名的河川，源于高雄市仁武區八卦寮，流經高雄市中心後于高雄港出海。經長期改造後，現已成為高雄市重要旅遊景點，尤其是河畔的夜景。曾在 2001 年和 2002 年兩次作為臺灣燈會主場地；也是之後高雄燈會藝術節的舉辦地點。除了固定的節慶，河畔也有常態性的街頭表演和舞臺表演。日月譚 位于合灣島的中心南投縣，被稱爲“天池”，是全省最大的天然湖泊。一個小島將湖分爲兩半，北半湖狀似日輪，稱日潭;南半湖狀似弦月，稱月潭，合稱爲日月潭。一年四季，晨昏晴雨，各有風韵。四周山脉環繞，點綴著許多事台樓閣，寺廟古塔，是臺灣著名的旅游勝地。1929 年嶺南大學萃社三子”在 20 世紀初的廣州，有三位杰出的人物被人稱作“1929 年萃社三子”，他們是劉龍鏘、曹耀和林堃 。 他們不僅同爲嶺南大學的畢業生，而且在廣州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中擔綱重要角色。劉龍鏘和曹耀之間的深厚友誼更是不爲人知的佳話，劉龍鏘甚至是曹耀戰前的證婚人。 而曹耀、劉龍鏘以及林堃三人的後代，至今仍保持著超過 70 年的緊密關係。讓我們追溯劉龍鏘的家庭，他與霍媛瑤**結婚後生下了四名子女，其中有兩位女兒成爲了備受尊敬的教育專家。 大女兒健瑜曾在劍橋大學畢業，不僅如此，她還醉心于教育事業，與友人共同創辦了“漢基國際學校”，百般助力香港的教育發展 。再看林堃，在 1932 年就創立了 CW 制漆廠，這家工廠後來在曹耀的幫助下進行了重組，成爲了香港的一大商業奇迹。 1985 年，CW 制漆廠被新安江資源有限公司收購，股價更是達到了每股 2,271 港元的驚人紀錄。從曹耀、劉龍鏘到林坤，他們不僅是個人的成功典範，更是廣東乃至整個中國的驕傲。 他們的故事，仿佛一幅幅歷史畫卷，令人回味**霍家是廣州的豪門家族，霍媛瑤太公曾經資助孫中山進行革命，幷且得到了孫中山贈送的總統座駕。霍芝庭是霍媛瑤家的父親，早年在兩廣擔任總督岑春的采購軍需品，後來與廣東的軍政要人如龍濟光、陳炯明和陳濟棠等相熟。在 1930 年代初，霍芝庭與澳門賭王傅老榕合作經營博彩業，壟斷了廣東省的官辦番攤攤位等，因此被稱爲\"廣州賭王\"。後來他收購了廣東銀行幷擔任行長，在省港澳地區擁有多棟別墅物業。然而，由于好友陳濟棠倒蔣失敗，霍家于是全家南遷到香港，三年後霍芝庭病逝。劉定成是霍家的兒子，他繼承了父親和已故的叔叔劉耀邦的遺産，因此一直不愁吃穿，過著游戲人間的生活。然而，劉的兄姐都是有專業知識的專業人士。長兄劉宇是香港大學醫學系畢業的著名兒科醫生。大姐健瑜則是劍橋大學畢業的，在 1967 年嫁給了傅老榕的兒子、律師傅蔭興。健瑜熱衷于
65教育事業，在 1983 年與朋友共同創辦了\"HK International School\"，至今仍擔任校董。二姐淑瑜也從事教育工作，在 1970 年創辦了\"International English Kindergarten\"，這是一所雇傭外籍教師教授英語的幼兒園。劉的外甥女傅潔恩是香港著名芭蕾舞者，她的弟弟傅厚民是劍橋大學建築系碩士畢業後從事室內設計，是城中的鑽石王老五。傅老榕的孫女婿、電視藝人歐陽震華也是霍家的一員。----------------------------------------------------------------------------------------保險業老行尊: 劉奇喆曾在 94-96 年出任潮州商會會長的保險業老行尊劉奇哲（Sebastian Lau，喆讀音為哲，1930-2024）最近過身。劉老係一位對後輩非常提携慨「阿席」（潮州話阿叔），潮商會的青年委員會便是他做會長任內設立使商會年青化，而據「公職王」陳智思透露，98 年立法會首設保險功能組別時本來論輩份應係由當時係佢上司慨劉老出選，但劉老推當時只 33 歲嘅佢上陣，而劉老自亞洲保險（Asia Insurance)在 59 年成立到 14 年退休爲係「架己冷」的陳家三代效力 55 年可以稱得上 Bernard 的「太傅」，上圖係亞洲保險早年董事會上他（左一）和 Bernard 阿爺陳弼臣及老豆陳有慶和基匯資本吳氏昆仲阿爺吳祥川，金屬巨子蔡章閣及銀行家劉望岳合照。祖籍潮安在港出生的劉老 49 年自華仁畢業後去菲律賓讀航空工程，但 54 年投身保險業在當地華資的中華保險（Malayan Insurance)做 underwriter，59 年盤穀銀行陳弼臣在港開亞洲保險請他加盟，最初靠股東關係專做潮州幫及福建幫産險生意，在劉老當總經理主持下發展成香港領先的華資保險公司之一，72 年上市其後曾引入美國 Diners Club 母公司 Continental 及日本千代田保險爲股東，90 年和陳家的香港商業銀行合幷成亞洲金融集團，不過銀行業務售在 06 年已售予大馬大眾，目前公司市值33 egg（潮州話億的發音）。做過東華總理的劉老得其表弟李廷强在出文後補充原來係早年做過保良局及東華總理的潮籍富商李香穀慨外孫，而查舊報原來他亦結過兩次婚，首任岳父徐亞輝爲 36 年柏林奧運足球賽中國隊中衛，來自香港的隊員包括守門員包家平，前鋒的球王李惠堂和馮景 61 年娶首任太太徐咏香時結婚照，二人育有一子亞洲保險是一家成立于 1959 年的香港保險公司，由陳弼臣先生**創辦。它是香港成功且具領導地位的本地一般保險公司之一，擁有豐厚的財務實力，包括雄厚的資本、良好的現金流動性和標準普爾「A」的財政實力和主體信用評級。亞洲保險提供個人保險、商業保險和特殊保險等多種服務，幷在中國等地區擁有廣泛的業務合作夥伴和成功的合資企業
66**在泰國華人商界之中，陳弼臣這個名字廣爲人熟悉，他是第一代前往泰國發展的潮州商人，因應時代變遷而創立了盤穀銀行。如今，盤穀銀行是泰國首間國家級的銀行，他與兒子陳有漢，都曾獲選爲世界杰出銀行家。提起泰國盤穀銀行創辦人陳弼臣家族，香港人可能認識不深，但老一輩的華人、特別是潮州人，對陳弼臣家族的創業故事，都耳熟能詳。他的其中一個孫兒在香港政界十分有名，正是行政會議的召集人陳智思。劉奇喆（Sebastian Lau）是一位在香港保險業界有著卓越成就的人物。讓我們來看看他的一些重要職位和經歷：亞洲金融控股有限公司（Asia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劉奇喆曾擔任該公司的執行董事（Executive Director）他在 1990 年 10 月 19 日至 2007 年 3 月 28 日期間擔任該職位，期間總回報率達到了 106.89%亞洲保險有限公司（Asia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劉奇哲曾擔任該公司的主席（Chairman）此外，劉奇喆還在香港商業銀行（Public Bank (Hong Kong) Limited）擔任董事（Director）。他的豐富經驗和對後輩的提攜使他成為業界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生充滿了成就和貢獻，我們對他的離世感到惋惜。劉奇喆，香港保險業界的尊敬人物，亦以此名廣為人知。他曾於 1994 年至 1996 年期間出任潮州商會會長，積極指導後輩，因而獲得「阿席」（潮州話中的指導老師之意）之稱譽。劉氏在振興潮州商會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是透過成立青年委員會。劉奇喆出生于香港，祖籍潮安，于 1949 年在華仁書院畢業後前往菲律賓學習航空工程。1954 年，他進入保險行業，在中華保險擔任承保員，這是一家華資公司。1959 年應邀加入亞洲保險，由盤穀銀行的陳弼臣邀請，專注于爲潮州和福建社區提供財産保險，逐漸將該公司打造成香港領先的華資保險公司。劉氏在職業生涯中，主導了許多重要里程碑，例如 1972 年亞洲保險上市，隨後引入來自美國的康乃馨公司和來自日本的千代田保險等大股東。1990 年，亞洲保險與陳家擁有的香港商業銀行合幷，組成亞洲金融集團。劉氏豐富的經驗和貢獻使他成為業界的關鍵人物。
67除了在亞洲保險擔任職位外，劉奇喆還于 1990 年 10 月 19 日至 2007 年 3 月 28 日期間在亞洲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擔任執行董事，實現總回報率達 106.89%。此外，他還擔任亞洲保險公司主席和香港公衆銀行有限公司董事，展示了他在金融領域的廣泛參與。劉奇喆在香港保險業界取得了卓越成就幷發揮了指導作用，他于 2024 年最近去世，留下了值得崇敬的遺産。從商又從政的陳智思(綜合報道)(星島日報報道)既從商又從政的陳智思自言，其工作生涯的轉捩點，是 1998 年代表保險界參選立法會議員，回想那些年原本要出戰的，其實是其當年上司、亞洲保險行政總裁劉奇喆，但上司無心戀戰，找他代爲參選，結果戰勝歸來。由于他對保險業只是門外漢，所以唯有找軍師從旁協助。 陳智思憶述當年，由于劉奇喆在保險界頗有知名度，業界遂冀劉代表華資保險公司，參選立法會議員。不過，劉以年紀大及不懂政治爲由，拒絕參選，于是叫他這黃毛小子嘗試出戰。「我初初都好反抗，我都不懂政治，連保險也不懂，我又如何代表保險界呢？所以最初沒興趣參選。」 軍師親授保險「速成班」 數月後，他覺得反正沒有甚麽損失，故最終决定競選議員，加上當時存著一種心態，參選是最佳的速成班，可逼自己加快認識保險業及認識更多人。面對另外 3 名經驗老到的競爭對手，哪會想到自己會勝出；但結果出乎所料，他竟贏了這場選舉。陳智思謙稱，這全是僥倖。他勝出後才感覺到大件事，事關他對保險業一竅不通，人家却當自己是保險專家。幸好當時整個業界都幫助他，他的人際網絡就從那時建立起來，亦是他所謂人生一個轉捩點。 陳智思雖已不再是立法會議員，但在任 10 年期間，他有個好軍師從旁協助，就是其下屬、亞洲保險行政總裁王覺豪。他記得當選立法會議員不久，被邀到電台現場開咪解答問題，唯有硬著頭皮，與王覺豪同去，幸好當天只有兩條問題，不過都是要由王覺豪「寫紙仔畀答案我」作答。 沙士一役有驚無險 他又記起，10年間經歷了多宗天灾人禍，且史無前例，包括港人難以忘懷的沙士爆發。當時很多私家醫院都很驚恐，因沒有保險公司願意替它們承保，如此則無法繼續營業。作為保險界議員，政府當然問他如何解決，自己心想「怎知如何是好呢？」于是再找軍師王覺豪，發現原來私家醫院承受風險其實不大，因爲凡有疑似沙士個案，都會轉送公立醫院，只是保險公司多屬外資，受制總部，不願承保，最後由亞洲保險及另外一兩家本地保險公司，接受私院投保解决了事件。 財經“亞洲百慕達三角”(Asian Bermuda Triangle) ?
68貨輪離奇失踪，貨物保賠亞洲保險公司: 老總劉奇喆巧妙的的安排 備受讚賞一艘重達 1,521 噸名爲“Eastern Minicon”的集裝箱貨輪由香港出發前住菲律賓馬尼拉.該貨輪是香港的東源大地有限公司 (Eastern Worldwide Company,Ltd.) 所有.我在大和銀行有一經營出入口業務的客戶華通公司經常是委托東源大地付運至菲貨物.1980 年臨近農曆新春,2 月 11 日(即農曆年廾五),華通公司把一批總值 200 萬港元的貨物(罐頭食物,日常用品等) 委托東源大地載上“Eastern Minicon”幷于 14 日啓航運往馬尼拉.華通同時齊備相關文件包括提單,發票,包裝清單等幷整理送來大和銀行以押匯托收(Bills for Collection)方式處理. 因發票顯示的貨值是 CIF 計算(含保險費用), 華通的王老闆便授意我向相熟的亞洲保險公司投保該批貨物的水險(Marine Insurance).2月 14 日(即農曆年廾八)我收妥所有文件(包括亞洲保險交來的保單)幷以空郵寄往馬尼拉的托收銀行.很突然,當天下午我接了一個由亞洲保險黃經理打來電話告訴我香港天文臺報告馬尼拉對開之中國海海域天氣正轉壞,該一帶未來一兩天會釀成飓鳳,Eastern Minicon 會碰個正著,可能會遢險,因該船在農曆年初二(唧 2 月 17 日)才可抵達馬尼拉港.我從黃經理的語氣中可得知他很感到無奈,因他的公司己承保了船上的貨物.經過三天的春節假期後,2 月 19 日(農曆年初四)照常辦公.我到華通公司向王先生拜年幷就付運之事作了進一步瞭解.王先生向我說“菲方進口商今天早上跟我溝通過,東源大地在馬尼拉的代理 Eastern Shipping Lines Inc.說Eastern Minicon 自 2 月 16 日晚上 9 時 50 分起已聯絡不上.馬尼拉海事處也派海岸救援隊和偵察機到海域搜索,但無所獲.恐怕凶多吉少”我聽罷,便著王先生怏向亞洲保險公司報告幷查詢相關索償 程序..過了幾天, 我親自到亞洲保險瞭解幷得劉總接見.我跟亞洲保險的關係一向保持良好, 我和劉總也相識多年,所以就貨物可能損失引致索償作出的安排的議題上作了坦誠的商討.劉總向我反映了公司立場,基於 Eastern Minicon 現階段仍下落不明,各方也正在展開積極調查.世界權威性的船舶及海事情報機構London Lloyd 未作出結果報告前,公司在這階段未可對華通公司作出賠償.
69因貨物水險是要根據貨物受損報告作出賠償的.若然 Lloyds 在未來六個月仍未能查出貨輪下落,受保貨物才可確定爲全毀(Total Loss),保險公司就照保單列明的全保(AllRisks)條款進行賠償,但基于彼此關係良好,亞洲保險先行以免息貸款形式支付 200 萬港元予華通公司,待 Lloyd 發布結果及保賠成立時才把貸款轉作保賠. 這個確實是一個可接受及妥善的安排.華通公司欣然接受了這個安排幷對我的參予和協助表達謝意.Eastern Minicon 行踪杳然,經多月尋踪覓迹仍苦無結果.華通公司的索賠最終也正式成立了,但貨輪失踪真令人費解.事件對亞洲航運界繼而就船舶在肇事海域失事掀起了很多揣測,衆說紛紜,莫衷一是.貨輪失踪後一個月,3 月 16 日馬尼拉報章 Sunday Times Journal 報導有關消息幷對貨輪肇事區域作出論述.原來該一帶素有 “亞洲百慕達三角”(Asian Bermuda Triangle)之稱.歷年來也有船舶在該水域無故失踪,將其與聞名中外的大西洋“百慕達三角”神秘之說相提幷論.(有說百慕達三角範圍時有飛機和輪船無故失踪)以下互聯網利可作參考 :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10/11/2010110520261236.pdf所謂 “百慕達三角”是位于大西洋上,從美國佛羅裏達州南端向下沿伸,再由英屬百慕達群島；美屬波多黎各群島這三個點所串起的三角形海域，即是大家所熟知的百慕達三角 (Bermuda Triangle).由於此區從 19 世紀以來接連發生了許多離奇的失踪案件和違反物理定律的奇异現象,讓我感到不可思議！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上網搜尋了許多有關百慕達三角的離奇事件，也確實獲得了許多新的資訊！然而這些事件卻鮮少有人能加以佐證；或是提出具有說服力的科學說法，甚者有人主張這些離奇失蹤或災難事件有超過八成以上都是人為捏造；以訛傳訛的故事.是故，我以客觀的角度去看待這些事件,並在屏除所有的個人觀點後循著有科學根據的線索加以論述.據記載,發生於百慕達的失蹤事件在其說法大至都具有以下特徵,包含無法尋獲殘骸,雷達突然失去訊號,無線電對話嘎然終止......等.然而這些說法都是含糊不清的帶過整起事件，鼓吹者面對質疑時就將這些現象與時空隧道、神秘力量牽制或是外星人綁架扯在一起，但對其過程仍未能詳實交代。試想上述的這些現像是多少科學家汲汲營營想突破的或想調查的？倘若這些現象真如此頻繁的發生，該海域或其附近群島豈不會聚集多方學者深入研究嗎？有鑒于此我搜尋了許多反駁者的論點與資料，對照著有科學根據的事實希望能給這些所謂的神秘事件一個合理的解釋.筆者根據數年所得資料,Eastern Minicon 的船東是香港東源大地有限公司在馬尼拉的附屬公司 Eastern Shipping Lines Inc.1980 年 2 月 14 日當天滿載著貨物由香港出發前往馬尼拉,幷予計在 2 月 17 日可達馬尼拉港口.該航次的船長是菲律賓藉船長 Capt.Julio Lucero.船上載著 30 個菲藉的船員.據知,Capt. Lucero 和所有船員都是受聘于 Eastern Shipping Lines Inc.薪金是按每來回航次(馬尼拉-香港-馬尼拉)結束才結算而他們的雇傭合約是按每來回航次獨立簽署.他們即非長期雇用的.據報,2 月 16 日那天,中國海海面接近菲律賓呂宋島以西一帶因受了幾天熱帶氣旋影響形成强大鳳暴,海面鳳高浪急.貨輪 Eastern Minicon 剛正航致該處.當天,面對巨大鳳浪,可能隨時遇險的船長Capt.Lucero 心知不妙,從早上 7 時至晚上 9 時 50 分(格林威治時間),從船上先後發了以下三個緊急電報
70(全文如下)致馬尼拉的 Eastern Shipping Lines Inc.告急,要求對方行設法救援,但不得要領.此後便失了聯絡.1/ February l6,1980 0700 GMTREGRET TO INFORM YOU ENCOUNTERED BOISTEROUS WEATHER WITH STRONGNORTHEASTERLY WINDS WITH GAIL FORCE CAUSING THE VESSEL ROLLING ANDPITCHING VIOLENTLY VESSEL NOW INCLINING 15 TO 20 DEGREES PORT FEARING MIGHTJETTISON CARGO ON DECK IF EVERYTHING COME TO WORSE SITUATION HOWEVERTRYING UTMOST BEST TO FACILITATE EVERYTHING IN ORDER STOP NO FIX POSITIONSFROM NOON 15th UP TO 0600 HRS TO DATE NEED ASSISTANCE APPROXIMATE DRPOSITIONS AT 0600 HRS 10TH WITHIN THE VICINITY LATITUDE 20-02, ON LONGTITUDE110-02, OE COURSE 120 DEGREES REGARDS ..譯: 巨大風浪使船身傾斜 15-20 度.恐怕要把貨物拋弃以使船舶矯正.求助…2 / February l6/80 1530 GMTVIA INTERCOMEMICONEAST SHIP MANILARYC NOTED ACCORDINGLY SINCE WASTE PAPER CARGO ON PORT SIDE AND HAD BEENWASH OUT VESSEL AGAIN LISTING ON STARBOARD SIDE REGRET WE HAVE TO JETTISONSTARBOARD SIDE WASTE PAPER CARGO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VESSEL NOWALMOST BACK TO NORMAL POSITION HOWEVER VESSEL STILL LABORING VIOLENTLYREGARDSLUCERO譯: 船上廢紙貨物因被浪衝擊移向船身–方以致船身傾則.己把廢紙拋下海以使船身處于平衡狀態…3/ FEBRUARY 16/80 2150 HRSGMTNEED IMMEDIATE ASSISTANCE POSITION 19-35 N 116-40 E SEAWATER ENTERING INSIDEHATCH VESSEL INCLINING 15 TO 20 DEGREES PORT IF POSSIBLE SEND IMMEDIATEASSISTANCE VESSEL IN DANGER PREPARING TO ABANDON ANYTIME MASTER譯: 需協助. 現處北緯 19-25 東經 116-40. 船身傾斜度 15-20.情况危急幷準備弃船.速派船救援…馬尼拉之船東收到以上求救訊息後,便馬上通知菲律賓海岸防衛隊作搜救行動同時也配合了克拉克美國空軍基地 (Clark Air Base). 船東也將相關求救訊息發放給所有航行香港至馬尼拉航綫之船舶留意可能生還者和 Eastern Minicon 之殘骸… 經各方傾力搜查,仍無結果.後來倫敦勞合社保險公司(London Lloyds)經專業評估機構證實貨輪失踪.船東遂支付死亡苦恤金及該一航次之薪金予所有船員家屬.惟船長 Capt.Julio Lucero 的遺孀 Josephine Lucero 不肯接受幷向馬尼拉法院申請訴訟,宣稱其夫仍生存.她的論點爲其夫尚未完成該航次,對貨輪失踪之倫敦勞合社保險公司的專家報告概不承認,她的著眼點是船東和其夫的雇傭合約中的條文“his engagement terminates upon the
71return of the vessel at the Port of Manila.”,不管貨輪是否失踪,其夫實在未返馬尼拉.因此 Josephine Lucero 向船東追討的是其夫 4 年的薪金.她引用了當地法例 Article 391(l) of the Civil Code --4 年失踪則裁定死亡.訴訟部份內容:Acting on these radio messages, the Company, respondent below, took the following steps:RESPONDENT informed of the grave situation, immediately reported the matter to the Philippine Coast Guard for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and the same was coordinated with the U.S. Air Force based at Clark Air Base. Respondent also released radio messages to all vessels passing the Hongkong/Manila route requesting them to be very cautious and vigilant for possible survivors and to scan the area whether there are signs of debris from the ill-fated vessel \"EASTERN MINICON\" which has foundered In the meantime, two (2) vessels of the respondent were also dispatched to the area last reported by the Master for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but the collective efforts of all parties concerned yielded negative results, (p. 79, Rollo)Subsequently, the Lloyds of London, insurer of the M/V Eastern Minicon through its surveyors, confirmed the loss of the vessel. Thereafter, the Company paid the corresponding death benefits to the heirs of the crew members, except respondent Josephine Lucero, who refused to accept the same.亞洲楞嚴三國百慕達三角手塚大 151 敦名為 1980 年臨近農曆新春 2 月 11 號即農曆年 25 華通公司擺一批總值 200 萬慨講完慨貨物入面有罐頭食物同埋日常用品委托東源大地在上幷于 14 日睇行前往曼尼拉--------------------------------------------------------------------------------------------------------------香港地方志中心--陳智思出任主席2019 年 8 月，團結香港基金牽頭成立香港地方志中心（Hong Kong Chronicles Institute），組建由學界、商界、專業界及政府代表組成的 27 人理事會。董建華擔任理事會主席，林鄭月娥、駱惠寧擔任名譽贊助人，《香港志》主編爲丁新豹、劉智鵬及劉蜀永。香港地方志中心設立執行委員會，陳智思出任主席。執行委員會下設編審委員會，編審委員會由 28 位香港學者組成，負責審閱《香港志》內容。李焯芬擔任編審委員會首席召集人。香港地方志中心承傳中華民族編修地方志的優良傳統，肩負編纂首部《香港志》的歷史使命。《香港志》以史爲據，全面記載和整理香港自然地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人物的數據，記錄社會變遷，梳理歷史脉絡，達至存史、資政和育人的宗旨。項目於 2019 年開展，計劃於 2027 年完成第一輪修志工作。根代表源頭，尋根正是《香港志》的意義，亦是每個香港人需要認識的歷史根源。樹根也具備支撑樹幹，吸收、保存和輸送養分功能，就如香港地方志中心由編撰、保存到推廣本港歷史，是支持香港不斷發展的重要來源。標志以中式圖章演繹樹根，當中包含「香港」二字，除了彰顯中華文化美感外，亦標志出資料的權威性。
72019 年 9 月，首册《香港志》正式開始編修。首册《香港志》名爲《總述 大事記》，共 774 頁，記述新石器時代至 2017 年 7 月 1 日的香港歷史，當中羅列了六千多件香港大事。不過《總述 大事記》沒有提及曉士兵團，但是詳細描述東江縱隊；只用 52 字描述林彬被炸死，也沒有提到香港機場核心計劃，幷且將雨傘革命稱之爲“違法占領中環運動”。2020 年 12 月底，首册《香港志》中文版由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2021 年 1 月 4 日起，首册《香港志》在聯合出版集團旗下書店發售。2022 年 7 月 27 日，首册《香港志》英文版出版 筆者與陳智思先生~論訪談地方志中心口述歷史香港的口述歷史是一種重要的文化遺産，它通過錄音和錄影的方式記錄了各行各業重要人物的生活經驗和觀察。這些記錄不僅爲文獻提供了參考佐證，還建立了記錄香港過去數十年歷史變遷和記憶的寶庫。香港地方志中心進行的口述歷史訪問，經研究人員整理爲書面語文字稿，幷以附注的方式補充訪問部分內容背景資料的不足。此外，《香港志》的大事記也是一個豐富的資源，它記錄了從新石器時代到 2017 年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活動，涵蓋了 51 類主題中的大事、要事、特事和新事，是研究香港歷史的重要參考.“口述歷史記逸” (筆者在地方志中心接受訪談後，中心對口述歷史發表的論述如下)歷史常常會愚弄人，記憶也不總是真。因此，若條件許可的話，口述歷史的確是一種保存珍貴資料、拾遺正史的好方法。早前在中心做口述歷史，應邀到訪的曹家道先生──海外信托銀行創辦人曹耀的養子──就披露了一些當年報道未有被及的重要資料，令一般市民記憶中的「錯體事件」得以修正。1985 年海外信托銀行停業時，筆者年紀尚小，印象中只有一幕幕存戶仿徨的臉以及「輸身家」長輩哀嘆的口水花，因而深深地留下「銀行連累很多小市民」的印象。然而，當曹家道踏進中心會議室，娓娓道出銀行因「支票輪」倒閉、曹耀一生心血付諸流水的事件經過，歷史面貌才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逐步呈現眼前。
73「萬一某天（肇事者）不夠資金，支票輪就會斷，那就叫斷纜。誰會損失？就是銀行。」曹家道憶述：「政府暫管海外信托銀行，暫停股票交易，現金存戶不變。」雖然事前已有充分資料搜集，但訪問內容仍頗令筆者錯愕──銀行是受害者，而不僅僅是肇事者？政府接管銀行，哀嘆「輸身家」的長輩沒有真的破財？ ──記憶與陳述之間出現落差，如何取捨頗費思量。筆者想起一些學者對于口述歷史的質疑──某程度上，口述歷史正是史學家最忌諱的「孤證」、僅憑一張嘴說話的「一家之言」。因此，有些學者甚至認爲應該徹底放弃口述歷史，以免令史料的真實性受到「污染」。不過，在今次經驗裡，反過來卻令筆者發現口述歷史無法抹煞的價值。首先，有疑問才有真相。哪管矛盾也好、錯體也好，「疑問」都是一把通向「真實」大門的鑰匙。修志述史就像是打擂臺──不戰而勝，「唔打就唔輸」固然輕鬆愉快；但努力挑戰名為「疑問」的對手，縱然無果，亦雖敗猶榮。其次，是填補資訊、拾遺原貌。筆者同年代的朋友幾乎都認定「海外信托銀行存戶輸掉所有本金」，這是否代表當年報道錯漏？非也。反之，真相早已擺在眼前──「港府接收海外信託 週一重新恢復營業」。此中的落差，原因就在於當年資訊載體寶貴，後續報道往往篇幅既少且短，更不會有什麼花絮報道、新聞追蹤。過氣新聞加上無人損失，結果在珍貴的報章版面上就只落得簡訊待遇，而普通市民當年也是「標題黨」，輕舟一過烟消雲散，最終變成第一印象主導，不管對錯都已是群衆腦海中的「集體真相」。口述歷史，正好重整這部分真貌，修正缺失。再者，口述歷史也帶來一種「身歷其境」的現場感──既不是書蠹們的引經據典，也不是塘邊鶴的信口開河，而是實實在在參與歷史的第一手見證。舉例說，對于純粹只是翻閱資料的修志人員來說，曹耀不過是「著名銀行家」五字即可概括的紙上名人。惟在訪問中，曹家道每次提及都尊稱「曹耀先生」。「我爲什麽不叫『爸爸』，而叫『曹耀先生』呢？那是因為我不敢當，因為他是一個很值得尊敬的人。」這種情感資料，史筆難以記載，但卻觸動人心。透過第一人身份的自然流露，硬綁綁的歷史因而變得更人性化、更親切可喜──畢竟，歷史就是人的故事。作者：林鳳萍（編輯）上載日期：2022 年 5 月 16 日：----------------------------------------------------------------------------------------------------------------一家從傳統家族手中走向現代化管理的故事：1978 年，一家充滿傳統氣息的銀行，香港華人銀行，被一個充滿活力的巨頭海外信託銀行收購。 它曾是周錫年這位耀眼星星在 1955 年創立的銀行瑰寶，他的兒子，周啓賢，深諳家族的保守風格，成功地將它維持在一條穩定的軌道上。 但當繼承人多于業務機會時，周家選擇了售賣給了主動求變的海托，幷由曹先生接任董事長，開啓了新的篇章。
74曹耀的離世和葉椿齡外匯支票案等一系列事件，標志著一段往事的結束。 就這樣，在 1984 年 10月，華人銀行轉手給了李文正的力寶集.海外信託銀行億萬騙案:- 調查實錄1979 年起涉案商人與海託高層達成協議，將其財務公司收到的美元支票售予海託。及後，商人發展至自行開出美元支票，透過海托以「支票輪」手法套取現金，用于炒賣黃金及投資賭場1982 年 2 月至 3 月「支票輪」逐漸崩潰，海托所持「空頭」支票面額高達六千六百八十萬美元1982 年 2 月起海託高層知悉商人無法償還債項，竟與商人串謀虛構借貸透支，造假賬以掩飾銀行虧損1985 年 6 月 6 日海託董事局向外宣告，海托嚴重周轉不靈，面臨倒閉1985 年 6 月 7 日政府正式接管海託，當時海託能查證的壞賬已近九千萬美元1985 年 6 月起政府注資三十億港元挽救海託，幷委派警務處商業調查科聯同專業會計師調查海托倒閉原因1986 年 3 月調查顯示海託倒閉疑牽涉嚴重貪污及訛騙罪行，政府遂著令廉署加入調查，與警方組成聯合專案小組1986 年 5 月 2 日
75專案小組與美國聯邦調查局合作，分別于美國三藩市拘捕涉案商人及于洛杉磯拘海託前主席1986 年 5 月 7 日商人被引渡回港待查及候審1986 年 7 月海託前常務董事承認控罪，被判囚三年；後轉爲污點證人1986 年 9 月海託前首席總經理承認控罪，被判囚三年，上訴後减刑期至兩年1986 年 11 月海託前高級總經理承認控罪，被判囚四年1987 年 5 月商人承認控罪，被判囚八年，上訴後減至六年; 另海托案最後一名被告海托前主席被引渡回港後亦承認控罪，被判囚兩年。全案完結雖然海托是私人銀行，政府也不會讓它倒閉，不但即時注資，令銀行恢復運作，更不惜人力物力，將不法之徒繩之於法，可見政府維護香港銀行業健全發展的決心。」海托案中，在幕後輔助專案小組進行調查的何家駒會計師說。何家駒協助政府做過不少商業調查的案件，却對海托案的印象特別深刻。與專案小組在海托總部共事的十多個月裏，他見證到調查的複雜性和規模之大，也看到私人機構如果在一個封閉而缺乏監管的機制下運作，管理層誠信出現問題，將會對該機構、業界及社會造成極大損害。時至今日，回頭一看，香港經歷多次經濟危機，銀行體系仍絲毫沒有動搖，正是政府監管得力的結果。何家駒說海托案是他事業上一宗極之難忘的事件。海託案是他第三宗參予協助調查的廉署案件。這項工作不但令他接觸到很多極之敏感的資料，要即時按官方保密法作出宣誓，亦是他事業上唯一一宗要被借調替政府全職工作十八個月的個案。一九八五年六月六日，海外信托銀行高層突然向外宣布，海托因嚴重周轉不靈，資不抵債，面臨倒閉。政府恐其倒閉會動搖市民及投資者對本港銀行業的信心，遂于翌日立即接管海托。當時海托單是已知的壞賬已高達八千九百五十萬美元（即近七億港元）。全港第三大華資銀行出現嚴重虧損，必定別有內情，所以政府除注資挽救海托外，還委派了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及聘請專業會計師，徹查海托倒閉原因。及後，由于調查初步結果顯示該銀行倒閉疑涉嚴重貪污及詐騙罪行，政府遂于八六年三月著令廉政公署加入調查，與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組成三十人的聯合專案小組，聯同十多名專業會計師，爲方
76便調查，駐于灣仔海托總部六樓銀行高層辦公室，展開了長達十六個月的深入調借貸入手 尋獲破案線索一項五千萬美元的借貸，竟然可在毫無擔保及抵押的情况下借給斯裏蘭卡一間新成立的公司？而類似的大額借貸還發生于香港海外信托銀行在澳門、波斯灣、倫敦和三藩市的分行。看到這些借貸文件，負責協助調查的會計師終于可以鬆一口氣。這隊由安永會計師行派出的專才，多月來埋首于堆積如山的文件海中，爲的便是要找出海托倒閉的「死因」。這些「异常」借貸文件終于提供了海托詐騙案的破案綫索。能够偵破海托詐騙案，會計師在幕後擔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的專業判斷，令負責查案的廉署和警務人員能够在極短時間搜集得足够證據，把主要涉案人士一一繩之于法。海托案是首宗結合了廉署、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和專業會計師行合力調查的案件。當年領導警廉專案小組的郭文緯，及後擢升爲領導廉署執行處的首長。回想當年的破案經過，郭文緯仍然記憶猶新。主犯潛逃 追捕行動刻不容緩郭文緯說海托案原由警方調查，後來由于案件涉及嚴重的貪污指控，廉署因此受命加入調查行列。警廉專案小組成立于一九八六年三月，旋即收到可靠情報，指涉案商人及海托主席潜逃美國，而該商人即將會逃往另一中美洲國家。由於商人曾任該國榮譽領事，香港與該國又無引渡協議，如果專案小組不立即採取行動，商人可能從此一去不返。然而，調查才剛開始，專案小組仍未掌握到充分證據，又怎可貿然冒險採取行動呢？作出决定後，專案小組立即聯絡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以確定目標人物的行蹤。不過，須在四十五天引渡期限內搜集證據的極大壓力亦已籠罩專案小組各成員。兩天見六十證人, 三周完成搜證郭文緯說海托案的犯案手法事實上幷非很聰明，但破案的難度在于要在數以萬份計的文件中找出最關鍵的證據和覓得證人核證。因此小組捨弃傳統偵查每一項壞賬的方法，改爲揀選最有機會令涉案人士繩之于法的大額借貸，集中調查。而針對缺乏人證的問題，小組更進行了大規模會見證人行動。總動員在兩天內會見了六十多名商人及海托職員、前職員幷其他有關人士，核實文件上的重重疑點。工作細緻的程度是一張支票的簽發、貼現、入賬、歸類、存檔等步驟均逐一查證，要找來協助核實支票的人士達廿多名，所花時間可想而知。當時負責領導會計師協助調查的何家駒會計師說：「若不收窄範圍作針對性的調查，便難以找出問題核心。所以後來我們决定集中調查海托的大額商業貸款，便陸續發現多宗由二千至五千萬美元不等的可疑借貸。一直追查下去，好像砌拼圖一般，從文件中拼合出案件的輪廓來。」首設居留綫人 套取重要證供雖然專案小組采取收窄打擊面的策略，但調查工作事實上絕不容易。爲了套取更多證據，郭文緯說專案小組更首次申請將已成爲污點證人的銀行董事帶返廉署拘留中心，以居留綫人的身分提供重要
77內幕資料。與此同時，小組成員在港美兩地穿梭，接見了數以百計的證人，又進行多次搜查行動，絕不放過每一個搜集有力證據的機會。專案小組成員三周不眠不休，終于整理出廿三册、共逾一萬二千頁的文件證據，在限期內由警廉人員親自運送到美國司法部作爲引渡根據。這份引渡文件，更被當時美國司法部譽為美國政府有史以來收到最龐大及完備的文件。海託支票輪(Cheque Kiting)事件和華資銀行大“執位”在 80 年代發生問題的“問題銀行”，恒隆是第一間, 海外信托是最大的 一間.海外信托銀行成立于 1956 年,由來自大馬的富商張明添牽頭,邀請香港銀行家曹耀等港商組成.該行于1972 年上市.1976 年,在灣仔興建 30 層高的總行大厦.到 70 年代未,員工過千,資産近 30 億港元.到被港府接管前,該行控有工商銀行,大捷財務公司,共擁有 43 間本地分行,8 間海外分行.1982 年 3 月,張明添逝世,家族外的黃長贊接任董事長,其子張承忠繼任常務董事長.在張明添逝世前，海托銀行高 層就頻頻作調整.這不外乎是兩大原因,一是經營出了問題,二是確保張氏家族穩坐海托江山..海托的問題于 1985 年 6 月 6 日暴露.是日,港府財政司突然發表聲明宣布海托銀行無法償還債務,停業兩天.銀行監理專員亦發表聲明,事件不會波及其他銀行,港府已采取相應措施.當晚,警方在機場扣留數名携帶百萬巨款,欲逃離香港的海托高層人士,包括張明添之妻,代董事長吳嬋蕊以及其子張承忠(常務董事長)等人.翌日,恒生指數暴跌 87 點,跌幅之大,可見海托事件影響之甚,業界稱其爲“海托震蕩.據傳媒報道,導致事件的直接原因是 1981—1982 年間,海托一筆數億元 貸款的壞帳.這些年來,海托高層人員頻頻調動,流失挪用的資金近 40 億港元.可見海托的管理在曹耀和張明添去世不久已呈現混亂,同時也暴露了銀行監理機構的疏漏.亡羊補牢,防患于未然,港府針對新冒出的問題,再次修訂銀行條例,加强監理工作.事件的起因1979 年,多明尼加財務公司主席葉樁齡與海外信托銀行高層達成協議,將其財務公司收到的美元支票售予海託,而銀行高層容許該商人以支票輪(Cheque Kiting)套現.直到 1982 年,商人因爲周轉不靈,令支票輪崩潰.之後銀行高層及商人遂串謀以虛假借貸,掩飾因支票輪造成的虧損.最後因虧損太大,無法再掩飾落去,結果海托面臨結業邊緣,也揭開了海外信托銀行事件的序幕.1985 年 6 月 6 日,海外信託銀行高層突然宣佈,海外信托銀行因爲假帳引起嚴重資金周轉不靈，及資不抵債而面臨倒閉.當時的政府恐怕海外信託銀行的倒閉會動搖市民及投資者對本地銀行業的信心,下令海外信託銀行暫時停業.同年 6 月 7 日,立法局召開特別會議,三讀通過特別法例,由政府動用三十億元外匯基金接管海外信托銀行,當時海外信託銀行的壞帳高達 8950 萬美元(即近 7 億港元).政府又隨即委任新董事局入主海外信托銀行.2 日後,海託恢復正常營業.
78政府在注資海托的同時,亦委派了香港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及聘請專業會計師,徹查海外信託銀行倒閉的原因.1986 年 3 月,政府要求香港廉政公署聯同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組成 30 人的聯合專案小組,加上專業會計師,在灣仔的海外信託銀行大廈六樓的海外信託銀行總部銀行高層辦公室,展開長達 14 個月的深入調查.案件於 1987 年 5 月中審結,涉案人士被判入獄 2 至 6 年不等。本事件令該銀行的創辦人兼本港著名銀行家曹耀先生的一生心血付諸流水.幸好我在早期已離開該行,不受本事件牽涉.政府出售海托與海托幷入星展 :1993 年 7 月,政府以 44.57 億港元出售.於 1985 年 6 月接管的海外信托銀行予國浩集團附屬的道亨銀行.星展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於 2001 年 4 月向香港的國浩集團收購了香港的道亨銀行集團,包括旗下的道亨銀行及海外信托銀行.2003 年 7 月 21 日,星展集團宣佈道亨銀行,海外信託銀行及 DBS 廣安銀行完成合幷,並改名為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海託這個名稱從此就成為歷史.港府于 6 月 6 日晚通過接管海托銀行,約須注入 20 億港元的資金,以保障存戶利益,防止了危機擴大到銀行業。海托所控的工商銀行于 1987 年售予大新銀行.海托的新董事局,由金融司委派的金融專家負責重組.據查,被接管的 1985 年,海托已虧損 28.66 億港元,1986 年度虧損 2.29 億港元,累計虧損 30.95 億港元.1988 年,海托開始扭虧爲盈,因爲有出售恒隆的先例,先後有八九家銀行向港府表示收購意向.鑒于國浩收購恒隆後表現不俗,港府决定將海托售予國浩集團,售價是 44.5 億港元.
79國浩購得海托,加上原來的道亨,恒隆,實力大增,一躍成爲資産總值排第五位的大銀行.到 1992 年,海托盈利 3.52 億港元,積累虧損已减至 18 億港元.依此良好勢頭,數年後便有出頭之日.港府先後兩次動用外匯基金巨款收購問題銀行,代價不菲,但有效地遏制住即將發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未釀成大灾.從這點看,付出的代價完全值得.若事態擴大,全港造成的損失，要以千億元計算！海托震蕩雖未造成全港範圍的大灾難,但不祥之兆頻頻出現.市面傳言,嘉華銀行虧空存戶存款,貸款出現呆帳.結果,一些不明真相的存戶,急惶惶跑到嘉華提取存款。嘉華即向匯豐銀行與中銀集團求援.1985 年 6 月 17 日,即海托事件發 生後的 11 天,匯豐與中銀發表聯合聲明,支持嘉華銀行,擠提平息,未釀成風潮.嘉華系香港老牌華資銀行,成立于 1925 年初.1980 年上市.嘉華在匯豐,中銀的支持下,化險爲夷.豈料到 1985 年 12 月,新加坡泛電集團財政危機及其大股東馬華公會會長陳群川被捕的消息傳出,剛剛恢復元氣的嘉華一下子陷入困境,嘉華在停牌前貸給新馬財團款項 15 億港元占嘉華總貸款 29 億港元的 50％以上,其中給陳群川的貸款 3.5 億港元.嘉華的流動資金及儲備 5.5 億港元,而估算壞帳在 6.5 億港元以上.上一次,嘉華財政困難,基本屬空穴來風,而這次,却有真憑實據.嘉華董事局一等莫展,唯有投靠易幟.由于己有兩例港府動用外匯基金接管恒隆,海托的典範,嘉華事件結果未釀成擠提風潮.在處理嘉華問題上,港府免除了直接接管這個環節,而是 從中做媒,讓第三者進行收購.1986 年 3 月 9 日,中信與嘉華達成資本重組及發行新股的協議,重估嘉華的壞帳及呆帳,大幅注銷原有股本,中信以 3.5 億港元購入嘉華 92％新股.根據中信與港府的協議,嘉華的壞帳由外匯基金保證.完成收購後,嘉華成爲中資中信的直屬銀行.董事局大換血後,于 6 月 27 日恢復挂牌.“嘉華模式” 爲港府處理問題銀行提供了新鮮經驗。風險由港府承擔收購方只管做大贏家.1985 年 6 月 6 日,海托事件發生的當夜,港府即宣布接管海外信托銀行.海托附屬的工商銀行無妄受累,亦一鍋端被港府接管.大新銀行提出收購工商,結果大新銀行如願以償.大新爲非上市公司,作風較保守,故在歷次銀行危機中受累較輕.大新以 5.3 億港元收購工商. 幷入大新銀行,改名爲大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大新金融不惜攤薄股權,積極尋求與海外大財團合作.1988 年 9 月,日本三井信托銀行參與合作,購入大新 20％股權.三井是世界第14 大銀行,有三井爲後盾,大新信譽大增. 存貸比率 58％.
8080 年代間,中小銀行頻頻發生問題,一般存貸比率都不敢超逾 54％以上.這是個極簡單的常識.盈利與存貸比享有直接關係,存貸比率高雖能增加盈利,但風險亦大.大新之所以敢這樣做,是有日資做後盾.相比下,東亞存貸比率 45％,永隆 35％,就要保守得多.日資加盟,大新如虎添翼,下一步計劃,是收購老字號永安銀行.永安銀行成立于 1931 年,創辦人爲赫赫有名的永安公司開山鼻祖郭泉,總行設在中環德輔道中.1966 年,郭泉仙逝,第二代尚能“永安”,到第三代便難以“安守祖業”.海托震蕩,波及華資小銀行,永安地位岌岌可危.在這種情况下,郭氏家族接受恒生的注資重整.恒生控有永安 50.3％股權,永安實際上成爲恒生的附屬銀行.恒生最終扮演了紅娘角色,待永安扭虧爲盈後將股權協議售予大新金融.1993 年 1 月永安正式歸于大新旗下.大新在香港的分行增至 53 間,以分行網計,在華資銀行中名列亞軍,排東亞之後.在香港華資銀行多灾多難的年間,大新是少有的得以迅速發展的銀行之一.華資銀行的未來路向,是一定要找一個‘大靠山’才能够在香港生存.1978 年,港府取消實行了 10 多年的限制,允許外資在港注册銀行或設立分行.外資銀行雖實力雄厚,但缺乏地利.于是,收購當地銀行或與當地銀行合股,成爲一條捷徑,可利用當地銀行原有網點及客戶,迅速開展業務.阿行 (阿拉伯銀行) 收購的是新鴻基銀行. 1982 年獲得銀行牌照,改名爲新鴻基銀行’1983 年.9 月 27 日,港府接管清債無力的恒隆銀行..1986 年 3 月 27 日,港府宣布“行政接管”友聯銀行. 收購友聯是招商局多元化經營的重要一步棋.與中信收購嘉華一樣，大獲成功.80 年代是僑資銀行來港開拓業務的新熱潮.收購與參股是它們開拓的有效途徑.大獲成功者,數大馬的郭氏家族與印尼的林氏家族.郭令燦所控的國浩集團全資擁有道.在海托震蕩後,國浩後先購得兩間問題銀行--恒隆與海托.跨入華資大銀行之列.林氏家族亦是香港銀行危機的大贏家港府于 1986 年 9 月 8 日突然宣布接管康年銀行,將動用外匯基金,由渣打銀行協助銀監專員管理康年.銀監專員稱,有數間銀行有意收購康年,只是價錢未談妥.這次港府接管康年非常短暫.10 月 10 日,港府及渣打選定第一太平實業爲收購方,從 14 日起接管,到1987 年 1 月 15 日完成收購.
8180 年代的銀行危機，香港注册的華資銀行幾乎全軍盡沒.27 間華資銀行,或易幟,或接受外資大銀行參股.只剩下永隆等三四家保持完全獨立.永隆銀行爲伍宜孫家族擁有,作風一貫穩健.華資銀行紛紛落馬,永隆愈加 謹小慎微,存貸比率一直維持在 40％以下。風險小,盈利亦小.就這一點,注定永隆難成大氣候.80 年代，香港金融業大分化,大組合,充分暴露出家族性,小型化銀行的弱點,亦是優勝劣汰競爭規律的無情體現.這對作爲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來說,無疑又是一件好事.面對連續發生的一系列倒閉和醜聞，香港政府當局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于是成立了特別小組研究如何改革和完善銀行監管制度。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和立法措施，香港逐漸建立了一個相對完善的銀行監管制度。以下是其中的一些主要舉措：1. 香港金融管理局（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簡稱 HKMA）成立：1983 年，香港金融管理局成立，取代了原來的銀行業監理專員，成爲香港的銀行業監管機構。HKMA 負責監管和管理香港的銀行業務，確保銀行的穩定運作，幷保護存款人的利益。2. 銀行業法規和準則的制定：香港政府通過立法和制定準則來規範銀行的經營行爲。其中包括《銀行條例》（Banking Ordinance）、《香港金融管理局條例》（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Ordinance）等法規，以及《銀行業監管準則》（Supervisory Policy Manual）等準則文件。這些法規和準則規定了銀行的資本充足要求、風險管理、內部控制、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等方面的要求。3. 風險管理和資本充足要求：爲了確保銀行具備足够的資本來抵禦風險和保障存款人的利益，香港引入了國際上通用的風險管理和資本充足要求。這包括采用巴塞爾協議規定的風險權重和資本充足率標準，以確保銀行在面對風險時有足够的資本儲備。4. 監管和檢查：HKMA 定期進行銀行的監管和檢查，確保銀行符合法規和準則的要求，監測銀行的風險狀况，幷及時采取措施應對潜在的風險。HKMA 還定期發布監管指引，向銀行提供指導和建議。5. 跨境合作和信息交流：香港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和監管機構之間建立了廣泛的合作和信息交流機制。這包括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等國際機構的合作，以及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監管機構的雙邊合作。通過這些合作機制，香港可以及時獲取國際金融業務的最新發展和監管經驗，提高自身的監管水平。1991 年 7 月 國際商業信貸銀行被發現嚴重虧損後，被英倫銀行接管，而香港國商銀行因母公司問題，被政府指令停業，幷證實財務出現問題，最終清盤收場，連累其他外資銀行一度出現擠提；7 月 17 日 當時具中東背景的港基銀行,和道亨銀行擠提，外匯基金向市場注資，局面得到控制；
828 月 7 日及 9 日 萬國寶通銀行和渣打銀行受謠言影響，也分別發生擠提。在政府和同業幫助下擠提事件很快平息；1997 年 11 月 港基國際銀行因亞洲金融風暴出現擠提，在政府、金管局、匯豐、渣打及中銀表態支持下，事件一日後平息；1999 年 香港國商銀行正式發放所有清盤後利息，香港存戶最終全數取回 100%存款；2006 年 政府推出存款保障計劃，旨在爲存款人提供保障，如存保計劃的成員銀行倒閉，無論個人或公司存戶，均可獲高達 10 萬港元的補償；2008 年 9 月 東亞銀行被人刻意造謠，傳出現財政困難及將被政府接管，導致總行及多間分行一度出現擠提，最後由時任主席李國寶出面澄清及闢謠，事件隨後逐漸平息；2011 年 政府優化存款保障計劃。如存保計劃的成員銀行倒閉，無論個人或公司存戶，均可獲高達50 萬港元的補償。總體來說，香港的銀行監管制度在過去幾十年中得到了顯著的改善和完善。通過建立獨立的監管機構、制定法規和準則、加强風險管理和資本充足要求，以及與國際機構和其他監管機構的合作，香港能够更好地監管銀行業務，保障金融體系的穩定運行。然而，監管制度的完善是一個不斷進行的過程，香港政府和監管機構仍然需要密切關注和應對新出現的風險和挑戰。
83我的出生地菲律賓怡朗市 Iloilo City 的 Molo 區(見另文).我是在馬尼拉外交部于 1955 年七歲時取得第一本菲律賓護照.我父育有 6 兒子.據悉,二次大戰前父母本育 15 子女,但戰時日軍侵菲時慘遭大肆虐殺後,祇餘三子 Magdaleno,Manuel Jr. 和 Romeo.我是戰後 1948 年出生.以生還者計,我排行第四.隨後有兩弟 Dolfo 和 Virgilio.我父曹臻,廣東臺山廣海出生.幼時隨我祖父(曹行煖)往菲律賓怡朗市營商,歸化菲藉,取 Lee 姓,,子女也隨之姓 LEE.父取洋名 Manuel Lee.父在二次大戰時期服役當上美國海軍(菲律賓時為美國殖民地). 祖父曹行煖育有 5 子女,依次曹帶娣(我姑媽),曹觀,曹烽,曹耀和我爹曹臻.30 年代祖父先後帶了觀,烽和臻到菲國, 在怡朗市(Iloilo City)開辦勝利餅乾廠(Victory Bakery).戰時日軍犯菲時餅乾廠不幸遭戰火催毀,二伯曹烽不幸在廠內罹難。曹觀(大伯)和我爹在大戰前後一直留在怡朗市,並在當地娶菲人為妻.成家立室,大伯妻名 Maria Amandi, 生有 1 兒 2 女.我媽名 Segundina Malahabour.其父(我的外公)有西班牙血統.難怪我和兄弟及直屬子女皆帶少許南歐人仕的輪廓和模樣.伯父(耀)在戰前大部份時間留在廣東.專心向學,在菲律賓馬尼拉大學祇就讀了兩個年頭便回廣州嶺南大學完成學業.1937 年戰前娶廣東中山雍陌鄭氏蕙蘭為妻.婚禮主婚人為伯父嶺大校友劉龍鏘.伯父育有兩女兒曹幗和曹倩.伯父在 1929 年嶺大卒業後,便得到國府蔣介石委員心腹幕僚及“新生活運動”倡議人楊永泰先生賞識,入職中國農民銀行 1 就此便開始了其一生從事銀行業的生涯.伯父於解放前由福州遷到香港,後來更成為 50-70 年代響譽中港的銀行家.1955 年在港與星馬商人張明添, 好友黃錫彬創辦海外信託銀行.伯父膝下雖有兩女(曹幗,曹倩),唯獨膝下無子,有念日後晚年需有至親陪伴終老及繼後香燈.於 1956 年在我父 6 子中由其親自挑選一個作其繼子並送到香港撫養並接受中華文化和教育--我就是幸運地從一幀照片中)被挑中的一位.
84我的大伯曹觀和我父親曹臻在大戰前後一直留在怡朗市，幷在當地娶菲人爲妻。 成家立室，大伯妻名 Maria Amandi，生有一兒二女。 我母親名Segundina Malahabour。 其父(我的外公)有西班牙血統。 難怪我和兄弟及直屬子女皆帶少許南歐人仕的輪廓和模樣。我的伯父曹耀在戰前大部份時間留在廣東。 專心向學，在菲律賓馬尼拉大學只就讀了兩年便回廣州嶺南大學完成學業。 1937 年戰前娶廣東中山雍陌鄭氏蕙蘭為妻。 婚禮主婚人為伯父嶺大校友劉龍鏘。伯父育有兩女兒曹幗和曹倩。 伯父在 1929 年嶺大畢業後，便得到國府蔣介石委員心腹幕僚及“新生活運動”倡議人楊永泰先生賞識，入職中國農民銀行。 就此便開始了他一生從事銀行業的生涯。伯父於解放前由福州遷到香港，後來更成為 50-70 年代響譽中港的銀行家。 1955 年在港與星馬商人張明添，好友黃錫彬創辦海外信託銀行。 伯父膝下雖有兩女(曹幗，曹倩)，唯獨膝下無子，有念日後晚年需有至親陪伴終老及傳承香火。 於 1956 年在我父親的六個兒子中由其親自挑選一個作爲他的繼子幷送到香港撫養幷接受中華文化和教育——我就是幸運地從一幀照片中被憑這照片,我(圖左) 及筒短 評語便被伯父挑選了 我的出生地菲律賓怡朗市 Iloilo City 的 Molo 區，是一個充滿故事和記憶的地方。 我是在馬尼拉外交部於 1955 年七歲時取得第一本菲律賓護照。 簽發護照的是當年菲國外交部長兼任副總統的加西亞(Carlos Garcia)。 加西亞後來在 1957 年因麥塞塞總統(Magsaysay)飛機意外罹難接任菲國總統。 後來更獲得連任，成為菲律賓總統。航班回憶，穿越時光的旅程，航班回憶，穿越時光的旅程，回首 68 年前的香港之行當年七歲的我，踏上了從菲律賓馬尼拉飛往香港的飛機，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飛行，也是我第一次拿到人生中的第一本護照，那是一份難以忘懷的記憶。一切就像是昨天發生的事情，却已經是 68年前的往事。我始終記得那天是 1956 年 4 月 26 日，我踏上香港的土地，心中充滿了好奇和期待。隨著時間的流逝，很多事情漸漸模糊，但是我一直想找回那段旅程的點滴。最近，我發現了那本已經過期年的護照，它默默見證了我年輕時的旅行故事。昨天翻開磨損的 1956 年護照頁，我看到了英國駐馬尼拉領事館當年蓋下的入境簽證章和出境馬尼拉出記錄的章，日期清晰地顯示著是 1956 年 4 月 26 日和疑似飛機航班號的數字 \"PIC-342\" 躍入我的眼簾，我帶著好奇和懷舊之情，馬上在菲律賓航空公司的網站上進行了搜索，沒想到居然找到了那個飛機圖像機尾編號是 \"PI-C342\"。那一刻，我肯定相信那就是當年我和父親來香港乘搭那架螺旋掌
85飛機。無數的記憶涌上心頭，我的心中充滿了激動和喜悅。網上資料顯示，當年 1956 年菲航國際航班祇有往來香港，臺北及曼，航機幷不頻密。1958 年才開始遠程的國際航綫，航班編號是採用飛機註冊編號的。Aircraft Registration Number (Civil Aviation): In civil aviation, the tail number corresponds to the aircraft’s registration with the relevant aviation authority. It’s akin to a license plate for an airplane. The prefix of the tail number often indicates the country of origin 我一邊憶起當年的旅程，一邊感慨時光的飛逝。看著那張舊日飛船的照片，仿佛又回到了那個溫暖的，充滿希望的年代。將這份找回的記憶藏入我的回憶小說《往日時光》中，與那些喜愛我的故事的讀者一同分享這份穿越時光的旅程。畢竟，人生就像一場旅行，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風景和感受。
86兩女傭人: 話說回頭,我們家中有兩女傭人.其中一名負責烹廚工作的叫阿四,三十束歲,她身型肥胖.人稱“肥婆四”另一身型嬌小,負責家中雜務(打雜)的叫阿玲. 二十多歲.我因初來報到,不請廣東話惟有很順口叫她做 Oling (此字菲語解作火炭). 阿玲也負責打點我一切日常起居,如替我洗澡, 教曉我操廣東日常用語並每天接送我到隔鄰的瑞芳幼稚園, 可謂對我照顧周到,頓然有如小王子的感受.不可不提的另一個人物,是家中的司機--劉東. 此人對我從菲到港的首十年的感染力可不少. 他對工作態度很積極和認真,家中事無大小,什麽家中水電安裝,修理花木料理都難不倒他.不愧是一個萬能老倌.
87難怪深得曹家主人的歡心. 還有, 劉東對曹家的人和事都很留意,話頭醒尾.周邊的事他亦很樂意對我講解幷灌輸不少常識.他成爲了我兒時日常生活的親密導師.得悉劉東是戰後從家鄉中山翠微村舉家遷到香港,初期受聘于洋人家庭職西厨,末幾轉投曹家任職司機,爲時 50 年之久.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家中經常舉辦宴會招待客人，很少外出用餐，只有偶爾會光顧城裡的餐廳。在 1950 年代，最有名的餐廳莫過於福臨門。我記得當時的福臨門原名為徐福記，由徐福先生創立。徐福先生原本是一位大廚，在何東爵士家擔任主廚。隨著年紀增長，他決定開設自己的餐廳，並命名為徐福記。由於我伯父與何東家族關係良好，何世禮將軍便將徐福介紹給我伯父曹耀先生。徐福來到我們家，不需要親自下廚，只是花時間與我伯父打天九。然而，他總是輸家，屢戰屢敗。有一次，他開玩笑說如果他的餐廳名字不叫徐福記，所有的好運氣都會被除掉，不如改名為福臨門。於是，他就將餐廳名稱改為福臨門，一直沿用至今。徐福去世後，他在福臨門的股份已經分散。至於鳳城酒家，第一家店就設在銅鑼灣禮頓道與美童謠獲雞的交界處，是一家以股息為主的順德菜館。老闆何先生和馮滿先生都是餐廳的股東，所以服務一定是周到的。每當福臨門的菜館來到我們家，他們都會烹飪一手好的順德鳳城美食，讓客人享受美味。當然，這些都是公共場合的行為，私下的事情就不適合在這裡討論了。迎，不但迅速竄紅，還深受不少顯赫名人愛戴。1953 年，福記取「福到」之意，正式更名為「福臨門」，意即在食客心中，福臨門廚師的來臨就代表著幸福到來；1972 年在香港灣仔創立了第一間「福臨門魚翅海鮮酒家」，1977 年再於香港尖沙咀開設第二間酒家徐福全 14 歲入行當學徒，迅即成為當時清朝官邸的家廚，繼而於富裕人家何東家族中擔當主廚一職；於 1948 年創立「福記」筳席到會服務，光顧的皆是富有人家及顯赫家族，獲得成功和讚譽，有口皆碑。1953 年正式易名為「福臨門」，取其中國傳統「福到」之意。首間門市於 1972 年於香港灣仔開設（福臨門（香港）），於 1977 年於尖沙咀開設第二間門市（福臨門（九龍））。第三家福臨門酒家於 2015 年 8 月於澳門銀河™開幕（福臨門（澳門）），成為集團唯一海外分店。福臨門(香港)及福臨門(九龍)分別是米芝蓮指南[1]星級及推介食府。福臨門(香港)更屢獲國際殊榮，包括連續四年入選飲食界權威名單「亞洲五十最佳餐廳」，更於 2014 年勇奪「最佳進步獎」。[2][3][4] 最新獲得的國際獎項是時尚雜誌 Monocle 「2015 最佳餐廳」，福臨門成為香港唯一得獎餐廳。此外，福臨門於 2014 及 2015 均獲世界知名的 Wine Spectator 雜誌頒發 Restaurant Wine List Awards，是香港唯一一家不隸屬於任何酒店而得到此認可的粵菜酒家。2012 年，因股權糾紛，福臨門酒家第二代掌舵人徐沛鈞及徐維均兄弟曾鬧上法庭，雙方最終和解，徐維均全面退出福臨門1908 徐福全先生於一九零八年在廣東出生，自十四歲入行當學徒以來，很快便成為當時清朝官邸的主廚。憑著精湛廚藝，徐福全先生於富裕人家何東家族中擔當主廚一職。他選取最優質的食物材料，為何東家庭烹調健康及美味的粵菜。
881948 為實現成為首席主廚的理想，徐福全先生於一九四八年自立門戶，創立「福記」到會服務，當時正值香港經濟急促發展及烹調技術革命性發展之時期。徐福全先生醉心食品烹調，更得到當時在何東家族任職西廚的伙伴啟發，揉合了傳統粵菜之烹調方式，成為其獨有的烹調“藝術”，變奏出極具創意的菜式，為福臨門酒家奠下基石。1953「福記」之創立迅速獲得成功，其私人到會宴席獲得相當高的評價。「福記」在一九五三年正式易名為「福臨門」，取其中國傳統「福到」之意。在食客心中，福臨門廚師的來臨正代表幸福到臨之意，因食客必可再次品嚐高質素之食物。徐福全先生堅信採購優質材料的原則及信念，於食客心目中保持獨特而且不能取代的地位。1948 年：由徐福全創立，為富豪提供私人到會宴席。由於其名字有「福」字，加上做到會，便取名「福臨門」。九龍醫院山-颱風訊號我們的樓房後面是緊靠九龍醫院山脚, 從寢室抬頭可望到山上由天文臺建立的一座颱台風訊號, 每有颱風來襲必有訊號顯示,白天以不同型狀的黑風球懸挂, 晚上則以燈光組合示之. 由家中可清楚見到. 50 年代香港天文臺在港九新界已設有 42 台同類型的訊號台.一棵樹的春夏秋冬每年都在同樣的重複著，演繹著不變的景色，而人却會隨著時光流逝而慢慢變老，青春消逝，時光不再。伯父家中成員除了伯娘,兩女曹幗及曹倩外,還有准備赴美而暫居伯父家的姑母曹帶娣.據悉,向伯父說項收養我的就是姑母,幗,倩三人.而最終得到伯娘首肯的.固此,他們所賦予我的恩賜永遠銘記在心.住處背後俟著九龍醫院山,山上有一颱風訊號臺,每逢颱風襲港訊號台必懸挂風球示警而晚上則以紅黃綠燈不同組合顯示.據悉, 當時除了天文臺及港九新界警署設有颱風訊號臺外, 這便是唯一在民居設置的.九龍醫院山上有一棵大榕樹,兒時和二姊帶攀樹北眺獅子山 伯父家中成員除了伯娘,兩女曹幗及曹倩外,還有准備赴美而暫居伯父家的姑母曹帶娣.據悉,向伯父說項收養我的就是姑母,幗,倩三人.而最終得到伯娘首肯的.固此,他們所賦予我的恩賜永遠銘記在心.
89住處背後俟著九龍醫院山,山上有一颱風訊號臺,每逢颱風襲港訊號台必懸挂風球示警而晚上則以紅黃綠燈不同組合顯示.據悉, 當時除了天文臺及港九新界警署設有颱風訊號臺外, 這便是唯一在民居設置的.九龍醫院山上有一棵大榕樹,兒時和二姊帶攀樹北眺獅子山九龍醫院山上的台風訊號台每天與我“相對”了十年,直至 1965 年我們全家移遷港島銅鑼灣爲止. 我在 2013 年初曾到原址一趟,喜見訊號台仍依然屹立該處, 但周邊已長滿野草和雜樹, 因乏專人清理,樹根也伸延至訊號台主體的底部造成了嚴重破壞. 此情此境頓然令我産生一股無明的感觸和不安的感受. 我連忙拿起相機和攝錄機把情况拍了下來, 幷以圖,影及文字向港府文物保育當局要求保育. 當局果然受理幷派員到場視察及存檔.我記起在 1956 年 4 月由菲律賓到港後第一次目睹最强勁的台風是 1957 年的“歌羅莉亞”(Typhoon Gloria). 我從睡房後窗望到訊號台發出頻密的警示訊號.從皇家香港天文臺的取得的資料顯示: 台風“歌羅莉亞”于 1957 年 9月 21 日香港夏令時間上午 10:20 懸掛一號戒備信號。 不足三小時，下午 13:10 改掛三號強風信號。 22 日淩晨 4:00 改掛 7 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 中午 12:30 改掛八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 20 分鐘後，中午 12:50 分，天文臺直接改挂十號風球，成爲香港自 1946 年至今唯一沒有發出過九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强信號的正面襲港颱風，亦是整個 1950 年代香港唯一一次十號颶風信號，20:45 分改掛八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歷時接近 8 小時。 23 日上午 6 時改掛三號強風信號。午夜，姬羅莉亞遠離香港,天文臺于 23:15 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50 年代流行曲香港年輕人十分追捧歐美流行曲，50 年代末成立的麗的電視和商業電台，音樂節目都以西洋歌曲爲主。在 1974 年前，英語是香港唯一的法定語言，法庭文件、政府文書都以英文撰寫，通曉英語被視爲向上流動的關鍵，看英文報紙更是當時的身分象徵，西洋音樂固然也不例外。本地青年也模仿西方音樂，創作本地化的英文歌曲，當中泰迪羅賓所屬的樂隊 Teddy Robin & The Playboys 就是香港的第一代華人搖滾樂團。 60 年代中後期，香港又出現兩隊傳奇的華人英文樂隊：蓮花樂隊和羅文四步合唱團。這兩隊樂隊各自出了一位香港流行文化史的傳奇人物，前者有粵語流行曲鼻祖許冠杰，後者就有一代歌王羅文，兩人憑著一首又一首經典歌曲，帶領香港由英文流行樂走進粵語流香港電影與歌曲的結合確實是一段美妙的歷史，讓人回味無窮。香港電影的繁榮時期，不僅創造了許多經典電影作品，更孕育出了許多經典歌曲，成爲時代的見證者和永恒的記憶。從早期的粵語片到國語片，再到後來的黃梅調電影和舞臺戲劇片，《男兒當自强》、《忘不了》等經典歌曲均承載著那個時代的情感和記憶，旋律和歌詞的感人之處令人陶醉。這些歌曲不僅在電影中扮演重要角色，更成爲了香港音樂史上的亮麗篇章，留存至今，傳唱不衰。
90隨著歷史的變遷和時代的更迭，這些經典歌曲仍然散發著迷人的光芒，勾起人們對年代的懷念和感慨。值得珍藏的不僅是電影本身，還有其中携帶的那份獨特的音樂情感。讓我們一起沉浸在這些經典歌曲中，感受香港電影二十載的風華與韵味,以下是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一些經典歌曲，讓我們一起回顧這段美好的音樂時光吧：“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 Elvis Presley 這首歌是 Elvis Presley 的經典之作，溫柔的旋律和動人的歌詞讓人難以忘懷。“Stand by Me” - Ben E. King Ben E. King 的這首歌曲傳達了友情和支持的力量，成爲了一代人的心頭好。“My Girl” - The Temptations The Temptations 的這首歌是一首甜蜜的情歌，表達了對心愛女孩的深情。“Twist and Shout” - The Beatles The Beatles 的這首歌曲充滿了活力和快樂，是跳舞派對的絕佳選擇。“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 The Beatles 另一首來自 The Beatles 的經典歌曲，傳達了浪漫和渴望的情感。“What a Wonderful World” - Louis Armstrong Louis Armstrong 的這首歌曲充滿了樂觀和美好，讓人感到溫馨和感慨。“Unchained Melody” - The Righteous Brothers 這首歌曲的旋律和演唱讓人陶醉，成爲了經典中的經典。“Imagine” - John Lennon John Lennon 的這首歌曲傳達了和平、愛與理想，至今仍然深受人們喜愛曹耀先生畢業後投身社會,工作勤奮上進,深受當時民國盛極一時<新生活運動>倡議人楊永泰先生的愛戴,安排其在銀行界服務.楊永泰先生為蔣介石身邊的大紅人.蔣氏號稱楊為“當代臥龍”透過楊永泰的安排,1930 年初,曹先生加入中國農民銀行(民國政府的四大發鈔銀行之一).曾任上海,漢口,廈門,福州及永安分行要職.曹先生先後曾任福建永安市,廈門及福州農銀分行行長.1948 年中國面臨變色之際,曹先生早被“特殊安排”兼任中國農民銀行香港分行總經理.曹先生因洞悉共產政府將會力迫凍結全國農銀存戶之資金,透過國民政府中央銀行行長及當時農銀董事長俞鴻鈞(見另文)以及巳在 1947 年任職英國駐福州領事館署理領事麥理浩(MurrayMcLehose)(見另文)*的低調協助好讓曹耀把客戶順利把存款急匯香港農銀以逃避共黨凍結.曹先生有見銀行的福建客戶勢將遭受壓力,便向有關迫在眉睫的勢力使用拖延手法逐步把大部份存戶調遷香港(當時蔣介石也正秘密委任俞鴻鈞安排把國庫數百萬兩黃金及外幣以海空兩路運往台灣以作遷台准備).
91麥理浩(MurrayMcLehos)曹先生此手法確需具有冒險精神及富有智慧才可成事.他終于成功地保衛了數十萬閩藉客戶的財産.中國政局變化後,已遷台之國民政府亦曾要求曹先生把在港的閩藉存戶交出幷擬把存戶轉遷台灣,這卻遭曹先生拒絕.曹先生此一行動無疑令國共兩府不悅,但深受香港商界及閩藉客戶讚賞.(農銀香港分行於 1955 年終歸納中國銀行.曹耀也早在 1949 離任他投集友銀行.農銀香港也在愛國閩藉華僑陳嘉庚先生在曹先生處理“農銀事件上深悉曹先生的果斷和才能,其一手經辦的“福建省集美大學校友會基金”亦已在 1947 年 7 月 15 日在香港開設集友銀行.政態變化使很多福建人把生意從福建省大城市如廈門,福州,永安,福清等地也隨先前農銀戶口移到香港.憑曹氏在福建的銀行經驗與旅港閩裔人仕建立了深厚關係,曹先生於 1949 年被陳嘉庚委任為集友銀行總經理. 隨後也把存於香港農銀的閩商客戶調到集友.*麥理浩是一位富有經驗和才能的外交官，他在二戰後期曾在 1944 年至 1946 年間擔任英國駐福州署理領事，幷在二戰結束後從皇家志願後備海軍退役。 他在華的經驗使其對中國産生了濃厚興趣，幷學會了說國語。 1947 年 5 月，他正式轉投外交部，出任英國駐漢口署理領事，幷于 1948 年出任署理總領事。 麥理浩在 1949 年進一步升任爲一等秘書，但同年中國大陸主權易幟，國民政府因第二次國共內戰失利而敗走台灣，共産黨在中國大陸建立政權，麥理浩被迫在 1950 年 1 月調回倫敦的外交本部。在 1951 年，麥理浩獲派到布拉格的英國駐捷克大使館，出任一等秘書兼領事。 之後，他於 1954 年借調到英聯邦關係部，幷在威靈頓任職英國駐紐西蘭高級專員公署辦事處主管。 麥理浩在 1956 年返回外交部，到巴黎的英國駐法國大使館擔任商務參贊，幷于 1959 年升任參贊。 同年，他又借調到殖民地部，到香港出任港府政治顧問，負責就政治事務向港督柏立基爵士提供意見。麥理浩在 1963 年升任外交部遠東司司長，主管遠東地區的外交事務。 最終，他在 1971 年 11 月 19日正式宣誓就任為第 25 任香港總督兼三軍總司令，開始了他長達 10 年半的港督生涯。海外信托銀行在曹先生的穩健管理下,業務發展迅速,紛設分行.不出廿年成爲了香港大華資銀行之一. 其時香港大華資行有:廣東信託銀行, 恒生銀行, 嘉華銀行, 廣東銀行, 廖創興銀行及東亞銀行.爲進一步拓展業務及增强管理, 約在 1973 年在香港廣東銀行被美資 Security Pacific Bank 併購改組之際,曹先生羅致該行要員黃長贊加入“海托”董事局藉以加强管理幷銳意收購港的金融機構 (先後收購了林子豐家族的嘉華,工商, 及周錫年加族的香港華人銀行,幷與莊榮坤的恒隆銀行結爲聯營)----------------------------------------
92徐展堂他發跡始於八十年代.七五年,他與弟弟徐蔭堂開了一間專承接政府寫字樓清潔合約的公司,認識了後來任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的梁銘彥.他在北京在某一場合認識高幹子弟及部長們.徐展堂曾經對朋友透露,他父親以前是國民黨官員,國共內戰期間曾經幫助中國開國元帥陳毅，所以家族與共産黨早有淵源.1950 年隨家人來香港,1954 年父親因肺病去世,他與母親,弟妹相依為命.少年時代做過銀行信差,餐館雜工等。 1957 年創業,經營食肆,廣告招牌製作、裝修等。 1970 年代初，香港經濟蕭條,徐展堂冒險購入房地產投資.1980 年代初,中英關於九七問題談判,香港地産低潮，徐展堂又再出擊,兩次成功奠定了其經濟基礎.1985 年收購香港老字號中華製漆(收購過程下文詳述),香港城巴集團和英國倫敦首都城巴,北海集團.成為跨越香港,新加坡,中國大陸等國度的企業家集團.徐展堂的投資興趣還包括能源,基建,汽車等。徐展堂 1993 年當選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是當時最年輕的全國政協常委,也是最資深的港區全國政協常委，同時又被中方委任為港事顧問,預委會委員,特區籌委會委員,推選委員會委員等.2001 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徐展堂亦具「古董大亨」的美譽.在過去 20 年斥巨資從蘇富比,佳士得等拍賣會購回的珍貴文物多達 5000 多件,包括陶瓷,青銅器,玉器,家具,牙角器等,保守估計總值 10 多億港元,藏量媲美國家級博物館.2010 年 3 月 5 日兩會期間，在北京寓所爆血管暈倒,送院後被證實腦死亡.2010 年 4 月 2 日早上 11 時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終年 69 歲.八,九十年代叱吒風雲商界的徐展堂, 晚年轉趨低調.九七金融風暴後,徐展堂元氣大傷,陸續出售山頂盧吉道大屋「在望山莊」及手上古董.據知,徐展堂常于北京四合院居住,在港則報住元朗,物業由上市公司北海集團（前中華製漆)持有.持有兩成九北海集團股權的徐展堂,是公司名譽主席兼執董,兒子徐浩銓亦是公司執董.雖然他過身前擁有的財富,不能與九十年代初高峰期相比,但據他的朋友透露,徐展堂對所失去的並無感到可惜,亦沒有怨任何人,依然保持豁達的心.事實上,在九十年代初他可說是政商界的「頂爺」,家住山頂豪宅,擁有上市公司中華製漆幷周旋于中英兩國,又捐錢給英國保守黨,及英國的博物館,既做港事顧問又是政協常委,甚至拉攏羅旭瑞,林建岳,何鴻燊,李嘉誠等超級富豪成立投資於大陸的新中港集團.這些豐功偉績的背後是一場「因緣際會」.
93徐展堂于八五年從林坤家族收購中華製漆.九一年將公司上市後,易名北海集團.中漆旗下的「菊花牌」乳膠漆品牌是創辦人林坤在六十年代最成功的品牌.深入民心.夥拍軍方做生意他發跡始於八十年代.七五年,他與弟弟徐蔭堂開了一間專承接政府寫字樓清潔合約的公司,認識了後來任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的梁銘彥.他在北京在某一場合認識高幹子弟及部長們.徐展堂曾經對朋友透露,他父親以前是國民黨官員,國共內戰期間曾經幫助中國開國元帥陳毅，所以家族與共産黨早有淵源.徐展堂與國防科工委的關係,亦十分公開.早於八二年,徐展堂與中國北方工業公司在香港成立一間叫利達時有限公司並由徐展堂佔兩成八股權,中國北方工業佔五成二.這公司八二年時為兵器工業部,負責經銷常規武器生意,直接由當時軍委主席鄧小平管轄八八年幷入機械電子工業部,是一間非常賺錢的機構. 徐先生個人又成立新安江資源有限公司(CNT Resources Ltd.). 北方工業亦透過徐展堂出面在港投資房地産幷獲中資的南洋,集友銀行等支持.其後徐展堂於 1985 年透過新安江資源有限公司收購中華漆廠,灣仔中華海景酒店,城巴,以致麗的呼聲業務,生意愈做愈大.而善於交際的徐展堂亦越來越高調，在社交界廣結人緣.搭出政治舞臺徐展堂與英國政界建立的淵源,離不開香港名人鄧肇堅爵士兒子,上海灘創辦人鄧永鏘,英國上流社會,政界人物諗熟的鄧永鏘,與徐展堂在中銀大廈十二及十三樓成立中國會(China Club).成立徐氏藝術館,館址設于中銀大厦十一樓.館內全擺放徐展堂的古董珍藏.兩個地點成為高幹子弟,政商界人物的聚腳點.鄧小平的女兒鄧琳訪問香港時也曾到過徐氏藝術館參觀.九三年,他竟能在國務院港澳辦催促下,聯同多家窗口公司,拉攏李嘉誠,何鴻燊,蒙民偉,羅旭瑞等十多個富商成立新中港集團.投資內地項目,風頭一時無兩.這間搜刮全港富豪俾面投資的「私人俱樂部」,不到六年便在金融風暴下清盤,揭露出徐展堂的「雄厚」關係及財力原來如斯脆弱.富豪入股,都只是給面子徐展堂,因彼跟新華社相熟.買一股五百萬元就當買個通行證,方便在大陸發展.新中港的經營資金大都份是依賴徐展堂向銀行以私人擔保融資得來的.新中港倒閉,徐氏被銀行追討. 最後申請清盤,弄得焦頭爛額.最終要悉數賣掉所持的城巴股份,甚至把手頭心愛的古董也出售.只保留持有中華製漆的北海集團.建私人博物館-- 徐展堂亦具「古董大亨」徐展堂一生最大的嗜好是收藏古董,一度擁有約五千件珍品,包括陶瓷,青銅器及玉器等,市值逾十億元,被譽爲「世界五大收藏家之一」.他的好友,亦是古董收藏家曾說：「私人來說，徐氏收藏品的重要性可能是前無古人.他曾收藏的唐三彩及清瓷等最有代表性」.與中共關係密切的徐展堂,據悉亦與當時的國家文化部長稔熟,而建國後的二,三十年更是中國文物出土的高峰期，他的收藏品因而特別豐富.
94在徐展堂風光時所居住的山頂大宅——在望山莊,便有一個逾二千呎的密室,專用作擺放古董。 九一年,他成立「徐氏藝術館」是香港第一間私人博物館.同年,徐展堂捐出一百二十五萬英鎊及一批文物予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館.同年六月,館內以其命名的「徐展堂中國藝術館」開幕,獲英國皇儲查理斯出席主持剪彩。 徐對此十分自豪，更包起四架飛機，接載親友前往英國觀禮.徐展堂個人捐助建立的博物館共有八個,創造了「世界之最」.澳洲的國家藝術館及加拿大皇家安大略省博物館內,均有徐展堂中國藝術館.1985 年,徐展堂收購的中華漆廠,實際上是林堃先生在 1932 年創立的.當時國內動亂,各地軍閥征戰,人民飽受痛苦和迷茫,流離失所.林先生帶領下集資建廠,工業救國,以手工作坊制漆,捐贈軍用物品支援前線.1946 年林先生得同窗好友兼銀行家曹耀協助策劃重組中漆,遂向坊間友好招股集資,反應奇佳.最後成功招得近百股東.不在話下,曹先生也成為其中的股東.終於在同年 6 月 3 日在香港成功註冊成立“中華製漆(1946)有限公司--The China Paint Manufacturing,(1946) Company Limited”. 發行股本為 17,613 股,每股 50 元, 股本為 880,650 元.因認購股份者及股東眾多,公司則以公眾公司(Public Company)形式組成, 因香港公司法規定,股東人數,包括法人股東若是 50 名或以上,則須以公眾公司註冊. 公司股東及董事必須依據公眾公司的條例執行運作.最重要部份則是股東轉移買賣股份的規定跟私人公司(Private Company)有別. 公眾公司個別股東可自由轉讓股份,無需得其他股東同意.祇要在公司股東登記名冊辦理登記便可. 就是這樣便暗藏了 40 年後,即 1985 年爆發的一幕“中漆收購戰” 的一道伏綫繼而締造了徐展堂在商業舞臺上的神話,也同時造就了曹耀家族的一些契機.戰情激烈的“中漆收購戰” :-未談徐展堂如何在 1985 年收購中漆前,先要談的是: 徐先生在港以新安江資源有限公司 (CNT Resources Ltd.) 從事代理中國北方工業公司”NORINCO”的工業炸藥.主營供應香港的石礦業和一般爆破工程用的炸藥. 一般人相信北方工業公司也是中國主要的軍火製造供應商. 很多人也因此聯想到徐先生也涉及軍火買賣的生意, 本文不擬在此作出任何評論和揣測,更不宜考究. 但一點肯定的, 就是徐先生個人及其公司新安江資源有限公司與中國北方工業公司,軍方以至中央政府的關係甚為密切. 就是這原故, 徐展堂的一切商業舉動無不與中方扯上關係.這是無可置疑的.八十年代是徐展堂商場最活躍的年代.1985 年除了收購中漆外,先後收購了麗的呼聲,灣仔禦園連帶物業興建中華海景酒店(後來賣了給黃坤重建明珠興業大厦),城巴及斥資發展商住樓宇.據徐展堂曾私下透露,收購中漆是配合當時的時勢--中國現代化剛起步,內地經濟必有發展的趨勢,民生需求自然逐步提高.公營設施及交通綱絡亦需改善以配合經濟發展.中央政府就著眼這一點,因油漆塗料在公營和私營企業的需求必然大增,加以軍方對之的需求量必然龐大.油漆塗料對軍備器材的維修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本港的油漆廠有好幾家.除中漆 (主打乳膠漆,”菊花牌”. “長頸鹿牌” 為其著名品牌) 外, 還有致利漆廠(主打馬路漆.“鑽石牌”爲其代表),香港漆廠(“駱駝牌”) 等. 論歷史背景及規模,中漆當然是香港油漆塗料業的龍頭大哥. 其實最特別是中漆這家公司具有一個”與別不同的結構”-- 那就是, 其爲一家公衆公司:收購個別股柬的股份無需驚動中漆的其他股柬及董事.這對徐展堂
95來說是趨之若鶩,見獵心喜,不勝無歸的收購對象.雖則如此,收購全盤計劃的行動需要內應外合和低調處理.要解决眼前的問題就是如何向外圍股東進行秘密收購股份. 原來大部份零散股東已在 50 年代遷徙美國三藩市和羅省.徐展堂又如何向他們入手及進行游說?.找誰赴美做說客呢? 收購作價又如何? 這些問題都要悉心思量! 原來徐先生有一個包括律師,測計師,會計師及銀行家組成的”智囊團” 想出了一個絕妙計策和布局.查實中漆的股東分布是除了林坤家族成員(遣霜,長子模標等人)佔約發行股份之 48%外,曹耀家族(以OTB Nominees 持有)及其他居港股東總佔逾 18%, 留居美國及海外數十個散戶占了餘下的 34%. 以簡單數學計, 徐展堂只要收購居美及海外散戶的 34％及在港股東其中的 16%以上便可成為中漆大股東. 循著這個方向, 徐先生便著手展開整個計劃. 經智囊團明查暗訪,發現中漆自林堃逝世後,業務交由其長子林模標(Bill)打理幷由林坤胞兄林安及侄兒林定波(Paul)協助廠內行政及市場事務.模標既已成爲林氏家族的接班人兼是持股較多的股東,大權在握,中漆其餘股權分散,他還有什麽顧慮呢?早在徐先生有計劃收購前 6 個月,即 1985 年 2 月的某一天,曹耀侄兒曹家道向曹鄭惠蘭(曹耀遺霜)提議把曹老先生的部份遺産中漆股份變賣好讓老人家套取現金.家道遂向曹老太建議將股份賣予有世交關係的林坤家族.家道要談的對象當然是林模標.曹老太有見中漆多年來沒有派息,對模標有些意見.她也認為退股套現最為上著.結果首肯了.于是家道翌日約好了模標在官塘中漆辦公室見面.見面時小不免寒喧往事.跟著,家道便單刀直入開門見山問模標有否興趣收購曹氏家族持有的中漆股份? 每股作價$500元.他不由分說便說“我和家族所持中漆股份已足够,甚麽價我也絕不考慮.犯不著收講你們的”.這回家道覺得很沒趣,無功而還.誰也沒想到,同年 4 月某一天,家道在中環嶺南會所進食午餐時,一校友走來轉迖訊息說有一徐姓商人正著手收購中漆.這校友幷爲嶺南學長黃炳禮傳話要與家道面談中漆股份事,(黃炳禮是上市公司博富臨地產老闆).家道向那校友答允了幷定了與黃先生會面時間.會面那天, 黃炳禮只問了家道一句“你家族有意轉賣手上的中漆股份嗎?,家道祇回答“可考慮”幷沒刻意追問黃先生因由更不論股份轉讓價.因家道旱已得悉徐展堂正積極蘊釀及布署收購行動,故當日對黃炳禮沒有作出表態.只好靜觀徐展堂計劃的發展.未見黃炳禮前,家道已得知徐展堂的智囊團已得悉林模標與其堂弟林定波業務方針存有分歧.林定波認為中漆業務應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但不得到大權在握的模標認同.模標的理念是維持中漆現狀,穩健把關,守業為重.所以他從不考慮中國內地市場龐大的商機.因而兩堂兄弟的矛盾日益加深,這正好給徐展堂一個好機會,便派“拉線人”暗中安排約見林定波.果然,這個<徐波會>談出了具體及出人意表的行動模式.正是這樣,家道便想:黃炳禮約見跟這個<徐波會>有何關係?.是否跟早前曹氏擬出讓家族的中漆股票有關呢?!黃炳禮又擔當什麽角色? 過了兩周, 家道收了一消息說林定波果然在<徐波會>後曾秘密赴美跟大部份的股東聯絡了.其實,在美的股東大多上了年紀的“臺山阿伯”他們都是早在 1946 年支持林堃成立中漆的原始股東.在 50 年代移居三藩市和羅省的老華僑.他們因年紀漸老,也很想有點錢渡享晚年.他們也沒忘記當年是以 50 元認購的中漆股.持股四十年,從未分享一毛錢的股息.林定波到來當然給他們意想不到的喜悅,更何況林定波素來是中漆的銷售推廣專才,這回擔當徐展堂的說客當然非常稱職,駕輊就熟,應付這群老華僑更易如反掌.林定波很順利從衆老取得股份轉讓意向文件.轉讓價爲每股 2,271 元,比 40 年前認購價
9650 元增了 45 倍.款項雖未到手,但也令老股東們喜出望外呢?.這回林定波不枉此行,瞬即回港向徐展堂匯報喜訊.原來徐展堂在林定波赴美的同時,己跟林模標透過雙方律師簽訂了收購協議.協議內容為:收購價爲每股2,271 元,是公開全面收購(General Offer)形式進行.即是在特定期限內,林,徐各方可向各方股東以每股指定價收購.徐展堂定是以新安江資源有限公司(CNT Resources Ltd.)名義收購.林模標當然不知道其堂弟林定波已暗中爲徐展堂做事.模標太自信了.他預料不到徐展堂會派人赴美向老股東們進行游說.模標心中只想:量你老徐也不可能收購那些海外股東的股份吧--因難度甚高,遙不可及.他絕沒想到他公司有位林定波.模標只深信這宗收購勢必胎死腹中,機會渺茫.所以與徐展堂簽徐展堂亦具「古董大亨」11946 年林先生得同窗好友兼銀行家曹耀協助策劃重組中漆,遂向坊間友好招股集資,反應奇佳.最後成功招得近百股東.不在話下,曹先生也成為其中的股東.終於在同年 6 月 3 日在香港成功註冊成立“中華製漆(1946)有限公司--The China Paint Manufacturing,(1946) Company Limited”. 發行股本為 17,613 股,每股 50 元, 股本為 880,650 元.因認購股份者及股東眾多,公司則以公眾公司(Public Company)形式組成, 因香港公司法規定,股東人數,包括法人股東若是 50 名或以上,則須以公眾公司註冊. 公司股東及董事必須依據公眾公司的條例執行運作.最重要部份則是股東轉移買賣股份的規定跟私人公司(Private Company)有別. 公眾公司個別股東可自由轉讓股份,無需得其他股東同意.祇要在公司股東登記名冊辦理登記便可. 就是這樣便暗藏了 40 年後,即 1985 年爆發的一幕“中漆收購戰” 的一道伏綫繼而締造了徐展堂在商業舞臺上的神話,也同時造就了曹耀家族的一些契機.據徐展堂曾私下透露,收購中漆是配合當時的時勢--中國現代化剛起步,內地經濟必有發展的趨勢,民生需求自然逐步提高.公營設施及交通綱絡亦需改善以配合經濟發展.中央政府就著眼這一點,因油漆塗料在公營和私營企業的需求必然大增,加以軍方對之的需求量必然龐大.油漆塗料對軍備器材的維修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本港的油漆廠有好幾家.除中漆 (主打乳膠漆,”菊花牌”. “長頸鹿牌” 為其著名品牌) 外, 還有致利漆廠(主打馬路漆.“鑽石牌”爲其代表),香港漆廠(“駱駝牌”) 等. 論歷史背景及規模,中漆當然是香港油漆塗料業的龍頭大哥. 其實最特別是中漆這家公司具有一個”與別不同的結構”-- 那就是, 其爲一家公衆公司:收購個別股柬的股份無需驚動中漆的其他股柬及董事.這對徐展那份協議沒甚意義.他的算盤果真打錯了.徐展堂亦具「古董大亨」2010 年 3 月 5 日兩會期間，在北京寓所爆血管暈倒,送院後被證實腦死亡.2010 年 4 月 2 日早上 11 時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
97楊永泰（1880 年-1936 年 10 月 25 日）是一位出身于廣東高州大井的清朝秀才，後來成爲國民黨高級官員，深受蔣中正信任。 他畢業于廣東高等學堂和北京法政專門校，畢業後曾任廣州《廣南報》編輯和廣東諮議局議員。 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他任臨時議院議員，並參加國民黨。 1913 年當選第一屆國會參議院議員。 1914 年袁世凱解散國會之後，楊永泰到上海創辦<正誼>雜誌，並與黃興等人組織歐事研究會。 後來他成為護法軍政府的財政部長，並先後擔任廣東省財政廳長和廣東省長等職務。 1922 年，國會復會後，楊永泰到北京繼續擔任參議院議員。 1923 年，他反對曹錕賄選案。 1936 年 10 月 25 日，曹先生畢業後投身社會,工作勤奮上進,深受當時民國盛極一時楊永泰 (1880 年－1936 年 10 月 25 日).在漢口碼頭被暗殺身亡.曹耀與楊永泰女兒楊璇熙等人(1979 年曹耀偕其侄家道攝于三潘市)<新生活運動>倡議人楊永泰先生的愛戴,安排其在銀行界服務.楊永泰先生為蔣介石身邊的大紅人.蔣氏號稱楊為“當代臥龍”透過楊永泰的安排,1930 年初,曹先生加入中國農民銀行(民國政府的四大發鈔銀行之一).曾任上海,漢口,廈門,福州及永安分行要職.曹先生先後曾任福建永安市,廈門及福州農銀分行行長.1948 年中國面臨變色之際,曹先生早被“特殊安排”兼任中國農民銀行香港分行總經理.曹先生因洞悉共產政府將會力迫凍結全國農銀存戶之資金,透過國民政府中央銀行行長及當時農銀董事長俞鴻鈞(見另文)以及巳在 1947 年任職英國駐福州領事館署理領事麥理浩(MurrayMcLehose)(見另文)的低調協助好讓曹耀把客戶順利把存款急匯香港農銀以逃避共黨凍結.曹先生有見銀行的福建客戶勢將遭受壓力,便向有關迫在眉睫的勢力使用拖延手法逐步把大部份存戶調遷香港(當時蔣介石也正秘密委任俞鴻鈞安排把國庫數百萬兩黃金及外幣以海空兩路運往台灣以作遷台准備).曹先生此手法確需具有冒險精神及富有智慧才可成事.他終于成功地保衛了數十萬閩藉客戶的財産.中國政局變化後,已遷台之國民政府亦曾要求曹先生把在港的閩藉存戶交出幷擬把存戶轉遷台灣,這卻遭曹先生拒絕.曹先生此一行動無疑令國共兩府不悅,但深受香港商界及閩藉客戶讚賞.(農銀香港分行於1955 年終歸納中國銀行.曹耀也早在 1949 離任他投集友銀行.農銀香港也在 1955 年絕蹟香江).愛國閩藉華僑陳嘉庚先生在曹先生處理“農銀事件上深悉曹先生的果斷和才能,其一手經辦的“福建省集美大學校友會基金”亦已在 1947 年 7 月 15 日在香港開設集友銀行.政態變化使很多福建人把生意從福建省大城市如廈門,福州,永安,福清等地也隨先前農銀戶口移到香港.憑曹氏在福建的銀行經驗與旅港閩裔人仕建立了深厚關係,曹先生於 1949 年被陳嘉庚委任為集友銀行總經理. 隨後也把存於香港農銀的閩商客戶調到集友.
98曹耀先生在集友銀行的日子祇是六年時間 (1949-1955). 在他被委任爲總經理時己預料到陳氏家族的股權勢必受中國人民政府的壓力而有所變化.在六年間他處理不少客戶,協助客戶融資.1955 年, 星馬華僑張明添先生與眾東南亞之閩裔商界人仕擬在港開辦信託業務的金融機構以服務海外華僑.張明添知悉曹先生在銀行界的地位及與閩裔人仕的關係幷察悉陳氏家族股權將必變向,便邀請曹先生加入海托董事局幷委任曹先生爲董事總經理.曹氏邀其好友黃錫彬加入為監督.張,曹,黃三人力策把業務擴大.銀行並命名為“海外信託銀行”並以“資金雄厚 穩如泰山” 為宣傳口號.銀行終於在 1955 年 5 月開業.行址設在香港中區雪廠街 5 E 太子大廈地下. 為同時發展保險業務,曹先生幷與泰國華僑陳弼臣先生及黃錫彬先生合作創辦亞洲保險.海外信託銀行首間分行於 1960 年啟業,設於九龍彌敦道 524 號.海外信托銀行在曹先生的穩健管理下,業務發展迅速,紛設分行.不出廿年成爲了香港大華資銀行之一. 其時香港大華資行有:廣東信託銀行, 恒生銀行, 嘉華銀行, 廣東銀行, 廖創興銀行及東亞銀行.爲進一步拓展業務及增强管理, 約在 1973 年在香港廣東銀行被美資 Security Pacific Bank 併購改組之際,曹先生羅致該行要員黃長贊加入“海托”董事局藉以加强管理幷銳意收購在港的金融機構 (先後收購了林子豐家族的嘉華,工商, 及周錫年加族的香港華人銀行,幷與莊榮坤的恒隆銀行在銀行界,曹先生被譽爲“銀行醫生”因其有能力將一家面臨危機的銀行挽救過來,其風險管理技巧獨特, 一時無倆.張明添對于 1973 年嘉華銀行收購計劃的希望落了空,心裏不免有些黯然.1974 年既得黃長贊加入了,內部行政應不用操心, 便可銳意進取擴大銀行的綱絡而曹耀便可爲銀行傾力拓展及發展幷購事務.1975 年曹先生終于爲海托交上了日本的大和銀行 (The Daiwa Bank) 與其在港合組 “大和海外財務有限公司” (Daiwa Overseas Finance Ltd.).“海托”與“大和” 各占此公司一半股杈幷由各方委派代表組成董事局,海托便委任了曹先生和海托董事李東海先生加入董事局.大和海外財務有限公司的一切行政則由大和銀行派員到港全權負責.曹先生被委任爲董事長. 大和海外財務的業務多元化, 除了經營一般銀行的存款,信貸和押匯業務外,更可發展批發銀行(Merchant Banking)和銀團放款(Syndicated Loans).1978 年“海托”又收購周鍚年家族之香港華人銀行,曹先生曾懷抱著希望從香港遠行到美國的羅切斯特，渴望心臟搭橋手術能爲他帶來新生，然而 1981年那不如意的 9 月，他在 Mary Hospital 宣告永別，享年 75。 他的家人將他的骨灰載回香港，9 月 19日的香港殮儀館成爲了紀念他人生的聖地，千名官商名流和親朋好友彙聚一堂，爲他送上最後的哀悼。
9940 年過去了，伯父依然以他的聲音和溫暖的笑容，在我的記憶中如影隨形。 時間雖然流逝，但對他的懷念和景仰不减反增，他的存在成了我人生中不竭的力量和堅定的價值觀。 他的親情與教誨，如同星辰般璀璨，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伯父一生忠于金融領域，幷深植中國傳統文化之根，他的信仰在誠信、敬業和樂于助人中得到體現。 智慧和深廣的知識使他總能把握國際脉動，提出獨到見解。 他的愛國情懷、助人爲樂的精神.香港華人銀行是由香港名人周錫年于 1955 年創辦.由其子周啓賢擔任銀行的到董事長兼行政總裁.因該行是家族生意,作風較保守,加以周氏家族多年已擁有其它多元化和穩定的業務,執掌銀行要職又後繼無人遑論發將其擴張? 剛巧誨托正值積極擴展,曹耀跟周錫年家族于 1978 年一談即合,以四億三千萬港元全資收購了,由曹先生任董事長. 隨而改革銀行內部組織. 除向外招募人才外幷借調海托要員擔任重要主管的崗位.被海托收購後業務隨之穩步發展.但最遺憾的,曹耀與張明添于 1981 及 1982 年先後去世.海托整個體系受了很大的變化.1985 年發生轟勁銀行界的“葉椿齡外幣支票輪 (Cheque Kiting) 嚴重事件及連串事故導致倒閉.卒在 1985 年 6 月被港府接管.. (見另文).華人銀行作爲海托的全資附屬只維持了 6 年,便於 1984 年 10 月售予印尼富商李文正的力寶集團(Lippo Group)曹先生因心藏血管栓塞,1981 年 9 月前往美國 Rochester,,Minnesota 進行心藏搭橋手術,不幸手術失敗.9 月 10 日(美國時間)在 Mary Hospital 與世長辭.享年 75.曹氏家屬把骨灰從美國帶回香港.喪禮於 9 月19 日在香港殮儀館舉行.香港及台灣官商名賈及親友逾千人到靈堂憑吊,計有曹先生生前好友….摯友董浩雲先生是首位發弔唁電報過來.何世禮及張樹桂牧師主讀祭文.40 年過去了，依然以他的聲音和溫暖的笑容，在我的記憶中如影隨形。 時間雖然流逝，但對他的懷念和景仰不减反增，他的存在成了我人生中不竭的力量和堅定的價值觀。 他的親情與教誨，如同星辰般璀璨，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伯父一生忠于金融領域，幷深植中國傳統文化之根，他的信仰在誠信、敬業和樂于助人中得到體現。 智慧和深廣的知識使他總能把握國際脉動，提出獨到見解。 他的愛國情懷、助人爲樂的精神，在下述三個歷史時刻中顯露無疑——1925 年的沙基悲劇中堅毅地領導廣州青年英勇抗議；1948 年聰明地爲福建商人保全財産，幫助他們順利落戶香港；1961 年全力救出被綁架的好友，體現了他重情重義的人格魅力。** 閩資遷港 -- 1948 年以機智和靈敏觸覺為內地福建商人在農民銀行的戶口安排遷到香港,力保客戶財產.對閩商來說,曹先生委實是一個偉大的銀行家.不少該等福建人後來在香港也成爲了香港商界翹楚.他的生平偉績可見一班.** 義救好友 -- 1961 年 2 月, 他的好友黃錫彬及黃應求先後被綁架,綁匪要他安排支付贖金(此為轟動香港之三狼案(案情參閱另文).他與黃氏家人商議後全力安排了五十萬港元贖舍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