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BA 2016_PROCEEDINGS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AL PERFORMANCE IN
PDCA CYCLE
ZHIFANG ZHANG,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JIANQIANG ZHAO,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bstract: Government departmenta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s a cyclical system composed of many
links, while it is most easily to be overlooked in the management practice in China. In fact, continuous and
dynamic communication i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to achiev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goal. The
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a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not only can help
government departments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level, but also helps to find the new
breakthrough on the management mode. Therefore, it is likely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a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by combining the performance
plan communic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guidance communication, performance examination and
performance feedback communication into a constant rising ring，so as to make further probe to the
ascension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Keywords: Performance Communication; PDCA Cyclic; Government departmental
performance;Plan;Check;Feedback

运用 PDCA 循环实现政府部门绩效的有效沟通

张智芳 李万县

摘要：政府部门绩效管理是一个由许多环节组成的循环往复的系统,但在我国的政府绩效管理实践
中,政府绩效沟通往往成为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环节,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作法。而持续动态的沟
通是达到绩效管理真正目标的必要条件，将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应用于政府部门绩效沟通过程中
，不仅仅能够帮助政府部门有效改善绩效水平，而且能够在管理模式上找到新的突破。本文指出
了绩效计划沟通、绩效实施与指导沟通、绩效检查沟通以及绩效反馈沟通四个环节的具体操作，
形成一个由大换套小环，不断循环上升的管理沟通模式，实现政府部门绩效管理全过程的有效沟
通，为绩效管理的提升做出进一步方式探索。
关键词：绩效沟通；PDCA 循环模式；政府部门；计划；检查；反馈

1.政府部门绩效沟通和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内涵

1.1 政府绩效沟通
沟通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思想与信息的交换以及情感的共享

与交流的过程34。著名的管理学家巴纳德、法约尔和明茨伯格都认为没有沟通就没有管理,一定意
义上来说,沟通就是管理的本质。绩效沟通就是有关绩效信息的交流,将绩效信息传递给相关的客
体和对象,以期得到客体的反应和评价,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更好地贯彻绩效计划并促进绩效提高。
对于政府绩效沟通,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政府绩效沟通就是政府绩效评价的最终结果在政
府绩效评价管理者、组织者、评价者和被评价对象之间交流和传递,它属于政府绩效评价的反馈环
节。广义的政府绩效沟通是指为了政府绩效的改善和提高所进行的所有的沟通活动。
1.2 PDCA 循环

34 包国宪,论政府绩效管理中的绩效沟通,经济体制改革

201

PDCA 循环管理法起源于全面质量管理中的戴明循环原理,PDCA 循环模式将绩效管理过程设计
为一个由计划(plan)、实施(do)、检查(check)、反馈(action)四个环节构成的、周而复始的封闭
环状系统[1]。这种管理模式的优势在于每完成一个周期的循环,就实现一次绩效的提升。绩效沟通
是绩效管理的核心，将 PDCA 循环模式应用到绩效沟通之中，将沟通分为 PDCA 四个环节，并且在
每个环节中又将沟通分为 PDCA 四个步骤去具体实施，这样在每个环节结束之后实现一次小的 PDCA
循环模式，保证该环节绩效沟通的顺利进行，当四个环节都循环结束以后则实现了整个绩效沟通
的 PDCA 循环，使得政府每一次的绩效沟通都能够有的放矢，起到关键作用，更使得政府部门的工
作向着预定的目标不断发展。
2.PDCA 循环模式应用于政府绩效沟通中的意义
2.1 理论意义

在政府绩效管理实施过程中，绩效沟通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环节，虽然随着政府职能和角
色的转变，尤其是高效型和服务型政府的不断建立，政府对于“顾客”、“服务”的观念也不断
确立，同时组织内部以及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也随之加强，交流沟通渐渐得到重视，但是对于沟通
模式、沟通方法与技巧的运用很少，只是强调要进行双向沟通，单纯机械式为了完成任务而实施
绩效沟通。将 PDCA 循环模式运用到政府绩效沟通之中弥补了在这方面的不足，进一步完善了沟通
方法与理论。
2.2 现实意义

PDCA 循环模式应用于政府绩效沟通之中，在实施绩效沟通的每个环节中都具有重要作用。首
先，绩效计划环节沟通有助于改进绩效决策。绩效计划是指组织对员工的绩效期望并得到员工认
可的环节，在这一阶段，政府部门要根据组织目标，随着内外部环境变化，对于绩效管理来做出
未来一段时间的具体计划，这一过程离不开政府与内外部的双向沟通。只有在一开始进行有效沟
通，掌握大量的信心和客观依据，才能够在计划制定过程中增强判断能力，保证绩效目标制定的
科学性。依靠这种上下级和内外部的双向沟通,使建立在达成共识基础上的绩效期望,更容易赢得
员工对保证目标实现做出的承诺[2]。也是因为在制定计划过程中进行充分沟通，才能杜绝一些不和
谐现象，例如主管硬派任务、员工只能被动接受现象、滥用私权现象等等。其次，绩效实施与辅
导沟通有利于促使员工协调有效地工作。政府工作繁琐复杂，这就为绩效管理中达到协调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此时便需要沟通来作为协调的最佳帮手，沟通的进行效率决定着协调的效率、管理
的效率。只有在绩效管理过程中通过有效的沟通,才能实现组织内部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
、上下级之间的理解和认同,并依靠高效的协调完成工作目标。一方面政府部门领导与基层工作人
员进行沟通有助于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并且及时提供工作中所需要的培训和支持，
帮助他们在业绩上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与社会公众进行服务工作上的全面沟通，
使公务人员能实时、动态地把握社会公众的诉求和工作的效果，有效解决公务员和服务对象之间
的矛盾，及时改进不足，更加高效地服务群众，做好本职工作，使得他们在服务绩效上更加增分
。再次，绩效评估沟通有利于主管激励下属,提高员工素质和士气。绩效评估沟通质量的好坏对业
绩改进有直接影响。要想达到好的绩效管理水平，仅仅制定好目标是远远不够的，要适时、不断
地对组织中员工的表现进行评估，在评估过程中，沟通不可或缺。绩效评估沟通可以为公务人员
的工作表现作出全面评价，不一味地只是领导或者一张表格的一面之词，而是全方位的沟通，对
于员工的优缺点均评估到位。一方面肯定员工的优点和成功,使得他们产生认同感和成就感,以此
提高其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另一方面通过沟通发现员工在实现工作目标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工作
技能上的差距来制定有针对性的员工职业规划和培训计划，激发他们不断学习的动力，进一步提
高他们的素质。最后，在绩效反馈环节更加要注重沟通。前期的工作成果如何都要通过反馈来发
现，此时沟通的作用越发明显，组织内部进行反馈沟通有利于发现这一阶段绩效实施不足，与工
作目标的偏离程度，根据实际情况为下一阶段改善工作目标和工作计划作出有力指导。组织内员
工之间也通过反馈阶段进行感情和思想上的交流沟通，不仅仅有利于工作上相互帮助，还可以增
进彼此了解，消除不必要的误解，建立和谐的组织氛围，形成良好的绩效伙伴关系，共同协作高
效实现政府工作目标。
3.利用 PDCA 循环实现政府有效沟通机制的对策

202

3.1 P（plan）绩效计划沟通
绩效计划是整个绩效管理系统的第一个,同时也是实现政府目标的最重要环节。在绩效管理计

划阶段，要时时观察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与上级组织和内部员工保持沟通，根据本阶段制定
的目标进行绩效管理计划的指定，通过此阶段内部的 PDCA 小环提高计划的质量。具体措施为：P
阶段：采取双向交流,结合上一阶段绩效管理的经验与教训，双方就政府组织的组织结构和各岗位
任职说明书、员工工作环境与状况等进行充分沟通,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沟通方案。D 阶段：当计划
制定出来后，通过双向沟通对实施的措施以及绩效沟通执行中关键和细节问题具体讨论；C 阶段:
制定出具体细节问题之后要对绩效实施方案计划的合理性进一步分析，评价所选择沟通时间、方
式以及特定具体沟通内容是否能保证和提高计划沟通的质量和水平；A 阶段：分析、总结在绩效计
划沟通阶段的经验与教训,以帮助改进和提高绩效实施与辅导阶段沟通质量。
3.2 D（Do）绩效实施与指导沟通

通过 PDCA 管理制定出绩效计划之后，要根据该计划具体操作，开展实施绩效管理与日常指导
沟通工作。在这一阶段同样需要利用 PDCA 循环模式实现沟通。P 阶段:政府部门领导与员工根据工
作目标拟定绩效工作实施与指导计划，明确在工作中的沟通程序和重点，尤其是要指出员工实现
绩效的关键点、员工上一阶段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改进完成目标的手段。D 阶段:执行沟通计划。
领导按照沟通计划的要求,与员工就完成绩效目标的进度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行沟通；帮助分析
、解决员工在目标完成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对员工改进工作效率和质量进行培训和指导,给
予支持。同时，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应该加强与外部服务群众的沟通，了解工作的重难点内容以
及自己工作的成效。C 阶段:检查沟通计划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分析出具体原因。例如,在绩效
实施中,经常会出现由于员工隐瞒进度或工作中的问题而直接影响绩效目标实现的沟通问题。对此
,领导和员工双方应具体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沟通的不及时、员工责任心不够、出于私利的考虑,
还是员工担心吐露实情会遭惩罚等[4]。A 阶段:通过组织内部员工和外部群众对于工作的反馈情况
，及时寻找解决沟通障碍的措施,将未解决的问题进入新一轮循环再进行沟通解决。
3.3 C（Check）绩效评估沟通

评估对于绩效管理的实施至关重要，而只有在评估过程中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才能得到
有效的评估结果。在这一环节,采用 PDCA 循环模式的具体内容是:P 阶段:制定评估沟通计划。内容
包括:绩效评估沟通的流程、沟通的主要内容和沟通方式[5]。在本阶段,沟通的主要内容是:工作计
划完成情况及效果、目标实现情况;个人发展计划落实情况、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表现;工作现状
与工作环境以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D 和 C 阶段:运用恰当的沟通方式和技巧,与内外部进行
沟通，特别是要广泛搜集政府人员服务对象对于员工工作的意见，双方共同在内外部寻找影响绩
效达成的原因、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在必要时形成书面材料；A 阶段:回顾评估沟通中遇到的
问题与困难,提出改进措施。为了达到激励作用应该让评估结果直接与工作人员利益相关，因此此
阶段的沟通更加重要而又更加困难，必须重点分析评估过程中沟通方面的重难点问题，不断学习
和引进新的沟通形式与技巧。
3.4 A（Action）绩效反馈沟通

绩效反馈沟通的目的是让组织员工了解自己绩效管理中的优势和弱点,改进不足之处,提高自
己的绩效,同时也为下个循环做好准备。本阶段应围绕着绩效改进措施、员工培训、员工工作和个
人发展计划、员工对上级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等重点内容展开有效沟通。同样地,本阶段也应按照
PDCA 循环对绩效反馈沟通进行有效管理,并落实下一次绩效管理的 PDCA 循环方案。

通过 PDCA 循环模式利用计划、实施、检查监督和反馈在绩效沟通环节的各方面应用，可以确
保政府部门在绩效管理上的有效性，从而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并且为整个公共部门绩效考核提供了
新思路。

参考文献
[1]郑文力.论绩效评估中的全面质量管理[J].中国质量,2003,(7):9 -11.
[2]刘军跃,李远志.运用 PDCA 循环实现绩效管理系统的有效沟通[J].商业研究,2006（23）

203

[3]陈小林,钱德春.绩效沟通:政府绩效管理中的重要环节[J].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人文社科
版),2005,(01).

[4]付亚和.绩效管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44 -67.
[5]包国宪,曹西安.论政府绩效管理中的绩效沟通[J].经济体制改革,2007（1）

204

STUDY ON CAREER DEVELOPMENT OF FEMALE CIVIL SERVANT IN CHINA
YU YANG,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JINGUO YE,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ivil servants’ system, more and more women join the ranks of the
civil servants, which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women’ social status, promoting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promoting soci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However, due to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gender, there’s still some problems on career development of female civil servants, such as
unreasonable structure or ceiling effect of career development, intense job burnout in spirit, pregnancy
leads to the interval interruption on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role conflicts of the females and so on.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the career problems are also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ociet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female themselves, including institution accomplishment,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building on gender equality, and promoting the women’ ability of self-regulation in both
working and mental conflicts.

Key words: female, civil servant, career development, civil servant system, professional woman, glass
ceiling

女性公务员职业生涯发展研究

于洋 李万县

摘要：我国公务员制度的不断完善，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了公务员队伍当中，这在提高女
性社会地位、促进男女平等和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将女性公务员和
职业生涯发展结合进行研究,发现我国女性公务员的职业生涯发展中存在着发展结构不合理、强烈
的职业倦怠感、职业生涯发展存在中断期和多种角色冲突等问题。因此，从社会、政府和女性自
身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包括构建有利于女性公务员职业生涯发展的制度、营造良好的社
会环境和女性心理的自我调节。

关键词：女性 公务员 职业生涯发展 公务员制度 职业女性 玻璃天花板

女性公务员职业生涯发展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妇女地位的逐渐提升，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也日趋
增强，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在职场中充分地发挥其聪明才智，逐渐成为社会发展过
程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公务员作为我国高水平人才的重要聚集地，也是我国女性展现其职业
生涯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女性公务员的比例不断上升，这说明我国女性的价值和能力得到了
社会的重视和认可，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和社会外部的原因，女性公务员在
职业生涯发展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因此，科学合理的规划女性公务员职业生涯发展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1、女性公务员职业生涯发展的概念界定
1.1 职业生涯

关于职业生涯的定义学术界尚未得出统一的结论，但是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
。从时间长度上划分，职业生涯分为广义论和狭义论。狭义论是指“一个人从职业学习伊始，至
职业劳动最后结束，整个人生职业工作历程，其上限起始于任职前的职业学习和培训”；广义论
则是“从取得职业技能、发展职业爱好、选择工作、到职，直到最终整个脱离职业工作，考察这

205

样一个完整而全面的职业发展过程，其上限从 0 岁人生起点开始35”。按职业生涯包含的内容，又
可分成主客观论。主观论包括个人心智成熟程度、职业选择动机、价值观的成长等内容；而客观
论包括岗位的变动、职业技能的增加、职业高度的变化等内容。从职业生涯关联者划分，职业生
涯又可分为内职业生涯和外职业生涯。外职业生涯是指“职业者经历一种职业的通路，包括招聘
、培训、晋升、解雇、退休等各个阶段”；内职业生涯主要指“侧重于对个体的研究，更关注个
体成就、实现个体情感需求、家庭与工作平衡、个体获得休息的需要等”36。

本文认为职业生涯是个人在某一职业上所经历完整过程，其中包括职位的变更和个人观念的
变化等。
1.2 职业生涯发展

职业生涯发展又称“职业发展”，包含多个层次的含义。吴贵明认为：“职业生涯发展是指
个人首先设立目标、然后逐步实现这些目标，并在实践中不断持续的订立新目标然后实施新目标
的整个过程。主要包括职业选择、发展过程、发展管理等三大部分37”。张再生认为：“职业生涯
发展的定义与主体有关。对个人来说，职业生涯发展是指一般指个体在工作中为了获得或改进相
关知识、技能而产生的动机、态度以及行为等，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工作绩效。对组织来说，职业
生涯发展是组织为提高员工的学识、技能、职业价值观和工作绩效，推动职业生涯发展而实施的
各种各样有计划、成系统的教育训练活动38”。

本文认为职业生涯发展是个人或组织依据自身需要，通过策划或规划，不断提升自身的技能
、能力、知识，改进工作心态等，使个体的职业生涯目标与组织的目标相结合的过程。
1.3女性公务员职业生涯发展

根据我国公务员法的规定，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其职位纳入国家的行政编制，并由国
家从财政上负担期一切工资福利的公家机关工作人员。本文所指的女性公务员就是指具有国家行
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国家行政机关女性公务人员。

综上所述，女性公务员职业生涯发展，一般是指具有国家行政编制享受国家财政负担福利待
遇的行政机关女性公务员人员在其进入公务员系统之后，她们在职业生涯发展中遇到和经历的各
种经验，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与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公务员根据在不同的职业生
涯发展阶段的不同需求，通过组织和自身的规划，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知识、技能、能力等，使自
身的职业发展目标结合组织目标，实现自身职业生涯发展的成功。

2、当前我国女性公务员职业生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女性职业生涯发展的法律法规，同时不断完善公务员制度，使

得女性公务员所占比例逐年上升。女性公务员在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社会传统和女
性自身角色的影响，我国女性公务员的职业生涯发展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2.1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结构不合理

女性公务员的职业生涯发展结构，既包括女性公务员组织结构的角色，又包括女性公务员权
利结构的地位。目前我国公务员队伍中，尽管女性公务员的比例超过了 40%，但其在职业生涯发展
中还是受到一定范围的成见和偏见，男女平等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由于性别歧视导致女性
一般在科教文卫、计划生育、群众社团等部门从事工作，而党政主干线和综合部门的任职较少。
此外，女性公务员担任副县级以上职务人数少，比例小；担任正职的人数小，比例小；职位上虚
职多，实职少。在组织中无论女性公务员的水平与能力有多高，她们在达到一定的管理层上，就
很难再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了，在她们的职业发展路径中，存在着一种看似存在事实上并不存在
的发展途径，这也就是“玻璃天花板39”效应。
2.2女性公务员职业生涯发展中存在强烈的职业倦怠

35 吴国存. 企业职业管理与雇员发展[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0: 73.
36 张再生. 职业生涯管理[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 105.
37 吴贵明.中国女性职业生涯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4.
38 张再生.职业生涯开发与管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147.
39 玻璃天花板是指为女性或是少数族群没办法晋升到企业或组织高层并非是因为他们的能力或经验不够，或是不想要其职位，而是一些针对女性和少数族群在升迁方面，组织似乎设下一层障碍，这层障碍甚至有时看不到其存在。

206

职业倦怠又称职业枯竭，它是“一种由工作引发的心理枯竭现象，是上班族在工作的重压之
下所体验到的身心俱疲、能量被耗尽的感觉，职业倦怠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工作压力过低、缺乏挑
战性的工作，个人能力得不到发挥，无法获取成就感，而产生职业倦怠40”。产生职业倦怠的根本
原因在于工作的内容的枯燥和工作人员的兴趣缺乏。而公务员这项工作本身内容繁枯燥、缺乏竞
争且待遇稳定，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更易产生依赖性和惰性。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愿意去基
层学习和锻炼自身的人也越少，职业倦怠感也会越来越严重，使女性公务员的职业生涯彻底丧失
继续发展的可能。
2.3女性公务员职业生涯发展中断期的困境

女性公务员职业生涯中将不可避免的遇到生育问题，这将使女性公务员的职业生涯暂时中断
，而中断的职业生涯将导致女性公务员难以晋升到高层职位。大多数女性公务员 30 岁左右就到了
考虑是否生育的阶段，而这个阶段也正是女性为自己的目标奋斗的关键期，即晋升的关键期。但
大部分女性公务员为了家庭和孩子考虑会牺牲自己的事业而回家生育，放弃晋升的机会。虽然女
性公务员的福利制度相当完善，行政部门也会严格按要求执行。然而，在怀孕和哺乳期内，法律
法规却无法保证女性公务员是否会被重用，能否得到晋升。这个现象无论在企业还是行政、事业
单位都是客观存在的，女性公务员晋升的机会会因为中断的职业生涯消失在无形中。
2.4女性公务员职业生涯发展中存在角色冲突

当代女性在生活中扮演了多重角色，这些角色概括起来可分为两类：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
这二类角色表现出矛盾冲突，使女性长时间地陷入角色的困惑之中。主要表现在：社会角色要女
性公务员有很强的事业心，要胜任工作、精通业务，充分发挥自己的综合才能。为了生存与发展
，她们需要通过不断学习新知识，获得新技能，提高工作绩效。在家庭角色上，女性公务员需要
照顾家庭，尽到作为母亲、妻子、女儿的责任。在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当代，一对夫妻要照顾四个
老人的现象普遍，而女性作为照顾老人的主要人员，家庭压力增大。为了平衡工作与家庭的角色
，女性公务员不仅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应对激烈竞争，同样需要更多的智慧经营家庭，有限的时
间与精力使女性公务员在家庭与工作之间疲于奔波。

3、促进女性公务员职业生涯顺利发展的建议
3.1构建有利于女性公务员职业生涯发展的制度

第一，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完善保障女性参政的立法和配套政策，建立有效的监督
机制，及时纠正含有性别歧视或阻碍女性参与决策的政策条款。同时还要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将相关的法律法规具体化，减少因语言表述的模糊性造成女性公务员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
第二，制定公平合理的干部选拔制度，调整以男性为中心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在选拔任用领导
干部的具体条件上，领导干部应充分考虑女性在生理方面的特殊性，对她们区别对待。同时，拓
宽女性干部的职业发展模式，打破部门界限，加强人才流动，促进女性公务员的职业生涯发展。
3.2 营造有利于女性公务员职业生涯发展的社会环境

第一，在组织中坚持公平竞争和男女平等的思想，公平客观地评价女性公务员，保证女性公
务员和男性公务员享有同等的竞争机会。同时，领导干部要根据男女自身不同的
特点，合理安排工作；敢于打破传统思维定式，创新用人理念，给予女性公务员更多的支持与鼓
励。第二，针对男女两性在家务分工中不均衡状况，应积极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鼓励家政服务
业的发展。分一半家务给男性，还一半权利给女性，这样可以有效缓解女性公务员家庭与事业之
间角色冲突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第三，优化社会舆论环境，反对宣扬封建传统道德、扭曲女性
形象和诱导女性形成依附人格的倾向的影视作品。建议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女性参政消息，公正、
客观的宣传报道成功女性公务员事例，为广大女性树立榜样，消除她们的成功顾虑和担忧。
3.3女性公务员要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第一，正确认识自我，全面客观地评价自我对于个人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女性公务员在制
定个人职业发展目标时，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对自己进行合理的定位，误免让过高的要求来增

40 崔碧霞. 女性公务员职业生涯的困境与解决[D]. 陕西: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207

加自身的负担。第二，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女性公务员在遇到问题时要学会及时调整心态和合
理释放压力，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树立敢闯敢干、百折不挠的信念，对自己充满信心，这样才
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第三，平衡好家庭与事业的关系。女性公务员要提高处理家庭与事业矛盾
、家庭内部矛盾的能力，采取积极措施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冲突，同时学会疏导自身心理压力，不
要让过大的压力影响自己的健康。女性公务员要学会及时进行角色转换，设定工作和生活的边界
，做好事业管理和时间管理，平衡好家庭和事业的关系。

总之，女性公务员作为一个特定群体既有职业女性的普遍性，又有公务员的特殊性。女性公
务员职业生涯发展的状况不但与女性公务员自身的发展有关系，而且与政府组织整体效能的提升
密切相关。但是，当前我国公务员职业发展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女性公务员职业生涯发展
现状和规律的研究尤为匮乏，希望本文能给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参考文献

[1]宁本荣,赵晓康. 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模式:基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4(03):100-111.
[2]马秀玲. 中国党政部门女性省部级公务员的成长路径及职业发展研究[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9(06):94-98.
[3]宁本荣. 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困境及完善[J]. 人才开发,2007(03):24-26.
[4]黄秋梅,苏穗. 女性职业生涯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建议[J]. 创新,2009(10):82-84.
[5]王军华. 女性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分析[J]. 今日科苑,2008(14):228.
[6]宁本荣. 女性公务员领导力提升:职业发展领域的促进[J]. 领导科学,2014(15):43-45.
[7]王富祥. 女性公务员“玻璃天花板”障碍及其对策[J]. 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09(23):135-
136+138.
[8]李永康,赵海燕. 女性公务员职务晋升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2(10):107-109.
[9]苏津津,李婕. 生育对职业女性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5(05):60-65.

208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STUD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XIONGNA CAO,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LIYING LI,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BSTRACT: Preschool education is the essence and the cornerstone of national education in a country.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ducation.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the
past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the topic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early childhood in Chinaboth domestic
and abroard. It demonstrates that domestic scholars mainly focu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ducational
funds, financial investment system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financial invest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ory While foreign scholars ar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importanc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e supply model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ldhood education . And further summarizes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research. At last, combined the research of domestic with that of abroard
we put forward a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odel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Key words: preschool education; finance; supply; achievements; evaluate; pattern

中国幼儿教育财政投入问题研究述评

幼儿教育对于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 有着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幼
儿教育财政投入的优化问题，不仅是公共财政管理体制下的紧迫问题，也是提高幼儿教育财政投
入效率、合理配置幼儿教育资源、保障幼儿教育目标实现的有效途径。

1.当前研究现状
1.1国内学者对幼儿教育财政投入问题的研究
1.1.1我国幼儿教育经费现状的研究
王红、沈慧洁、王彬在文章《对广州市幼儿园教育成本及收费制度改革的调查分析》中，针对
幼儿园的基本情况、幼儿园各项收费及支出情况等问题对广州市 10个行政区的62 所不同体制的幼儿园进
行调查，发现在广州市赞助费或捐资助学费是保教费之外的最重要的经费来源，存在不合理的收
费项目且收费项目过细，幼儿园收费标准大多在幼儿园成本的 50%以下， 收费标准偏低。
王化敏、 周亚君在《幼儿教育经费的十年回顾及改革建议》中指出，我国预算内财政性幼儿教育
经费的城乡分配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占幼儿教育总数 30%的城市和县镇中教育部门和政府机构
举办的幼儿园占用了 70%的幼儿教育财政拨款，而剩余的 30%的幼儿教育财政拨款要被分配到占幼儿教
育总数 70%的集体办、企业办以及农村乡、村级幼儿园中。
1.1.2我国幼儿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的研究
蔡迎旗、 冯晓霞在《论中国幼儿教育财政投资体制的重构》中指出，我国各级财政部门对教育
部门的幼儿教育财政经费划拨以及相关政策制定，构成了我国幼儿教育财政投资体制的主体部分
；而我国其他非教育部门的各级财政部门对幼儿教育的财政性拨款和政策制定，构成了我国幼儿
教育财政投入机制的辅助部分。我国现行的主辅两条线的幼儿教育财政投入机制，不利于幼儿教
育资金的自由流动，同时分散的财政资金不利于实现幼儿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
曾晓东在《建机构还是买服务—对我国农村幼儿教育供给方式的思考》 中提出， 政府应该为农村
儿童提供幼儿教育服务，在农村地区可以尝试由政府制定服务菜单，由现有的县、乡幼教机构按
照菜单为农村儿童提供流动性服务，从而建构起“电影放映队式”农村幼儿教育服务模式。
1.1.3 财政投入绩效评价理论研究
马国贤教授在《政府绩效管理》中认为，绩效管理首先是设立绩效目标，其次进行绩效预算
，再次对实施结果进行绩效评价的一种公共管理制度。在《政府绩效管理原理》中马国贤教授提
出了“一观三论”， “花钱买效果”的预算观、目标‐结果导向管理论、公共委托‐代理论和顾客服务论。
王敏在《 政府财政教育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中提到，教育产出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教育资源的投
入经过教育的过程而产生的效应，可以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指受教育者的身体
素质得到增强、思想品德发生变化、劳动能力得到提高、综合素质得到提升；间接效应是指教育

209

会使国民收入提高，国内生产总值提升，使社会更加文明和谐。对教育的绩效评价，就是看财政
投入后是否收到了应有的效应。

卢千里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原理和方法》中提到，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三原则，经济性
，以最低的费用取得一定的资源；效率性，以最小的投入取得一定的产出；有效性，达到预定的
目标。绩效预算应该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渐进方式和规范管理相结合，统一性和差别性相结合
的原则。

1.2国外学者对幼儿教育财政投入问题的研究
1.2.1幼儿教育的重要性研究
J.M.布坎南在《 公共财政》中提出“任何教育的直接受益者都是那些得到教育的儿童及其家庭。 在这一方面，教
育是可以分割的，而且类似于在市场经济中生产的普通服务，但是教育除了其可分割的私人利益
外，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利益。社会集团的全体成员，至少其中大部分人，通过使社会中的儿童得
到良好的教育而间接地得到好处，教育是一种准公共性的服务。
芝加哥大学教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曼对关于儿童发展的研究证据总结，在人生的不同
阶段的教育投入对其不同能力的形成至关重要。在儿童阶段获得的能力不仅影响到该阶段的总体
发展，更会影响到下一阶段的学习和发展。如果错过了在儿童阶段学习某一特定技能或发展某一
特定能力的机会，以后补救的代价会相当昂贵。”
1.2.2幼儿教育供给模式研究
南希·M·罗宾逊(Nancy M Robison)作为世界上著名的幼儿教育学家，提出了幼儿教育机构的四种
基本类型。第一种是根据年龄将幼儿教育分为两个阶段的拉丁-欧洲模式。 第二种是主要在荷兰、瑞典
、 德国、 挪威等国家实行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第三种是与拉丁—欧洲模式相同的， 根据年龄把幼儿教育分
成两个阶段，由两个不同的部门管理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 。 第四种是在美国、英国、加拿大、以色
列和中国的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实行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
1.2.3幼儿教育供给现状研究
戴维.布劳在《The Child Care Problem : An Economic Analysis》 一书中对美国幼儿教育市场进行
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并指出，美国幼儿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市场的失败。美国的幼儿教育市场分
散零乱，缺乏有效的财政支持,幼儿教育供给的质量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部分私立
的、非正规的幼儿教育机构质量非常低劣，而高质的幼儿教育一般价格昂贵，且开放时间短，让
很多幼儿家长望而却步,幼儿教育的私人提供者相互孤立， 并没有把国家的幼儿教育目标融入其中,孩子的父母面对
混乱的幼儿教育市场无所适从。
约翰.爱德华兹选择美国的 100 个区作为样本，着重分析了幼儿教育价格对美国幼儿教育供给所
造成的影响。其研究显示，价格对幼儿教育供给的小时数有消极影响，供给取决于价格。在黑人
单亲居住区和人口迅速增长的比较贫穷的地区，他们对幼儿教育需求更旺， 但供给不足；与之相反，比
较富裕地区的幼儿教育供给更充足一些，形成了幼儿教育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位与矛盾。
1.3 现有国内外研究的特点
1.3.1国内研究的特点
国内研究大多是相关文献做实证材料，很多建议已经通过实践证明是可行的。但是这些研究以统
计分析、调研为主，很多研究设计不够缜密，方法比较单一，经验的成分多于理论分析，研究深
度和科学性多有欠缺。
1.3.2国外研究的特点
国外研究幼儿教育财政政策的信息，以资料为多，研究性的文献比较少。而且这些研究性文献中
，项目研究和个案研究比较多，对某个国家的幼儿教育财政政策的整体分析尚不多见。
2.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2.1 优点
2.1.1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本研究从财政学的角度，对我国幼儿教育财政投入和政策的历史和制
度基础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基于我国国情和改革趋势，对我国当前幼儿教育财政性经费的合理配
置提出了比较客观务实的建议；为了借鉴和吸收国内外已经有经验，对国内外各种幼儿教育财政
投入方案、形式、路径等也进行了利弊分析，并提出了这些财政相互整合的设想。

210

2.1.2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对我国幼儿教育财政产生了积极影响。为我国各级政府、各部门单位
和各类幼儿园筹集经费提供合理建议；对我国各种幼儿教育资源的配置情况进行客观分析，并提出参
考意见；对强化我国各类幼教机构资金运动的监督管理提出针对性建议。

2.2局限性
2.2.1我国目前针对幼儿教育的经济学研究还较少，资料不多。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的这
方面研究较多。
2.2.2国外对幼儿教育事业的研究开展的比我国要早，而且研究的程度也比较深入，涉及到幼儿
教育发展的各个方面，各种相关数据也比较全面，而我国对幼儿教育财政投入的统计数字较少，
很难找到客观的、全国性的统计资料。
2.2.3国内外学者对幼儿教育重要性、幼儿教育的外部效益、 幼儿教育市场的缺陷都进行了充分论证
。但将幼儿教育发展与教育公平结合起来从而确定财政负担的研究很少，几乎没有。
3.本文拟研究的问题和创新点
通过对国内外幼儿教育财政投入的分析，有许多的借鉴意义。我国幼儿教育领域出现了很多问
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也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但大多都倾向于要求政府提高认识、明确
责任、增加投入，而从具体的、全面的角度研究财政幼儿教育财政投入的还很少。
我的创新点即是幼儿教育应当在政府加强投入的基础上重点发展，从而为人民提供更有效率和
更加公平的幼儿教育。在对如何进行幼儿教育财政投入的绩效评价目标、体系建立需要的指标等方
面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幼儿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价模型。
4.小结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方面不同视角对幼儿教育财政投和政策入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对我国的幼儿教财
政投入有很大的实践意义。我国应该吸取发达国家的做法，不能一味的照搬国外的方法，应该根
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制定适合一个我国现状的幼儿教育财政投入与政策的战略。
5.参考文献
[1]蔡迎旗.(2007)（ 6)幼儿教育财政投入与政策[M].教育科学出版社.
[2]王华敏.2003)周亚君.幼儿教育经费的十年回顾及思考[J]((4).
[3]桂磊.(2004)关于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幼儿园之间的分配问题[J].学前教育研究（ 3） .
[4]段茹宏. (2013),学前教育财政投入问题研究述评[J].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5:32-36.
[5]冯晓霞,蔡迎旗,(2007),严冷. 世界幼教事业发展趋势:国家财政支持幼儿教育[J]. 学前教育研究05:3-6.
[6]王华敏.(2000)关于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J].早期教育（ 5）
[7]郭巧丽.(2009 )幼儿教育发展中的政府财政投入问题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
[8]陈桔红. (2011)我国幼儿教育财政投入问题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
[9]丁大勇. (2013)我国学前教育投资体制问题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
[10]王心蕊. (2013)我国幼儿教育中的政府职能承担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1]卢美贵，谢美慧.(2002)幼儿教育券-理论与实践[M].师大书苑有限公司.
[12]崔惠玉,周伟. (2015)学前教育政府提供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 地方财政研究,11:90-96.
[13]曾晓东.(2006) 幼儿教育的财政投入体制改革亟需理性设计[J]. 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10:1-4+25.
[14]蔡迎旗,冯晓霞. (2006)论中国幼儿教育财政投资体制的重构[J]. 教育研究与实验,02:21-24.
[15]民进辽宁省委员会. 学前教育不是“托儿所”[N]. 友报,2007-03-303.
[16]记者 王继亮 束临燕 静安. 学前教育应纳入公共财政投入范畴[N]. 中国经济时报,2009-03-
13007.
[17]张雪. 1998～2008年中国学前教育财政状况及其对幼儿入园率的影响[A].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
分会.2010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学术年会论文集[C].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2010:8.
[18]蔡迎旗,冯晓霞. 政府财政投入公办幼儿园方式的选择[J]. 教育与经济,2008,01:45-49.
[19]David M.Blau.The Child Care Problem:An Economic Analysis[M].New York:Russell Sage
Fundation.2001:4-13
[20]Joe Richardson,Donna V. Porter,Jean Yavis Jones.Child Nutrition and WIC Programs:Background and
Funding[M].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shers,Inc.,2004.

211



SEARCH AND RESCUE AT THE EAST MEDITERRANEAN SEA. THE CASE OF CYPRUS
TRYFON KORONTZIS

Abstract

The enormous and rapid growth of shipping and air transport which took place and is still taking place
because of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arting by the second half of the last century onwards, led
automatically and the need of developing search and rescue services (Search and Rescue-SAR). The last
organized appropriately staffed with specialized personnel and using appropriate means aim to the disposal
of efficient search and rescue services to all air and sea regions.
During the implementing of operational procedures regarding search and rescue in order to be
implemented plans by the authorities of Cyprus to locate and rescue people in the South Mediterranean
area can occurs risk event or crisis.
The purpose of this summary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providing search and rescue services
in the south-eastern Mediterranean countries, namely Cyprus. This development is considered critical
because of the occupation of Cyprus part by Turkey, possession among other influences and search and
rescue issues in the Nicosia FIR.

Η ΕΡΕΥΝΑ ΚΑΙ ΔΙΑΣΩΣΗ ΣΤΗΝ ΑΝΑΤΟΛΙΚΗ ΜΕΣΟΓΕΙΟ. H ΠΕΡΙΠΤΩΣΗ ΤΗΣ ΚΥΠΡΟΥ
Τρύφων Χαρ. Κοροντζής

Περίληψη
Η τεράστια και ταχύτατη ανάπτυξη των ναυτιλιακών αλλά και αεροπορικών μεταφορών που
πραγματοποιήθηκε αλλά και πραγματοποιείται λόγω της εξέλιξης της τεχνολογίας από το δεύτερο μισό
του περασμένου αιώνα και εντεύθεν, οδήγησε αυτόματα και στην ανάγκη ανάπτυξης υπηρεσιών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 (Search and Rescue-SAR). Οι τελευταίες οργανωμένες κατάλληλα, στελεχωμένες με
εξειδικευμένα στελέχη και διαθέτοντας κατάλληλα μέσα, αποσκοπούν στη διάθεση αποτελεσματικών
υπηρεσιών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 σε όλες τις εναέριες και θαλάσσιες περιοχές του κόσμου.
Κατά την εφαρμογή επιχειρησιακών διαδικασιών στη διάρκεια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 ώστε να
υλοποιηθούν σχεδιασμοί των αρμοδίων Αρχών της Κυπριακής Δημοκρατίας για εντοπισμό και διάσωση
ανθρώπων στο χώρο της Νοτιοανατολικής Μεσογείου μπορεί να προκύψει συμβάν υψηλού κινδύνου ή και
κρίση.
Σκοπός της παρούσας συνοπτικής μελέτης είναι να εξετάσει την ανάπτυξη παροχής υπηρεσιών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 σε χώρες της νοτιοανατολικής Μεσογείου και συγκεκριμένα στην Κύπρο. Η ανάπτυξη αυτή
κρίνεται κρίσιμη λόγω της κατοχής μέρους της Κύπρου από την Τουρκία, κατοχή που μεταξύ των άλλων
επηρεάζει και θέματα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 στο FIR Λευκωσίας.

Λέξεις-κλειδιά: Έρευνα, διάσωση, FIR, Κύπρος, Τουρκία, Ανατολική Μεσόγειος

1.Οριοθέτηση FIR Λευκωσίας
Στην Τρίτη Περιοχική Διάσκεψη Αεροναυτιλίας41 που πραγματοποιήθηκε στο Παρίσι το 1952, το

Η.Β. επεδίωξε και τελικά τα κατάφερε να δοθεί διευρυμένη ζώνη Περιοχής FIR (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 πέραν της αιγιαλίτιδας ζώνης στη Μάλτα (FIR Malta), αλλά και στην Κύπρο (FIR Nicosia) που
ήταν υπό την επικυριαρχία της, με δεδομένη τη στρατηγική θέση των νησιών στο χώρο της Μεσογείου. H
διευρυμένη ζώνη του FIR γύρω από την Κύπρο42, έφερε σε μειονεκτική θέση τα γειτονικά κράτη της
περιοχής, ήτοι τη Συρία, Λίβανο και Ισραήλ.

41 Βλ. Κοροντζής Τ., Έρευνα και διάσωση. Ρυθμιστικό πλαίσιο και προβλήματα εφαρμογής στο Αιγαίο και τη Νοτιοανατολική
Μεσόγειο, Δ.Δ., Βιβλιοθήκη Παντείου Πανεπιστημίου Κοινωνικών και Πολιτικών Επιστημών.
42 Βλ. Γιόκαρης Α., Οι δικαιοδοσίες του παράκτιου κράτους στον εναέριο χώρο, εθνικό και διεθνή, Α. Σάκκουλας, Αθήνα –
Κομοτηνή 1991,σ.σ. 33-34.

213

Στα όρια ευθύνης του FIR Λευκωσίας (FIR Nicosia)43, περιλαμβάνεται ολόκληρη η εδαφική
επικράτεια του νησιού αλλά και τμήμα διεθνούς εναέριου χώρου γύρω από την Κύπρο, που συνορεύει
βόρεια με το FIR Άγκυρας και δυτικά με το FIR Αθηνών44.

Η ναυτική περιοχή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 Κύπρου (Cyprus Search and Rescue Region - SRR),
όπως αυτή δηλώθηκε στο Διεθνή Ναυτιλιακό Οργανισμό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ΙΜΟ),
ταυτίζεται με την αντίστοιχη αεροναυτική, η οποία με βάση το περιοχικό Σχέδιο Αεροναυτιλίας Ευρώπης
(Air Navigation Plan, European Region, Doc 7754), καθορίστηκε κατά τρόπο που συμπίπτει με τα όρια
του αντίστοιχου FIR Λευκωσίας
Mε την αναθεώρηση της Σύμβασης SAR, υιοθετήθηκε ταυτόχρονα από τον ΙΜΟ και τον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το Διεθνές Εγχειρίδιο Αεροναυτικής και Θαλάσσιας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 [International Aeronautical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IAMSAR Mannual)], που αποβλέπει
στην εναρμόνιση των κανόνων σχετικά με την παροχή υπηρεσιών σε περιπτώσεις αεροπορικών και
ναυτικών ατυχημάτων45.

Σημειώνεται ότι με βάση τις συστάσεις του ΙΜΟ και του ICAO που αποτυπώνονται στο Διεθνές
Εγχειρίδιο αλλά και τη γενική διεθνή πρακτική, η υιοθέτηση ταυτόσημων περιοχών για την αεροπορική
και ναυτική έρευνα και διάσωση προκρίνεται, ώστε οι περιοχές αυτές να συμπίπτουν με τα
FIRs.Χαρακτηριστικό παράδειγμα αυτής της πρακτικής είναι η Κύπρος της οποίας τα όρια των περιοχών
για θαλάσσια και αεροπορική έρευνα συμπίπτουν απόλυτα με τα όρια του FIR46.

43 Βλ. «Final Report of the rules of the air and air Traffic Control Committee, Second Middle East Regional Air Navigation
Meeting», Istanbul , ICAO, Doc 7055, MID/2-RAO, October – November 1950, σ. 16.

44 «…..Boundary between Ankara- Nicosia FIRs/UIRs, runs from N3605 E03000 to Ν3558 Ε03230 to N3555 E03333 to
N3555E 03540….». Βλ. NICOSIA FIR/UIR, IATA Communications/Control Procedures, IATA Information Bulletin,
25/8/2006, JEP 06-01, Jeppesen Sanderson, Inc., 2006, http://ww1.jeppesen.com/documents/aviation/notices-
alerts/hubwatch/BriefingBullentins/bulletinjep_06_01.pdf (τελευταία επίσκεψη την 12/1/2013). Ακόμη βλ. «ICAO issues
reminder on procedures in the Nicosia and Ankara FIRs», IFALPA, Safety Bulletin, 2/8/2006,
http://www.ifalpa.org/downloads/Level1/Safety%20Bulletins/Air%20Traffic/07SAB07-
Ankara%20and%20Nicosia%20FIR%20proceedures.pdf (τελευταία επίσκεψη την 12/1/2016). Επίσης βλ. κατωτέρω «FIR
Λευκωσίας (Nicosia FIR).

45 Βλ.
http://www.imo.org/OurWork/Safety/RadioCommunicationsAndSearchAndRescue/SearchAndRescue/Pages/IAMSARManual.a
spx (τελευταία επίσκεψη την 19/1/2016). Το εγχειρίδιο αυτό αντικατέστησε τα δύο εγχειρίδια του ΙΜΟ για την Έρευνα και
Διάσωση των Εμπορικών Πλοίων (IMOSAR Manual) του 1971 και για την Έρευνα και την Διάσωση (IMOSAR Manual) του
1978.

46 Η συγκεκριμένη διάταξη έχει ως εξής: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views expressed by the Republic of Cyprus in the
"Instrument of Accession" to the SAR Convention and in Valencia 1997 Conference Report, the maritime SRR of Cyprus
coincides with the aeronautical one. The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Region (SRR) of Cyprus is identical to the Aeronautical
SRR (Nicosia FIR), bounded by straight lines joining the following geographical positions:

1) 35º 55'.00 N 035º 40'.00 E

2) 35º 45'.64 N 035º 32'.91 E

3) 35º 35'.18 N 035º 28'.29 E

4) 35º 06'.25 N 035º 40'.00 E

5) 34º 33'.07 N 035º 37'.00 E (45 nm radius)

6) 33º 13'.51 N 034º 56'.00 E

7) 33º 04'.00 N 034º 52'.00 E

8) 33º 03'.00 N 034º 43'.50 E

9) 32º 51'.00 N 034º 38'.00 E

10) 32º 45'.00 N 034º 39'.50 E

10) 32º 45'.00 N 034º 39'.50 E (47 nm radius)

11) 31º 50'.00 N 033º 59'.00 E

12) 33º 30'.00 N 030º 00'.00 E

13) 36º 05'.00 N 030º 00'.00 E

214

Επίσης πρέπει να σημειωθεί ότι ο τομέας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 από το 1960, ήτοι την ίδρυση της
Κυπριακής Δημοκρατίας είχε εκχωρηθεί στις Βρετανικές Βάσεις 47 . Από την 1η Μαρτίου 2002, τις
υπηρεσίες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 με έδρα το αεροδρόμιο της Λάρνακας (JRCC Larnaca) 48 αντί της
Επισκοπής, ενώ η εξυπηρέτηση του προγράμματος [COsmicheskaya Sistema Poiska Avariynyh Sudov -
Search And Rescue Satellite - Aided Tracking (COSPAS-SARSAT)] για την Κύπρο επιτυγχάνεται μέσω
του επίγειου σταθμού στην Ιταλία49.
Χάρτης 1: FIR Λευκωσίας (Nicosia FIR)

Πηγή:
http://www.google.co.uk/imgres?imgurl=http://www.mod.gov.cy/mod/CJRCC.nsf/0/6B458425DBF2E4C5
C22578CD001B4CC6/%24file/FIR1.jpg%3Fopenelement&imgrefurl=http://www.mod.gov.cy/mod/CJRC
C.nsf/cjrcc11_en/cjrcc11_en?OpenDocument&h=802&w=1128&sz=111&tbnid=8pGrESZVP8VBEM:&t
bnh=90&tbnw=127&zoom=1&usg=___3saKHgQ6XIZJ7l-
_6pdAJs1GLk=&docid=AbT1iAgN7XEQQM&hl=en&sa=X&ei=xEpQUsP6JsyV0QXKpIDgDw&ved=0
CEkQ9QEwBA

14) 35º 55'.00 N 033º 33'.00 E
15) 35º 55'.00 N 035º 40'.00 E
And then to geographical position A along the lines separating ICAO SRRs of Nicosia with Tel Aviv, Beirut and Damascus
respectively». Βλ. http://www.imo.org/blast/blastDataHelper.asp?data_id=9046&filename=1.pdf, SAR.8/Circ.1,ANNEX 2,
p.p.14-15 (τελευταία επίσκεψη την 12/1/2013).
47 Βλ. Συνθήκη Εγκαθιδρύσεως της Κυπριακής Δημοκρατίας σύμφωνα με την οποία «οι βρετανικές αρχές των βάσεων θα
παρέχουν υπηρεσίες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 στα όρια του FIR Nicosia» (Annex B, Part V, Section 9).
48 Βλ. http://www.imo.org/blast/blastDataHelper.asp?data_id=9046&filename=1.pdf.
SAR.8/Circ.1,ANNEX 2,Page 14 (τελευταία επίσκεψη την 12/1/2016).
49 Βλ. http://www.mod.gov.cy/mod/CJRCC.nsf/index_gr/index_gr?opendocument (τελευταία επίσκεψη την 12/1/2016).

215

Χάρτης 2: Περιοχή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 σύμφωνα με τις Τουρκικές Αρχές

Πηγή: Ετήσια Αναφορά Δραστηριοτήτων έτους 2009 τουρκικής Διοίκησης Ασφάλειας Ακτών
2. Διεθνές και εθνικό νομικό πλαίσιο

Η οργάνωση και υποχρεώσεις της Κυπριακής Δημοκρατίας σε ότι αφορά στην αεροναυτική έρευνα
και διάσωση καθορίζονται από τους νόμους της Κυπριακής Δημοκρατίας, τα θεσμικά κείμενα και τους
κανονισμούς των διεθνών οργανισμών. Πιο συγκεκριμένα:

3.1. Τη σύμβαση του Σικάγου 1944 (Διεθνούς Οργανισμού Πολιτικής Αεροπορίας-ICAO
Παράρτημα 12) και του Αμβούργου 1979 (Διεθνούς Ναυτιλιακού Οργανισμού - IMO), τις οποίες η
Κυπριακή Δημοκρατία έχει υπογράψει και κυρώσει με τους Νόμους 213 του 1988 και 5 (ΙΙΙ) του 1994
αντίστοιχα.

3.2 Το Νόμο 5 (ΙΙΙ) /94, άρθρο 6 με βάση τον οποίο συνεστήθη το κέντρο Συντονισμού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 (Κ.Σ.Ε.Δ.). Στο ίδιο επίσης άρθρο καθορίζεται ότι το Κ.Σ.Ε.Δ. είναι ενιαίο και καλύπτει
τόσο τα ναυτικά όσο και τα αεροπορικά ατυχήματα.

3.3. Την απόφαση του Υπουργικού Συμβουλίου της 1ης Μαρτίου 2002, με την οποία το Κ.Σ.Ε.Δ.
Λάρνακας ανέλαβε επίσημα και αποκλειστικά την ευθύνη για την οργάνωση, συντονισμό και έλεγχο
επιχειρήσεων των επιχειρήσεων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 με σκοπό τον εντοπισμό και την διάσωση ατόμων
των οποίων η ζωή βρίσκεται σε κίνδυνο συνεπεία αεροπορικών ή/και ναυτικών ατυχημάτων μέσα στην
περιοχή ευθύνης του που ταυτίζεται με το FIR Λευκωσίας.

3.4. Το διάταγμα του Υπουργικού Συμβουλίου (ΚΔΠ 302/2011), στο οποίο καθορίζονται τα μέσα
για κάλυψη των διεθνών υποχρεώσεων έρευνας – διάσωσης στην περιοχή ευθύνης της Κυπριακής
Δημοκρατίας. Το διάταγμα δύναται να αναθεωρηθεί όποτε και όταν απαιτηθεί.

3.5. Το Εθνικό Σχέδιο Έρευνας – Διάσωσης που εκδίδεται από το Κ.Σ.Ε.Δ., και με το οποίο
καθορίζονται όλα τα θέματα οργάνωσης του συστήματος έρευνας – διάσωσης σε Εθνικό Επίπεδο.

3.6. Τις Διεθνείς Συμβάσεις του IMO, (Safety on Life at Sea)SOLAS-60 και SOLAS-74, τις οποίες
η Κυπριακή Δημοκρατία έχει επικυρώσει.

3.7. Την εγκεκριμένη «Οργάνωση Λειτουργία» του Κ.Σ.Ε.Δ..

216

3. Τομείς επιχειρήσεων
Λόγω του μεγέθους της SRR και προκειμένου να υπάρχει πλήρης συντονισμός, εργονομική

κατανομή των μέσων50 και επίτευξη του βέλτιστου αποτελέσματος, η SRR Κύπρου χωρίζεται σε τομείς
δράσης, όπως φαίνονται με λεπτομέρεια στο Παράρτημα «Α» του Εθνικού Σχεδίου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 ‘’ΝΕΑΡΧΟΣ’’. Σε κάθε τομέα καθορίζονται οι κύριες βάσεις των μέσων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
όπως παρακάτω:

4.1Ανατολικός Τομέας (Τομέας ALPHA)
Καλύπτεται από τα πλωτά μέσα της Λιμενικής και Ναυτικής Αστυνομίας (Λ&ΝΑ) που εδρεύουν
στα αλιευτικά καταφύγια στο Παραλίμνι, Αγ. Νάπα και στο λιμάνι της Λάρνακας, καθώς επίσης από τα
πτητικά μέσα της Μονάδας Αεροπορικών Επιχειρήσεων (Μ.Α.Ε.Π.) στο Α/Δ της Λάρνακας. Σε
περίπτωση σοβαρού περιστατικού είναι δυνατόν να συνδράμουν πλωτά και πτητικά μέσα από άλλους
τομείς εφόσον κριθεί αναγκαίο από το Κ.Σ.Ε.Δ..
4.2 Νότιος Τομέας (Τομέας BRAVO)
Καλύπτεται από τα πλωτά μέσα του Γενικού Επιτελείο Εθνικής Φρουράς/Διοίκηση Ναυτικού
(ΓΕΕΦ)/ΔΝ και της Λ&ΝΑ Λεμεσού καθώς επίσης και από τα πτητικά μέσα της Μ.Α.Ε.Π. από το Α/Δ
Λάρνακας. Σε περίπτωση σοβαρού περιστατικού είναι δυνατόν να συνδράμουν πλωτά και πτητικά μέσα
από άλλους τομείς εφόσον κριθεί αναγκαίο από το Κ.Σ.Ε.Δ..
4.3 Δυτικός Τομέας (Τομέας CHARLIE )
Καλύπτεται κυρίως από τα μέσα της Λ&ΝΑ που εδρεύουν στο Σταθμό Πάφου και Λατσίου καθώς
και τα πτητικά μέσα του Γ.Ε.Ε.Φ./ (Διοίκηση Αεροπορίας – Δ.Α.) στην 55 ΣΜ (Σμηναρχία). Σε περίπτωση
σοβαρού περιστατικού είναι δυνατόν να συνδράμουν πλωτά και πτητικά μέσα από άλλους τομείς εφόσον
κριθεί αναγκαίο από το Κ.Σ.Ε.Δ..
4.4 Βόρειος τομέας (Τομέας DELTA )
Καλύπτεται κυρίως από τα μέσα της Λ&ΝΑ που εδρεύουν στο Σταθμό Λατσίου.και Παραλιμίου
καθώς και από τα πτητικά μέσα τόσο της Μ.Α.Ε.Π. από το Α/Δ Λάρνακας και του Γ.Ε.Ε.Φ./Δ.Α. από το
Α/Δ Πάφου. Σε περίπτωση σοβαρού περιστατικού είναι δυνατόν να συνδράμουν πλωτά και πτητικά μέσα
από άλλους τομείς εφόσον κριθεί αναγκαίο από το Κ.Σ.Ε.Δ..
4.5 Το Κ.Σ.Ε.Δ., έχοντας τον επιχειρησιακό έλεγχο όλων των μέσων τω ελικοδρομίων (Ε-Δ) που
βρίσκονται σε ετοιμότητα, δύναται ανά πάσα στιγμή να διατάξει τη δράση ενός αεροναυαγοσωστικού
(Α/Ν) μέσου σε οποιοδήποτε τομέα κρίνει απαραίτητο, έχοντας εξασφαλίσει, εφόσον απαιτείται και τη
σύμφωνη γνώμη της πολιτικής ηγεσίας.
4.6 Όταν απαιτείται η εκτέλεση επιχείρησης εκτός SRR της Κυπριακής Δημοκρατίας (Κ.Δ.), τότε
για την εξυπηρέτηση των μέσων και των πληρωμάτων τους αναλαμβάνονται ενέργειες με τη βοήθεια του
ΥΠ.ΕΞ. με βάση τις ισχύουσες διεθνείς συμφωνίες που έχουν συναφθεί51.
Σημειώνεται ότι σε περίπτωση όπου απαιτείται η διεξαγωγή επιχείρησης Ε-Δ με τη συμμετοχή Α/Ν
Μέσων, υπό τον συντονισμό του ΚΣΕΔ, σε Θαλάσσιες ή Χερσαίες περιοχές της Κυπριακής Δημοκρατίας
που τελούν υπό την παράνομη Τουρκική κατοχή ή/και στρατιωτική απειλή, τότε η Διαταγή Επιχειρήσεων

50 Για την συγκρότηση των μέσων που χρησιμοποιούνται στην έρευνα και διάσωση, ενέργειες, επικοινωνίες κ.λπ., βλ. Εθνικό
Σχέδιο Έρευνας – Διάσωσης ‘’ΝΕΑΡΧΟΣ’’, Λάρνακα, Ιούνιος 2012, διαθέσιμο στην ιστοσελίδα
http://www.mod.gov.cy/mod/CJRCC.nsf/cjrcc24_gr/cjrcc24_gr?OpenDocument (τελευταία επίσκεψη την 12/1/2016).

51 Την 9/9/2013 ο Αρχηγός του Λ.Σ.-ΕΛ.ΑΚΤ. Αντιναύαρχος Λ.Σ. ΜΠΑΝΤΙΑΣ Δημήτριος δέχθηκε στο Αρχηγείο Λιμενικού
Σώματος τον Διοικητή του Κ.Σ.Ε.Δ. Λάρνακας Πλοίαρχο ΦΥΤΙΡΗ Κωνσταντίνο. Η επίσκεψη πραγματοποιήθηκε στο πλαίσιο
της 2ης συνεδρίασης της Κοινής Επιτροπής Ε.Κ.Σ.Ε.Δ. Πειραιά – Κ.Σ.Ε.Δ. Λάρνακας για το έτος 2013 επί θεμάτων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

Μεταξύ των θεμάτων που συζητήθηκαν ήταν και η επικείμενη υπογραφή διακρατικής Συμφωνίας/Συνεργασίας μεταξύ των δύο
χωρών σε θέματα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 η οποία θα ενισχύσει την ήδη υπάρχουσα σε επιχειρησιακό επίπεδο συνεργασία των
δύο Κέντρων. Συζητήθηκαν προγράμματα που βρίσκονται σε λειτουργία – εξέλιξη σχετικά με την έρευνα και διάσωση. Από
Κυπριακής πλευράς παρουσιάστηκε το στάδιο υλοποίησης του προγράμματος MEOLUT-MCC στο πλαίσιο του Ευρωπαϊκού
Προγράμματος SAR/GALLEO. Βλ. http://www.hcg.gr/node/5808 (τελευταία επίσκεψη την 12/1/2016). Η εν λόγω συμφωνία
υπεγράφη στην Αθήνα στις 13/10/2014, αλλά το συγκεκριμένο κείμενο δεν έχει ενσωματωθεί στην εθνική νομοθεσία,
δεδομένου ότι δεν έχει ολοκληρωθεί η σχετική κυρωτική διαδικασία και ως εκ τούτου δεν έχει τεθεί σε ισχύ (Α.Π. Φ.
0544/Μ.6739/ΑΣ 251 από 22/09/2015 έγγραφο ΥΠ.ΕΞ./Ε.Ν.Υ./Γραφείο Διεθνών Συμβάσεων).

217

θα υποβάλλεται για έγκριση στο Υπουργικό Συμβούλιο (βλ. Σχέδιο «ΝΕΑΡΧΟΣ» 12. ΤΕΛΙΚΕΣ
ΔΙΑΤΑΞΕΙΣ, παρ. 12.2, σ.5).

4.Τουρκικές αμφισβητήσεις στο FIR Λευκωσίας
Η Τουρκία μετά την εισβολή στην Κύπρο τον Ιούλιο του 1974, άρχισε αυθαίρετα και παράνομα να

παρεμβαίνει στην περιοχή ευθύνης της Κυπριακής Δημοκρατίας 52 . Συγκεκριμένα με τη ΝΟΤΑΜ
714/1974, η Τουρκία απαίτησε τα αεροσκάφη τα οποία διέρχονταν από το βόρειο τμήμα του FIR Nicosia
να επικοινωνούν με το Κέντρο Ελέγχου της Τουρκίας, σε σημεία αναφοράς που η ίδια είχε δημιουργήσει
για το σκοπό αυτό.

Επίσης με τη ΝΟΤΑΜ 01/1977 ίδρυσε το FIR Ercan, ενώ με τη NOTAM 13/1980, οι παράνομες
Τουρκοκυπριακές Αρχές καλούσαν τα αεροσκάφη τα οποία πετούσαν πάνω από το βόρειο τμήμα του FIR
Nicosia, να επικοινωνούν με τον παράνομο σταθμό Ercan. Σε αυτές τις παράνομες ενέργειες η Κύπρος
αντέδρασε με τις NOTAMs 038/1974 και 014/1977, με τις οποίες ενημέρωσε όλους τους ενδιαφερομένους
ότι τα όρια και τα σημεία αναφοράς στο FIR Nicosia παρέμεναν αυτά που είχαν οριστεί στο Περιφερειακό
Σχέδιο του ICAO (αρ. 7754), και ότι η παροχή υπηρεσιών ελέγχου μέσα στην περιοχή του FIR Nicosia
εξακολουθούσε να αποτελεί ευθύνη της Κυπριακής Δημοκρατίας και του Κέντρου Ελέγχου Περιοχής
Λευκωσίας.

Ο Πρόεδρος του Συμβουλίου του ICAO Assad Kotaite δήλωσε ότι «ICAO has been aware of the
intended unilateral take – over on the 21 March 1977 from Nicosia ACC of the provision of Air traffic

Service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Nicosia FIR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what is described as ercan

Advisory Airspace. ICAO has urged the withdrawal of such intended measures and continues to work for
this purpose…….»53.

Η Τουρκία ακολούθως με τη ΝΟΤΑΜ 211 απέσυρε τη ΝΟΤΑΜ 714/1974, ενώ η Κύπρος εξέδωσε
τις ΝΟΤΑΜs Α026/1980 και Α028/1980, με τις οποίες επαναλειτούργησε κανονικά όλους τους
αεροδιαδρόμους της περιοχής του FIR Λευκωσίας και τροποποίησε ελαφρώς τους αεροδιαδρόμους R-19
και Α-28 ώστε να περνούν πάνω από την Λάρνακα, η οποία και εξοπλίστηκε με τα αναγκαία
ραδιοβοηθήματα.

Σημειώνεται ότι στις 21/3/1977 η Τουρκία εξήγγειλε τη δημιουργία FIR «Βόρειας Kύπρου»,
γνωστό και ως «FIR Ercan (Ercan Advisory Airspace)» στην κατεχόμενη περιοχή της Τύμπου 54 ,
υπαγόμενο στην ευθύνη της «Τουρκικής Δημοκρατίας της Βόρειας Κύπρου» το οποίο οποίο επρόκειτο να
καλύπτει το βόρειο τμήμα του FIR Λευκωσίας, με Κέντρο ελέγχου το «Ercan Control».

Ταυτόχρονα προχώρησε και στη δημιουργία δύο αεροδρομίων στα κατεχόμενα, το αεροδρόμιο στο
Λευκόνοικο (με την ονομασία Gesitkale) το οποίο χρησιμοποιείται για στρατιωτικούς σκοπούς, και το
αεροδρόμιο στην Τύμπο (με την ονομασία Εrcan) το οποίο χρησιμοποιείται για την πολιτική αεροπορία55.
Τα εν λόγω αεροδρόμια χρησιμοποιούνται μόνο από τις Τουρκικές και Τουρκοκυπριακές αερογραμμές
που είναι νηολογημένες στην Τουρκία56. Τόσο ο ICAO όσο και η IATA57 δεν αναγνωρίζουν το «FIR
Ercan» και το «Ercan Control» και καλούν τους πιλότους να συμμορφώνονται με τις οδηγίες του πύργου
ελέγχου της Λευκωσίας.

52 Η Κυπριακή Δημοκρατία σύμφωνα με τη Απόφαση Γ.Σ. Η.Ε. 37/253 της 13/5/1983, δεν έχει απολέσει την κυριαρχία επί του
κατεχόμενου στρατιωτικά βορείου τμήματος. Αυτό τεκμηριώνεται και από τη Συνθήκη των Αθηνών περί προσχωρήσεως των
10 νέων Κ-Μ και της Κυπριακής Δημοκρατίας στην Ε.Ε..Η Κύπρος σύμφωνα με τη Συνθήκη Προσχωρήσεως έγινε μέλος της
Ε.Ε. με το σύνολο του εδαφικού της καθεστώτος και με την πρόνοια, βάσει του Πρωτοκόλλου Νο 10, αναστολής του
Κοινοτικού κεκτημένου για το τμήμα της επικράτειας επί του οποίου προσωρινά οι Αρχές της Κυπριακής Δημοκρατίας δεν
ασκούν πραγματικό έλεγχο. Βλ. Γιόκαρης Α., Κυριακόπουλος Γ., Διεθνές Δίκαιο Εναερίου Χώρου, Νομική Βιβλιοθήκη, Αθήνα,
2013, σ. 67.

53 69CTR 146, AOH 163, 143 18 1500.

54 Βλ. Γιόκαρης Α., Κυριακόπουλος Γ., ό.π., σ. 68.

55 Για τον έλεγχο της αεροπορικής διακίνησης από τις Αρχές της Δημοκρατίας της Κύπρου, βλ. Γιόκαρης Α., Κυριακόπουλος Γ.,
ό.π., σ. 68 -70 και σ.σ 72-78.

56 Βλ. Συρίγος Α., Σχέδιο Ανάν. Οι κληρονομιές του παρελθόντος και οι προοπτικές του μέλλοντος, Πατάκης, Αθήνα, 2005, σ.

453.

57 Βλ. NICOSIA FIR/UIR, IATA Communications/Control Procedures, IATA Information Bulletin, 25-08-2006, JEP 06-01,

Jeppesen Sanderson, Inc. 2006.

218

Στις 7/1/1988 όπως έχει αναφερθεί και προγενέστερα δημοσιεύτηκε ο «Τουρκικός Κανονισμός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 88/13559/1989 58 όπως τροποποιήθηκε το 2001, με τον οποίο οριοθετήθηκε
αυθαίρετα ως ζώνη ευθύνης για παροχή υπηρεσιών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 σε αεροπορικά και ναυτικά
ατυχήματα, μέρος της Μαύρης Θάλασσας, το μισό Αιγαίο (ανατολικά του 25ου Μεσημβρινού) που
περιλαμβάνει μέρος του FIR Αθηνών, καθώς και μέρος της Ανατολικής Μεσογείου με το κατεχόμενο
τμήμα της Βόρειας Κύπρου και τμήμα του FIR Nicosia59.

Ο ICAO διαβεβαίωσε Ελλάδα και Κύπρο, στις ανησυχίες που εξέφρασαν στον διεθνή οργανισμό
για την απόπειρα εκ μέρους της Τουρκίας για επέκταση των αρμοδιοτήτων της σε θέματα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 σε περιοχές ευθύνης τους, που συμπίπτουν με τα όρια των FIRs τους, ότι είναι οι μόνες
αρμόδιες για παροχή υπηρεσιών έρευνας και διάσωσης60.

Η επιβεβαίωση των διεθνών δικαιοδοσιών στο FIR Nicosia δίνεται από την αναθεωρημένη
Σύμβαση EUROCONTROL της 27/6/1997, η οποία στο Παράρτημα ΙΙ περιλαμβάνει τα FIRs των Κ-Μ
όπως αυτά έχουν οριοθετηθεί με τις Περιοχικές Συμφωνίες Αεροναυτιλίας του 1952 και 1958.

Σε ότι αφορά τους Κανονισμούς της Ε.Ε. για τον Ενιαίο Ευρωπαϊκό Ουρανό που είναι σε ισχύ από
την 1-1-2005, ο Κανονισμός για την Οργάνωση και τη Χρήση του Εναέριου Χώρου (Airspace
Regulation), προβλέπει στο άρθρο 3 παράγραφος 4 ότι τα Κ-Μ θα διατηρήσουν τις ευθύνες τους έναντι
του ICAO εντός των υπό την δικαιοδοσία των FIRs61. Η αποχή από την άσκηση νομίμων δικαιωμάτων
στερεί από την Τουρκία τη δυνατότητα να προβάλει μέσω της προσφυγής στη θεωρητική κατασκευή του
estoppel, ισχυρισμούς από την Κυπριακή Δημοκρατία de facto καταστάσεων62.
ΒΙΒΛΙΟΓΡΑΦΙΑ-ΑΡΘΡΟΓΡΑΦΙΑ
Η αναφερόμενη στις παραπομπές

58 Βλ. Γιόκαρης Α., Διεθνές Δίκαιο Εναέριου Χώρου – Διαστήματος, Αντ. Σάκκουλας, Αθήνα, 1996, σ.σ. 70-72,
Σπηλιωτόπουλος Σ., Γιόκαρης Α., Ο Τουρκικός Κανονισμός για έρευνα και διάσωση και η αμφισβήτηση των ελληνικών
αρμοδιοτήτων εντός του FIR Αθηνών, ΙΠΟΜΕ, Αθήνα, 1990.
59 Βλ. χάρτη 2.
60 Βλ. Γιόκαρης Α., Διεθνές Δίκαιο.....ό.π., σ. 72, Κλάδη –Ευσταθοπούλου Μ., Θέματα Δικαίου του Εναέριου Χώρου, Ι. Σίδερης,
Αθήνα, 2007, σ.σ. 146-147, σ.σ. 150-151 και σ.σ. 175-177 .
61 Βλ. Γιόκαρης Α., Κυριακόπουλος Γ., ό.π., σ. 68.
62 Βλ. Γιόκαρης Α., Κυριακόπουλος Γ., ό.π., σ.σ. 70-72.

219



LITERATURE REVIEW ON SELF-GOVERNANCE OF VILLAGERS IN CHINA
JIHUA WU,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NG JIA,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BSTRACT:Villagers ' autonomy is an important system that is the special form of 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can improve the villagers ' participation in rural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village democracy .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academic views on villager's autonomy in the past
literature. However, we can still find a lot of problems in the practice of villagers ' autonom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focus on the meaning and difficulties of self-governance of
villagers in the process of villagers ' autonomy. We can find that the elec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blems in villagers ' autonomy. Though the methods of the villager –interview and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villagers ' autonomy and provide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villager's autonomy.

Keywords:Villagers ' Autonomy; Election; Legal system; Meaning; Review; Limitation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问题研究述评

【摘 要】村民自治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是提高村民参与村庄管理，发扬村民的
民主积极性与自身的内部能动性的一项重要制度，学术界对于村民自治的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
点，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也产生了许多的问题与治理困境。本文从国内外研究动态入手，着重分
析与研究了村民自治的意义和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困境，从中可以发现选举问题是村民自治中的重
要问题之一。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与实地访谈的方法，总结和分析了当前的村民自治问题，为村
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关键词】村民自治 ；选举；法律制度；意义；述评；局限性

1.当前研究现状
1.1 国内研究
1.1.1 村民自治意义研究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是我国一直关注的问题，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
的数量在我国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村民自治也就成为了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并且在理
论实践中产生了许多的成就，但是关于村民自治这个问题学术界仍然有不同的声音，争论也一直
没有停止过。学术界村民自治的意义和作用有着不同的观点与评价，形成了推动作用、否定作用
、质疑两者关系三种不同观点。
（1）推动作用
徐勇（1997）教授是该观点的主要代表，他最早的代表性成果是《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
。在他的这部著作中，徐勇教授指出，村民自治是一种基层民主制度，是农民根据我国的法律法
规来自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有利于调动和激发广大农民自身的积极性，激发他们自身的政治主
动性和自身能动性，能够让村民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民主素质，让村民自治观念深
入人心，将自身的民主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变成村民自觉的行为，为民主制度打下了
牢固的基础。
（2）否定作用
该观点主要以沈延生（1998）为代表。他在《村政的兴衰和重建》一文中指出，在现行村政
运行机制下，村民自治的效率低下，村民的自治能力差，村民自治没有解决“政社合一”带来的许多
问题，而且经济发展方面受到国家经济模式的制约，阻碍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3）质疑作用

221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以党国印（1999）为代表。他在《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一文
中指出，村民自治并不必然会引导乡村社会走上民主的道路，认为“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可以有‘自治
’，但不会有‘民主自治’，自治与民主并不必然相联系，在传统的村民社会不存在民主政治的需求
，乡土民主政治应该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并不是独立于全社会的‘自治民主’”。

1.1.2 关于村民自治中的困境研究
（1）选举问题
于建嵘（2010）在《村 民 自 治: 价 值 和 困 境-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
》一文中提出自从民主自治制度运行以来，该民主多数体现在选举中，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各
个地区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存在贿赂、暴力选举的“乱象”使得民主在一定形式上失去
了本身的意义与内涵，严重影响了民主自治，形成了一股不良的社会选举风气，不利于村民自治
的实现，阻碍了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2）自治权问题
马万青（2010）在《论村民自治权》中指出，在村民自治权实现过程中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法的缺失和矛盾；
（2）村民自治组织法律地位不明确；
（3）基层政府对村民自治权的干预；
（4）村民自治权与基层党组织领导权的冲突；
（5）村民自治权与集体经组织之间的关系不明确等。
马万青提出的主要问题中都涉及到了法律相关内容，所以应该在实践中不断的完善村民自治
相关方面的立法与法律法规的内容，对村民自治的各个方面有一个明确具体的规定才是解决村民
自治权的关键所在。
1.1.3 关于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研究
徐勇(1997)在《论中国农村“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稳定与完善》文章中指出，实现和完善村民
自治的关键任务就是要实现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的衔接，在乡镇政府的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
之间建构起一个桥梁，另外处理好村党支部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对其双方的权利与职责
进行明确的划分。
罗大蒙和周建军（2010）在《构建精英主导下的“三位一体”村治模式》一文中提出，用精英来
治理乡村社会，提倡建立村干部、草根志愿性组织以及村民“三位一体”的村治模式，实现农村经济
的发展与稳定，保障村民自治与农民的自身利益。
1.2 国外研究
1.2.1 村民自治法律制度问题
德国学者阿魄曼研究了我国村民自治法律制度。重点关注了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关
系以及与基层党组织的关系。在研究中他发现在我国的村民自治法律制度中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
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就对政策的贯彻执行带来了许多的困难与问题。另外村委会和党组织
的关系中，基层党组织是核心，村民委员会又是村民自治权的行为主体，在现实的实践中会产生
许多问题，所以想要改善这种关系应当改进与完善法律制度中的不合理的规定。
1.2.2 村委会选举问题
史天健（Shi Tianjian）(2000)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一文中，重点对村委会选举
推行过程进行了研究，将其分成了六个维度，即民政部官员、国家领导人、地方官员、村干部、
农民以及包括外国研究者、政治家和记者在内的外国行动者，他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是采取
了渐进式的策略。
1.2.3 村庄政治改革问题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系的欧博文（Kevin J.O'Brien）教授在《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村庄政
治改革》一文中认为，只有在拥有集体企业并且能够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获得良好效益的前提下
的村落村民自治比较容易。
1.3 现有国内外研究的特点

222

1.3.1 研究领域广泛，涉及多个学科 。
关于村民自治问题的研究已经涉及到涉及到管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等等多个领域，并且从
社会学和政治学学科角度的研究最为突出。
1.3.2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学者们通过对实地的调研与访谈，深入分析了影响村民自治的因素，并且运用了多种相关理
论，探究分析了村民自治中的问题与障碍，并且探究了如何实现村民自治的方法与对策。
1.3.3 在研究内容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
在研究内容上，学术界主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研究，宏观方面主要对法制建设、
民主方面进行研究；微观层面上，主要关注村民自治的运行机制上，表现为浓厚的“民主色彩”。

2.对已有研究的评论
2.1 优点

2.1.1 实践可操作性比较强
村民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必须从实践中才能发现问题的主体，在众多的研究中也都把侧重点放
到了实践性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合理化建议。
2.1.2 研究角度多元化
在村民自治问题上，学者们从村民自治的意义、选举、两委、自治困境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的
分析与探讨，研究角度比较全面。
2.2 局限性
2.2.1 主要侧重国家建构角度研究，对于如何发挥村民能动性较少
学术界对村民自治问题的研究，多是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来进行，侧重在如何更好的对村
委会以及村党支部进行改革，对于村民自治的内部能动性研究较少。
2.2.2 理论研究不足
学术界研究村民自治的重点是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方面，而理论性不强。
2.2.3 系统性不够
学术界对村民自治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侧重在某一个方面，各个部分之间缺乏必要的系
统性联系。

3.本文拟研究的问题及创新
3.1 拟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村民自治问题的了解，我想解决的问题有村民自治中出现的问题与困境；如何发挥村
委会的协调作用，真正的实现村民自治，自己当家做主；如何调动村民自治的积极性；村民治理
的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等。
3.2 创新
在掌握现有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运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与访谈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综合使用
来研究我国如何走出我国目前村民自治困境，真正实现基层民主，实现村民自治。

4.参考文献
[1]徐勇. (1997)中国农村村民自治[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徐勇. (1997)论中国农村“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稳定与完善[J].社会科学研究,05:33-37.
[3]徐勇.(1998)论村民自治背景下党组织与自治组织的协调[J].学习与探索,01:89-92.
[4]沈延生. (1998)村政的兴衰与重建[J].战略与管理,06:1-34.
[5]党国印. (1999) “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J].战略与管理,01:88-96.
[6][美]史天健.(2000)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0:2
[7]阿魄曼. (2001)《中国村民自治的几点法律思考以及后果[M].法律出版社.
[8]陈翔. (2005)当代中国村民自治研究[D].武汉大学.
[9]郑人豪. (2007)新农村建设与村民自治法律问题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
[10]刘祥龙. (2007)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村民自治问题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

223

[11]马万青. (2010)论村民自治权[D].中央民族大学.
[12]罗大蒙,任中平.(2010)村庄次组织的培育与村民自治的成长[J].阅江学刊,04:59-65.
[13]罗大蒙,周建军. (2010)构建精英主导下的“三位一体”村治模式[J].阅江学刊,02:84-88.
[14]于建嵘.(2010)村 民 自 治: 价 值 和 困 境-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
改[J].学习与探索,04:74-74
[15]王海胜. (2011)当代中国村民自治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1.
[16]董红. (2012)当代中国村民自治问题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7]同春芬,高力. (2013) 中国村民自治问题研究综述[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11:40-44.
[18]高岩.(2015)新形势下我国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11:439-
440.

224

LITERATURE REVIEW ON URBAN INTEGRATION OF THE RURAL WORKERS IN CHINA
YAWEI SONG ,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LEI LIU,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BSTRACT: Social integration refers to the individual integrated into a social group, and comply with
the social groups and social rules and eventually reduced the possibility of alienati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re generally born after 1980s, their age above of 16, the young labour
force whose household register belongs to rural areas while working in the urban district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ruaral migrant workers, the new generation has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adavantages
and are more easier to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problems of ruaral migrant worker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summaries and comments are given
toward the past research,and some creative ideas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urbanization, migrant, rural-worker, labour, integrate, city

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述评

【 摘要】 社会融入指个体融入某一社会群体， 遵从群体和社会规则，最终减小被该群体疏离的可能性的过
程．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指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年龄在 16 周岁以上，户籍属农村、在城市以非
农就业为主的农村青年劳动力．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具备融入城市的主、客观
条件， 农民工城市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是关于农民城市融入问题的现有文献
的评论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创新。

关键词：城市化， 移民， 农民工，劳动力，融入，城市，

1.当前研究现状
农民工这个群体在 50多年的发展和壮大过程中，无论是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农民工个体心理层面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 1958年户口政策的出台，基本限制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农民工
即使从事产业工人的工作也无法进人城市，更无法获得身份的认同。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发
展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才逐步放开农民外出务工的限制，实现农民向城市的自由流动，而随着我
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城乡发展差距，从农民工个体来看，单一“孔雀东南飞”时代外出的农民工
只是将城市作为增加收人水平的一个暂居地，而现在农民工随着对于城市生活观念、方式的认同
，他们的“过客”心理在逐步淡化，更愿意融人城市并成为城市的主人。
1.1国内研究现状
学术界普遍认为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受经济水平、制度、社会排斥、农民工自身因素
的影响；认为通过破除制度性障碍、加强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培养、改善其融入城市的大
环境、优化社区管理等措施可以促进其融入。
1.11 对融入城市障碍的分析
由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避免不了需要与城市居民有所交往，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双方的生活方
式、价值理念、成长背景等一系列的不同，在互相磨合的过程中，也会导致双方发生冲突。朱力
在《群体性偏见与歧视——农民工与市民的磨擦性互动》一文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体
制的定位使得农村和城市的差距拉大，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差异也逐渐扩大，应该通过户籍制度
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等的建设逐渐改变农民工遭受歧视的境况。 另外有些学者如袁亚愚分析了歧视农民
工的具体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农民身份，这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歧视形势，即身份歧视。在周春霞的
《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经济社会分析》中着重分析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发生冲突的具体形式
，不仅包括个人的语言争吵、行为抵触以及心理反抗，而且包含群体的聚众闹事、罢工、违法犯
罪等冲突发生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文化均有涉及。最终导致他们选择自己的同
背景人群进行社会交往，形成一定的社会网络。
1.12 对融入城市层面划分的分析

225

华中理工大学田凯在他的文章《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与思考》中首次提出了从经济、
社会、文化和心理等三个层面分析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他通过三个层面的分析，最后得出农
民工在城市的适应过程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在田凯的研究基础上，南京大学的朱力教授进行了
细化研究。在他的文章《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中，他着重分析了农民工在各个层面的具体
特征，包括在经济层面的节俭性，社会层面的主动性和模仿性；而文化和心理适应则是农民工适
应城市的最高层次,是农民工内化城市生活方式、制度规范的体现，也是他们真正融入这个城市的
标志，最终得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是他们一个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的最主要
障碍是户籍制度的结论。
1.2国外的研究

国外虽然没有出现农民工这个群体，但是也曾经历过认农民到市民的过程，比如早年英国
“圈地运动”中失地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和融入。

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早在 1890年， 以美国社会学家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就开始对从欧洲来到
美国的新移民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进行研究。整体上看，西方的移民主要针对主流社会和外来社会
的关系问题展开，按照其基本的倾向可以归纳为“同化论”和“多元论”两大流派。 主张“同化论”的学者倾向
于强调外来移民对当地主流社会的适应性，抛弃既有的文化传统和观念，以适应现有环境。比如帕克
就将融合与同化认为是个体从其他群体获得记忆、情感、态度，并且共享他们的经历和历史，逐
步融汇成共同的文化生活；与此观点不同的是社会融合的“多元论”， 有的学者强调，“不同种族或社会
集团享有保持‘差别’的权力”。 霍斯则通过对美国韩裔族群的研究提出了“非零和型同化”， 指出对于一些社
会职业地位较高的群体而言，其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一定能与社会性同化一致。也就是说，虽
然这些韩裔族群在文化上适应了美国社会，但他们不可能在社会方面同化于美国社会结构的所有
重要方面，他们同时还保存着白己的文化内核。
2. 对现有研究的评论

目前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考量，文献初具数量，已经取得令人称赞的成绩。学者们大多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对于融入城市有更大的愿望，实现目的的可能性也更大
。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融人以及农民工城市社会融人问题的研究，我们发现:他们有的侧重于
制度和客观环境，强调外在因素对人的城市融人的制约;有的单纯侧重于个体心理层面的分析，强调
个体对城市的认同，有很强的针对性，但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的农民工城市
社会融人问题研究，其研究和发展将呈现以下趋势。心理学视角的、微观、因果层面的实证分析相
当缺乏; 并且， 从主观心理倾向角度考察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几乎没有．
3. 本文拟研究的问题及创新
本文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以及影响方面，拟研究“合理的引导农民工融入，以更好促进经济发展
”。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解决，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协调整合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力量，根据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过程中的问题，进行社会政策的总体设计。国外的移民探究和城乡剩余劳动力
转移的考察对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大有禅益，但“中国问题”须用
“中国的方式”解决， 任何外来理论必须经过改造修正以适应中国的乡土实情。

4.参考文献

[1]毛哲山.(2011) 我国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研究述评[J]. 宁夏社会科学,73-76.
[2]蒋立挺. (2013)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理论述评[J]. 科技信息,16-90.
[3]田凯.(1995) 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J]. 社会科学研究,90-95.
[4]郑倩,(2013)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问题的述评[J]. 中国集体经济,42-43.
[5]赵萌萌. (2012)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研究[D].福建农林大学,
[6]朱力. (2001)群体性偏见与歧视——农民工与市民的磨擦性互动[J]. 江海学刊,48-53.
[7]周春霞.(2004) 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经济社会分析[J]. 南京社会科学,53-58.
[8]朱力. (2002)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 江海学刊,82-88

226

STUDY ON THE MOTIVATION AND DEMOGRAPHIC FEATURES OF HELPING BEHAVIOR
MORAL MODELS
YIN XINGHAN,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LI WANXIAN,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bstract
A Survey of 1093 helping behavior moral models on China Civilization Network (2010-2014) shows
that helping behavior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motivation of the five types, namely responsibility, belief,
reciprocation, compensation, empathy. Demographic analysis indicate that age and profession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helping behavior: the older, the stronger helping behavior; Three of professions
such as social workers, retired people and private entrepreneurs rank the front of helping behavior;
Positions of the top, middle and bottom at the work place showed a “U” feature toward helping behavior.
Besides, the motives of helping behavior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job post, political status, sex and native
place. These conclusions not only disclosed the source power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moral model helping behavior, but also provide the useful revelation to the behavior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Key Words: helping behavior; motivation; demographic features

1 前言

助人为乐即乐善好施之意，指主动给他人以无私的帮助，并从中感到幸福愉快的一种道德行为和道德
情感。助人为乐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长河中。两千年前墨子倡
导：“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其意思是说，对别人有利的事，即使从头顶到脚跟都受到损伤，也要干
。这种精神发扬到现在，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项
事业迅速发展，包括助人为乐在内的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也不断发展。助人为乐的社会公德正越来越多的被
人们关注与感知，善人善事天天都有，但像“小悦悦事件”“送爱心遭遇拒绝”“老人摔倒不敢扶”的社
会悲剧也时有发生。这些悲剧表明，当今社会像助人为乐这种社会公德的受重视程度依然不够，人与人之
间仍缺乏足够的信任与关爱。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通过对当代助人为乐道德模范的研究，探讨助人行为的动机，揭示助人
行为的动力源泉及其在人口学特征上的表现，进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解决助人为乐困境的建议，为
该行为的传承与弘扬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1.1 助人行为研究回顾
1.1.1 助人行为概念

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的人在国外称为“好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助人行为是亲社会行为
的一种，和利他行为有密切的关系。通过对亲社会行为和利他行为的研究可以更好的理解助人行为。

亲社会行为：美国心理学家韦斯伯 1972 年首先使用此概念。俞国良教授(1991)详细讨论了亲社会行为中
的动机因素，认为亲社会行为是直接引发行为的动机，如果是偶然或出于自身利益实施的行为，称不上是
亲社会行为。寇彧教授(2004)认为亲社会行为具有高社会称许性、利他性和高代价性的特征，也具有社交性
和低代价性、互惠性、自利性等特征。

利他行为：利他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一种，有学者认为利他行为是：提供时间、资源、能量以帮助他
人的行为（Franker，1988）。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当事者应考虑他人从自己行为中得到的积极结果；如果当
事者想从其行为中有所收获，或者其行为是一种回报，这种行为就不是利他行为。

因此，本文认为,助人行为是一种亲社会行为,是一种对他人有利的，帮助他人的行为，同时有一定的
行为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而帮助他人，可能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而帮助他人；也可能是出于本能帮助他人
。并且助人行为在因个体变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尽管助人者的助人动机和个体变量存在差异，但其助人
行为的结果是有利的。

1.1.2 助人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1）年龄因素。年龄是一个综合因素，Tiedemann 和 Hay 等人发现不同年龄婴儿出现不同的亲社会行为

，儿童一般在二到三岁时表现出利他行为，且利他行为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Staub 发现一个年龄曲线：幼

227

儿园至一年级，助人行为发生率上升，二年级至六年级儿童助人为乐行为呈下降趋势，这是因为儿童在社

会化过程中学习了许多规则。

（2）个性特征。Eisenberg 研究表明确实存在利他个性，这使个体有意识去帮助困境中的他人。另外性
格开朗外向的人有较高的助人行为，而焦虑、神经过敏性格的人助人行为较弱有关。女孩移情助人行为优

于男孩(李丹，2001)。

（3）心境因素。寇彧和唐玲玲(2004)研究表明，积极心境促进助人行为，消极心境有时促进助人行为

而有时减少助人行为。心境对助人行为的影响是通过激发动机和个体的认知判断来完成，两种影响既可以

独立起作用也可以共同作用(李秀丽，2006)。
上述研究为探讨当代社会助人行为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但是学者们主要从定义和影响因素方面对助人

行为进行分析，而对助人行为的动因及其人口学特征的实证研究尚显不足，故而难以建构助人行为理论，

也难以有效的弘扬和传承助人行为。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探讨助人行为动因，即根据助人行为相关理论及我国助人行为相关资料，

列出助人行为可能的动因类型，进而与模范事迹进行回归分析，找出助人行为的内在动因；二是通过对助

人行为人口学特征的分析，了解我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在相关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情况，为该行为的发扬

与普及提供借鉴。

2.1 助人为乐事迹分类

为了便于进行统计分析，我们首先对中国文明网公布的 2010 至 2014 年 1093 名助人为乐“中国好人”

事迹进行了分类与赋值，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助人为乐好人事迹描述性统计

序号 类型 特征 人数

1 助老幼残 包括助老、扶幼助弱和助残。帮助孤寡老人，为老年人排忧解难；照顾幼小儿童和生活困难的人，给他 297
们的生活带来欢乐。帮助和照顾残疾人，为残疾人寻找二次创业的机会

2 热心公益 包括热心于救济贫困、救助灾害，也包括热心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社会公共基础设 217
施建设等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

3 职业助人 在所从事的工作中就帮助他人，乐善好施。包括：民警给人们排忧解难，医生救死扶伤，老师教书育人 155
，志愿者热心助人等

4 慈善捐助 包括社会团体、企业或个人捐赠现款与实物等帮助有困难的人，还包括借助传播媒介如广播、电视、报 147
刊等宣传慈善事业，引起社会公众对慈善事业的关心与支持

5 捐资助学 包括个人或社会团体给在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学习用品，捐献财物等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110

6 献血器官 包括献血者自愿捐献全血、血浆或血液成分，捐献器官者自愿捐献完好的器官，用于帮助他们而不收取 90
任何报酬

7 拾金不昧 指拾到的东西并不隐瞒下来据为己有，包括出租车司机捡到乘客的钱包归还给乘客，物业公司的员工拾 13
到小区业主的财物归还给业主等

2.2 助人行为动因的分类

本文按照利他行为统计的层次高低，将助人行为的动因分为责任义务型、观念信仰型、感恩回报型、

同情型四种类型，详见表 2.

表 2 助人行为动因类型介绍

类型 阐述 事例
责任型
即行为者均有一种强烈的助人责任感和义务感，包括 刘端元致富后，用自身行动热心帮助身边困难群众，
观念型
无私帮助老幼病残、出于职业责任感帮助服务对象等 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助残扶贫事业。他和儿

，包括“职业助人”等 子刘建国远赴甘孜炉霍献爱心，为改变当地落后面貌

出钱出力。

指不求回报的助人行为。这种行为源自于行为者高尚 张兴良在部队时向雷锋学习，被誉为“活着的雷锋”。

的人格、奉献社会的观念和人生信仰，包括“热心公益 退休后，他修建了书房，购买了图书、名人字画、花

”、“慈善捐助”、“拾金不昧”等模范事迹 卉等，自费创办了全县第一所校外辅导站

回报型 指助人者出于对他人和社会感恩之心，即过去曾经受 李万元饮水思源，富不忘本，当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时
到他人“滴水之恩”所采取的“涌泉相报”，包括“捐资助 ，他感恩社会，一心行善，尽力帮助弱势群体，十多
教”和“献血、捐器官”等 年来一直坚持默默的投身慈善事业。

同情型 指对他人的苦难、不幸会产生关怀、理解的情感反应 王世举得知崔家村父母过世的两个女孩，心里很难过
。同情以移情作用为基础。包括“热心公益”、“助老幼 ，和爱人带着大米、香油、食品、文具等来到孩子的
残”等 姥爷家，看着这可怜的一家老小，他决定资助这两个
孩子，帮助两个孩子完成学业。

2.3 助人行为人口学特征描述

以往的研究表明，助人行为与性别有关，当潜在的助人者是男性时，女性受害者更可能得到帮助。研究

认为，相似性是影响助人行为的重要因素。由于相似性产生喜欢，而喜欢又产生帮助。人们更愿意帮助与自

己相似的人，人们对与自己的年龄、身份、地位、处境或同一群体的人都容易更多地寄予同情，而给予帮助

228

。这些研究表明，助人行为在人口学特征上存在差异。对我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的人口学特征描述性统计也

证明了这一点，见表 3.

表 3 助人为乐道德模范人口学特征

性别 年龄 学历 政治面目 职务 职业

男（699 人） 18 岁以下（22 人 小学（42 人） 群众（510 人） 员工（337 人） 学生（32 人）
女（360 人） ） 中学（140 人） 民主党派（2 人 部门领导（118 人） 农民（103 人）
团体（31 人 大学（206 人） ） 单位领导（148 人） 工人（131 人）
） 19-35 岁（132 人 研究生（13 人） 社会工作者（205 人）
） 博士（9 人） 党员（555 人） 军人（9 人）
团员（14 人） 公务员（144 人）
36-45 岁（221 人 企业家（164 人）
） 退休（200 人）
个体（43 人）
46-60 岁（279 人 志愿者（59 人）
）

60 岁以上（302
人）

2.4 助人行为事迹与动因和人口学特征的相关分析
为了探讨助人为乐道德模范事迹与动因及其相关人口学特征之间的关系，我们做了如下相关分析，见

表 4.

表 4 助人行为动因及其人口学变量相关特征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业 职务 政治面目 民族 籍贯 事迹 动因

性别 Pearson 相关性 1

年龄 Pearson 相关性 -.126** 1

学历 Pearson 相关性 .055 -.056 1

职业 Pearson 相关性 .016 .264** .011 1 .

职务 Pearson 相关性 -.050 .130** -.013 .541** 1

政治面目 Pearson 相关性 -.146** .143** .142** .247** .130** 1

民族 Pearson 相关性 -.044 -.042 -.009 .007 .038 .026 1

籍贯 Pearson 相关性 -.005 .022 -.003 .045 .052 -.016 .026 1

事迹 Pearson 相关性 .008 .079* .015 -.024 -.043 .012 .037 -.041 1

动因 Pearson 相关性 .006 -.007 .069 -.023 -.190** .082** .027 -.067* .093** 1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由表 4 可以看出，助人行为事迹与本文列举的行为动因显著相关，这为进一步探讨助人行为动因提供

了依据。在人口学特征上，年龄与事迹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职业、职务和籍贯与事迹呈负相关关系；动因

与政治面目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年龄、职业呈负相关关系，而且与职务和籍贯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

，为了揭示助人行为的具体动因及其人口学特征，还必须作进一步的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助人行为事迹与动因的回归分析

使用 SPSS17.0 对助人为乐道德模范事迹和动因进行回归分析。首先，方差分析表明，Sig 值为
0.002<0.01，说明事迹和动因之间总体线性关系显著，所建模型是可行的（见表 5）。其次，回归系数 t 检
验结果为显著（见表 6），表明每个解释变量均保留在模型中。

表 5 助人为乐事迹与动因回归（方差）分析
Anovab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002a
1 回归 34.991 1 34.991 9.553

残差 3995.986 1091 3.663

总计 4030.977 1092

a. 预测变量: (常量)， 动因。b. 因变量: 事迹
表 6 助人为乐事迹与动因回归（t 检验）分析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试用版
模型 B 标准误差 t Sig.
1 (常量) 31.058 .000
4.585 .148

动因 .121 .039 .093 3.091 .002

229

3.2 助人行为人口学变量非参数估计分析
为了找出助人为乐道德模范事迹在年龄、职业与职位等人口学变量的具体差异，我们采用了非参数估

计中的 Kruskall Wallis 计算方法。因为非参数估计不像参数估计那样对样本的变量特征以及假设具有严格的
要求，所以它比较适合具有不同样本和变量类型的等距数据（de Vaus，1991）。见表 7

表 7 助人行为人口变量分析(Kruskall Wallis-Test)

各维度均值

变量 N

事迹 动因

年龄：18 岁以下 36- 22 488.34 603.98
19-35 46-60 132 442.92 510.80
45 221 449.58 467.83
279 473.84 440.24
60+ 302 518.81 498.40
Chi-Square value 11.710** 14.802***

职业：学生 32 473.27 639.44
农民 103
工人 131 584.63 492.51
社会工作者 205
军人 9 567.13 510.58
公务员 144
企业家 164 205 52572.75.151 560.32 560.32
退休 200 9 334.39 334.39 3673.7667.76
个体 59 144 45465.69.797 453.26 453.26
志愿者 43 477.69 475.06
value
Chi-Square 511.26 524.31

486.24 427.88

497.23 458.01
31.493** 54.393**

职务：员工 337 366.44 387.01
部门领导 118 334.93 362.05
248 340.50 299.64
单位领导 value 3.480 29.099**
Chi-Square

政治面目：群众 510 530.13 535.46
民主党派 2 616.00 271.50
党员 555 537.26 540.61
团员 144 590.23 797.00
Chi-Square value 0.298 12.041**

由表 7 可知，助人事迹在年龄和职业上有显著差异（P<0.01），其中,在年龄上,60 岁以上者名列前茅,
其余依次是 18 岁以下、46-60 岁、36-45 岁和 19-35 岁；在职业方面的排序前五名的依次是农民、工人、
社会工作者、退休人员、志愿者。动因与职务、职业、政治面目、年龄均存在着显著差异（P<0.01），其
中，年龄与职业上，与助人事迹基本相同；
职务上，排序依次是员工、单位领导、部门领导；政治面目上，党员和群众较多，其次是团员，民主党派
最少。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果分析
（1）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道德模范助人行为可归纳为三种动因类型，即责任义务型动因（占 56%）对

应于助老幼残和职业助人等行为，他们具有对事情自觉负责、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把助人为乐看
作是分内该做的事；观念信仰型动因（占 33%）对应于热心公益、慈善捐助与拾金不昧等行为，他们具有
坚定的信仰和内在的信念，正是对信仰的维系和对信念的忠诚推动他们做出了感人事迹；移情回报型动因
（占 11%）对应于捐资助学、献血捐器官等行为，他们有一颗济世行善的爱心和知恩图报的感恩之心，珍
惜自己所拥有的，并在饮水思源中找到自我，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230

该结论再现了我国助人行为更多的源于其责任感和义务感，而观念信仰型和移情回报型则相对薄弱。
该现象道出了我国当代人依然承载着传统的“责任与义务”的人格特征。然而，相对于责任和义务而言，
高尚的人格与虔诚的信仰会释放更强、更持久的动力；移情与感恩会使助人行为更为普及与弘扬。这也为
我们反思我国道德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

（2）由人口变量的个体差异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助人事迹与年龄显著相关，即年龄越大，助人倾向越
强。这迎合了一句俗语“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为人母不知报母恩”，人的同情与感恩之心会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强化；动因与职务、政治面目、年龄和职业均表现出相关。职务呈现出“U”型特征，即员工和
单位领导比部门领导有更多责任感和义务感，进而产生更多的助人行为；在政治面目方面，党员和群众比
团员和民主党派有更多的助人倾向。该结论一方面表明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群众中的“草根英雄”使
他们有更强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因而，能超越自身角色而实施善举。另一方面，也与团员和民主党派群体
规模较小有关。
4.2 启示

通过对助人为乐道德模范行为动因及其人口学变量的分析，我们为这些助人好人引领了社会良好道德
风尚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我国当代道德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我国道德人格塑造与个体信
仰建设的不足、移情与感恩热情与能力的参差不齐，以及助人行为在性别、年龄、职业与职务上的差距。
这些结论给我们道德建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即在当今追求经济目标与个性张扬的时代，仅靠传统的
责任与义务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伴之以高尚人格和个体信仰的弘扬与塑造，伴之以感恩之心的强化
与个体移情能力的培养，才能使助人行为更为普及，才能实现助人为乐而乐。

参考文献

[1]Hamilton W.D. (1964).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 .I,II .Theories of Biology,7：1-52.
[2]Trivers R.(1971)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46：35-56
[3]Sober E，Wi1Son DS. (1999).Unto Others: The Evolution and Psychology of Unselfish Behavio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3-52
[4]Preston SD and Waal FB. (2002). Empathy: Its ultimate and proximate bases .Behavioral Brain Seience,

25:1-72
[5]Eisenberg N. (2000).Emotion, regulation, and moral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1:

65-97.
[6]De Vaus，D.A.(1991). Social surveys;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Methodology. UCL Press(London

and North Sydney, NSW, Australia).
[7]Mischel W，Shoda Y.A cognitive affective system theory of personality:Reconceptualizing situations

,dispositions ,dynamics ,and invariance in personality structure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5,
102:246～268 .
[8]Mischel W, Instruction to Personality . Sixth edition . Fort Worth；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1999，417～423.
[9] Mischel W, Shoda Y, Ro-driguez ML .Delay of gratification in children .Science，1989, May, 244:
933～938.
[10] Batson CD, Fultz J, Schoenrade P A. Distress and empathy: two qualitatively distinct
vicariousemotions with different motivational consequences. In: Puka B ed. Reaching out: caring,
altruism,and pro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4: 42) 49
[11] N. Eisenberg, G. Carlo, B. Murphy, et al., Pro social development in late adolescence: A longitudinal
study, Child Development, 1995, 66:1179-1197.
[12] Staub, E. Helping a Distressed Person: Social Personality, and Stimulus Determinants. In L.
B.Berkowitz(ED). Advanced-es in Ex2 perimental Social Psy. Vol. 7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47.
[13] Mussen, P. & Eisenberg, N, Root of carrying, sharing, and helping.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San
Francisco, 1997.
[14]Yu kou,Lingling Tang, The influence of mood on prosocialbehavior:Th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2004(5):44
[15]Guoliang Yu,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of prosocial behavior: Th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1991(1):20

231



DEMOGRAPHIC STUDY ON TRUST BEHAVIOR OF CHINESE MORAL MODELS
TONG ZHAO,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WANXIAN LI,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bstract: A survey of 1214 trust behavior moral models on China civilization Network (2010-2015)
indicates that trust behavior differs by gender, age, occupation, position, education and dwelling location.
Compared with men, women were more likely to implement trust behavior; Age characteristics showed a
"U" - shaped trend of two high middle and low, and a "∩"- shaped trend on job post were also shown on
trust behavior, that the age of 19-35 and 46-60 years of moral models revealed higher trust behavior than
that of other age groups, the departmental managers performed higher trust behavior than did the bottom
and top level staffs. The detaile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possible reasons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demographic, trust behavior, Chinese moral models

诚实守信道德模范人口学特征研究——以中国好人
为例[63]

赵曈 李万县

摘要：对中国文明网 2010-2015 年 1214 名诚实守信道德模范人口学变量研究结果表明：（1）诚
信行为与性别、年龄、职业、职务、籍贯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变量呈显著相关关系。（2）相
较于男性，女性更容易做出诚信行为；年龄特征则呈两头高中间低的“U”型趋势，相较于其他年
龄段，19-35 岁和 46-60 岁的道德模范更倾向于履行诚信；职务特征呈“∩”型趋势，一线员工和
中层（部门）领导内化诚信价值观于行为的倾向性显著较高。最后，对诚实守信道德模范人口学
特征及其动因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中国好人道德模范，诚信行为，人口学研究

1 问题的提出

诚信，即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孔子所倡导的信也含有诚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在生
活过程中既有出于生存的物质需要，也有情感慰藉的精神需要。精神需要的内容主要包括求情、
求乐、求知、求技、求价值以及求超越等六方面，这些精神关系就构成了承诺与践诺的诚信关系。
[64]因而一切以满足上述需求为目的的行为即为诚信行为，反之就是非诚信行为。

目前国内对于诚信问题的实证研究通常是包含在对于道德问题建设的探讨中，或者是只涉及
到诚信的某一侧面。杨秀香认为，作为道德范畴的诚信有三种不同的意义：诚实勿欺、相互信任
和信守承诺；任沁新，胡蓓从企业普遍存在员工履行岗位职责时诚信度缺失的实际情况出发，以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为案例，对岗位诚信的内涵、测评指标体系及考评和激励等进行系统
研究，并构建了岗位诚信管理模型；国外诚信测量研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根据其应用目的的不
同可以分成两类，即甄选员工和培养大学生学术诚信。

诚实守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同时是社会对公民提出的基本要求。因此，
我国自 2008 年起就开始了举国上下评选“诚实守信”道德模范活动，并成为中国道德建设的一大
特色。公民应当深刻认识诚信的价值，自觉将诚信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做到以诚为本。道德模
范的诚信行为既包含受益他人、履行承诺的个人诚信，也包括善心经营、回报社会的企业诚信，
还包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职业诚信，这些诚信事迹都会影响到广大公民的诚信态度、诚信理

[63] 河北经贸大学重点科研基金项目（2013KYZ02）
[64]冉光芬(2004)诚实守信以德立身——试论诚信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及其举措.硕士论文,贵州师范大学,贵阳.

233

念以及诚信素质，进而影响到公民的诚信行为。以往关于诚实守信道德模范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道
德模范事迹及内在精神的宣扬，虽然涉及对道德模范品质的剖析，但缺乏对其人口学变量的差异
性研究。然而，宣扬道德模范的实践意义在于引导全社会公民树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
要落实到具体公民行为中。本文选择具有较强代表性的诚信道德模范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诚信道
德模范的人口学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来探讨其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以便为如何有效的鼓励广
大公民做出诚实守信行为提供可借鉴的依据。

2 研究假设

以往研究表明，诚信行为的个体差异主要表现在性别、年龄和职务三个人口学变量上。

2.1 性别与诚实守信行为

性别社会化过程假设男性与女性天生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并影响其态度和行为。再加上男女
在传统文化上有不同的认知，其诚信行为也会有所差异。Borkowski & Ugras （1998）运用元分
析法分析个人的道德行为，在研究性别变量时，他们发现性别与行为选择有很大的关系；
Gilligan（1977）提出男性与女性道德推理的本质是不同的，女性的责任心通常较强，她们会尽
量做出避免伤害其他人的道德判断，并且会考虑到个人被涉及的后果；而男性通常是基于公正的
视角来看待道德问题。[65]

假设 1：诚信行为在性别上具有显著差异。女性较男性倾向于诚信道德行为的内在价值，较重
视人情互动，责任感；男性则倾向于诚信道德价值的外在体现，重视履行诚信行为所获得的名利
和社会地位等。

2.2.年龄与诚实守信行为

不 同 年 龄 段 的 公 民 行 为 具 有 明 显 的 差 异 ， 这 种 差 异 也 体 现 在 诚 实 守 信 的 行 为 方 面 。 Kegan
（1982）对成人不同发展阶段的研究表明，员工年龄不同，其人际交往取向也不同(老员工倾向于
以内在的、双向的道德义务标准为交际准则，而年轻员工则更看重交往的交易价值。[66]

假设 2：诚信行为在年龄上具有显著差异。不同年龄段，对于诚信行为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的体
会和认同各有不同。

2.3 职务与诚实守信行为

Yammrino(2008)提出要多层次理解“诚信”的概念，他通过整理归纳认为诚信至少应该包括
三个层次：首先，个人诚信。在企业中应该指向领导者或者是员工的诚信；其次，领导者与员工
互动形式的诚信。即诚信的领导需要诚信的下属才能够带来企业的正向发展；其三，上升至整个
组织乃至社会的诚信。这是在单独个体都表现出诚信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氛围。周蕾蕾（2010）
通过研究发现诚信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影响显著。诚信领导者的“内化道德观”和 “领导特质”
分别对员工的“自我管理” 和“主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67]章小波（2005）也认为改善领导
行为能够鼓励员工展现组织公民行为。领导者主动关心和支持部属会对其组织公民行为产生正影
响。[68]

假设 3：诚信行为在职务上具有显著差异。职务层次会对公民的诚信道德观产生较强烈的影响。

[65]熊新正，胡恩华，修立军，单红梅（2012）科研诚信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综述，科学管理研究，第 30 卷第 3 期，39-42.
[66] Kegan, R. (1982) .The evolving self problem and process in human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7]周蕾蕾（2010）企业诚信领导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影响研究——以领导—成员交换为中介变量.博士论文，武汉大学，武汉.
[68]章小波（2005）关于有效激发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思考，华东经济管理，第 19 卷第 2 期,85-86.

234

3 实证研究

本研究选取中国文明网 2010 年 1 月-2015 年 10 月 1214 名诚实守信中国好人道德模范为研究
对象，并对所选样本进行人口学分类，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职务、政治面貌、民族和
籍贯。为了解诚实守信道德模范上述人口学特征与其事迹的关系，我们首先进行了相关性检验，
如表 1 所示。

表 1 诚实守信道德模范人口学特征相关性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业 职务 政 治 面 民族 籍贯 事
迹
貌 1 1
0.08 - 1
性别 Person 1 5** 0.102
- **
相关性 0.04
6
年龄 -0.005 1

学历 -0.089 0.065 1

职业 - 0.134 0.37 1

0.168* ** 8**

*

职务 - - 0.21 0.545 1

0.150* 0.004 8** **

*

政治 - 0.055 0.14 0.137 0.168 1

面貌 0.164* 6* ** **

*

民族 0.013 - - 0.018 0.065 0.061*

0.048 0.12 *

0

籍贯 -0.023 0.043 0.03 0.046 0.120 0.031

6 **

事迹 0.111* - -- - -

* 0.043 0.03 0.528 0.594 0.064*

4 ** **

**.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从表 1 可以看出性别、年龄、学历、职业、职务、政治面貌、民族和籍贯这些人口学变量与
道德模范诚信事迹呈显著相关关系，为进一步分析这些人口变量的具体特征奠定了基础。

为进一步分析诚信行为在上述人口学变量上的具体差异，我们应用了非参数检验中的 Kruskal
Wallis Test(K-W Test)。该检验是多个独立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既不像参数检验（如ｔ检验）
对假设准确性的过度依赖，也不受样本严格服从正态分布的局限，因而比较适合具有不同数目的
调研对象的等距测量。具体操作为对秩均值进行比较，得出中国好人的诚实守信行为在各人口学
变量上的总体显著性水平。然后，分别对每个人口学变量进行比较，即得出性别、年龄以及职务
三个人口学变量在事迹上水平显著。如表 2 所示。

235

表 2 诚信道德模范个体差异 (Kruskal Wallis Test)

人口学变 N 秩 均 Chi-

量 值 Square

性别 男 868 578.9 16.997

7

女 336 663.2

8

年龄 19-35 108 351.2 28.035

7

36-45 175 254.7

9

46-60 291 283.3

4

职务 员工 470 723.6 529.934

7

部 门 领 70 788.7

导1

单 位 领 529 333.8

导0

P*** <0.001，P** <0.01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性别特征方面，男性的秩均值为 578.97，低于女性的秩均值 663.28，这
表明女性更倾向于表现出诚信行为；在年龄特征方面，19-35 岁年龄段的秩均值为 351.27，46-60
岁年龄段的秩均值为 283.34，均高于 36-45 年龄段的秩均值 254.79；而在职务特征方面，单位领
导的秩均值为 333.80，显著低于部门领导和员工的秩均值（分别为 788.71 和 723.67），可见部
门领导和普通员工更注重诚信行为的落实。

4 结果讨论

非参数估计表明，诚信行为首先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P<0.001)，可以看出性别是中国好人
道德模范诚信行为的区分变量。这一结论完全支持假设 1：诚信行为在性别上具有显著差异。探究
其原因可知，人际交往中，女性往往比男性占据更多的主动性与空间，其更有可能做出积极的回
应行为。[69]由于男女性别角色心理差异的存在，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中仍然存在基于性别的社会角
色建构，对贤妻良母的社会期望仍在不断塑造着女性的家庭责任意识，这使许多工作女性需要同
时扮演工作者和家庭女主人的双重角色，需要承担比男性更多的家务和照料责任。[70]从而使得女
性所做家庭以外的道德诚信行为的落实感更加强烈。

其次，诚信行为表现出显著的年龄差异（P<0.001），可以看出年龄对于诚信行为的影响比重
是很大的。分析不同年龄道德模范的差异，有助于了解道德模范做出诚信行为的规律性特点。研
究结果表明，其中 19-35 岁和 46-60 岁的道德模范人数高于其他年龄段，这一结论支持假设 2：诚
信行为在年龄上具有显著差异。分析其原因，与道德模范的个人发展状态有关。19-35 岁年龄段的
公民，正经历年轻的激进奋斗，在心理方面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接受能力；而 46-60 岁年龄段的
公民无论心理状态还是事业发展均处于稳定层面，达到较高水平的成熟发展阶段。且随着工作时

[69]孙云梅，倪静（2005）非言语交际中的性别差异研究综述，外语教育，2005，第 5 卷.31-35.
[70]许晓霞 ，柴彦威（2012）北京居民日常休闲行为的性别差异，人文地理，第 1 期，22-27.

236

间和阅历的丰富，在事业管理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心理状态与事业发展具有积极的互相促进作
用，所以，此两个年龄段的公民诚信道德水平较高，倾向于也更有能力去做出诚实守信的行为，
这也符合人生道德状态发展曲线。

此外，诚信行为的差异表现在职务上：由于不同的公民所在职务层次不同，其能否做出诚信
行为有显著差异（P<0.001）。研究结果表明：中层（部门）领导和一线员工更倾向于做出诚信行
为。这一结论完全支持假设 3：诚信行为在职务上具有显著差异。一方面，领导者的成功源于个人
的不懈努力奋斗，其能够秉承服务群众的心态，为百姓谋利益的诚信经营观念，不仅回馈社会，
更能为自己带来诚信的利益回报。作为单位领导，为树立优良形象，作为单位的代表和发言人，
通过社会媒体和舆论推进和宣传诚信经营事迹，营造广为人知的优秀形象氛围，这也是领导以外
的职务难以把握的新闻资源所在。另一方面，处于不同职业的社会各界一线劳动者受到工作价值
观的影响，通常职业性较强，能够充分遵循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职业要求，不论从事何种职
业，都要热爱本职、忠于职守，并坚守“岗位诚信”（员工履行岗位职责的承诺，是履行岗位职
责的感情、意志、理想、行为和习惯的具体体现，是履行岗位职责的契约关系和遵守职业道德规
范的有机统一）。[71]

5 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依据诚实守信的相关理论，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人口变量对于做出诚实守信事迹的影响机
理，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框架，收集中国好人诚信事迹的调查数据，利用 SPSS17.0 的非参数检验方
法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诚信行为与性别、年龄、职业、职务、籍贯以及受
教育程度等人口变量呈显著相关关系。（2）相较于男性，女性更倾向于诚信行为的落实；年龄特
征则呈两头高中间低的“U”型趋势，相较于其他年龄段，19-35 岁和 46-60 岁的道德模范更倾向
于履行诚信；在职务方面，呈“∩”型趋势，一线员工和中层（部门）领导内化诚信价值观于行
为的倾向性显著较高。由此进行深入剖析得出，道德模范做出诚实守信事迹的动因主要包括以下
三方面。

5.1 性别差异与诚信行为

性别的差异会造成诚信行为的差异。然而，性别对公民诚信行为产生影响更多地来源于性别
的社会因素，即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期望是存在差异的。社会期望通常认为男性应该意志坚强、
应对各种困难和挫折并能以事业为主，因而男性一般都注重对事业的追求，在工作上花费很多的
精力和时间，也更倾向于追求社会地位、在组织中的地位，从而对诚信行为的外在表现而有所难
以顾及；而对女性而言，在工作中，女性更注重对人际关系等社会性价值的追求，对融于团体的
社会需求更高。在工作之外，还要肩负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因而女性更关注工作——家庭之间的平
衡。[72]因此女性也更倾向于诚信行为的落实和表现。

5.2 年龄差异与诚信行为

道德模范诚信行为的 “年龄效应”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公民的工作阅历和心理成熟度都
在逐步提高，因而诚信心理和诚信道德价值观也日趋成熟。对于 19-35 岁的青年人来讲，而相对
于年轻人而言，中年人更容易体会到诚信行为的价值，更能认同包括社会声望、成就取向等特征。
中年人应该充分发挥其成熟优势，鼓励他们通过传、帮、带等方式教育、指导年轻人尽快走向行
为成熟。这样既能引导年轻人做出诚信行为，也为中年人增强其自我价值认同，从而更好地做出
诚信行为。

5.3 职务差异与诚信行为

道德模范诚实守信行为在职务上的差异给予我们的启示包括：首先，作为部门领导的管理人
员做出诚信行为，在于其个人承担相应的部门管理责任，责任感有助于其履行诚信。其次，作为
一线劳动者的基层员工，一方面基层工作任务的服务性能深化其工作责任感，以强化其诚信意识；

[71]任沁新，胡蓓（2010）员工诚信行为驱动模式，管理评论，第 22 卷第 12 期，89-94.
[72]刘凤香（2011）员工工作价值观代际差异研究.博士论文，南开大学，天津

237

另一方面，基层员工受到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部门领导言传身教，以其诚信行为的榜样力量促
使自己更加下意识的做出诚信行为。

6 研究不足及展望

作为对我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个体差异的尝试性研究，本文在以下方面尚有不足：首先，是
样本的数据采集来源于中国文明网，部分人口变量数据缺失，使得部分数据结果不足以涵盖诚实
守信道德模范的全体人口学变量。由于诚实守信事迹是各人口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数
据基本完整的条件下进行数据分析将会弥补该研究的不足。二是仅采用网络信息采集方法和文献
分析方法不足以挖掘做出诚实守信事迹的道德模范的全部人口变量信息。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一方面，作者考虑能否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道德模范诚信行为数
据库，详细记录公民诚信行为相关变量信息，从而对公民诚信行为进行全面深入的数据分析研究
工作；另一方面，增加问卷、访谈等调查方法的配合，以主客观结合剖析诚信行为的个体差异。
从而深入挖掘诚信行为的动因所在，为强化公民诚信行为探索新路径。

参考文献

[1] Brown, Budze,Tamborski. (2009). On the meaning and measure of narcissism.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5, 951-964.
[2] Kegan, R. (1982) .The evolving self problem and process in human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熊新正，胡恩华，修立军，单红梅（2012）科研诚信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综述，科学管理研究，
第 30 卷第 3 期，39-42.
[4] 冉光芬(2004)诚实守信以德立身——试论诚信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及其举措.硕士论文,贵州师范
大学,贵阳.
[5]周蕾蕾（2010）企业诚信领导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影响研究——以领导—成员交换为中介变量.博
士论文，武汉大学，武汉.
[6]章小波（2005）关于有效激发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思考，华东经济管理，第 19 卷第 2 期,85-
86.
[7]孙云梅，倪静（2005）非言语交际中的性别差异研究综述，外语教育，2005，第 5 卷.31-35.
[8]许晓霞 ，柴彦威（2012）北京居民日常休闲行为的性别差异，人文地理，第 1 期，22-27.
[9]任沁新，胡蓓（2010）员工诚信行为驱动模式，管理评论，第 22 卷第 12 期，89-94.
[10]刘凤香（2011）员工工作价值观代际差异研究.博士论文，南开大学，天津
[11]李万县，李丹（2009）基于角色内取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个体差异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第 20 卷第 5 期，53-57.
[12]李万县 李丹，工作价值观个体差异实证研究——以证券业为例，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
坛），2008 年 1 月，第 18 卷第 1 期,88-92.
[13]蔡禾，莫家豪（1997）企业职工工作价值观浅论，中山大学学报论丛，第 6 期，72-81.
[14]宋琳（2011）员工年龄与学历差异下的心理资本研究，神华科技，第 9 卷第 3 期，15-16.
[15]陈劲（2007）中国人诚信心理结构及其特征.博士论文,西南大学,重庆.

238

STUDY ON THE MOTIVATION AND DEMOGRAPHIC FEATURES OF SAMARITAN BEHAVIOR
ZHANG YIMIN,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LI WANXIAN,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bstract
A survey of 1094 Samaritan behavior moral models on China Civilization Network shows that
Samaritan behavior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motivation .In this article,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Samaritan
behavior and behavior motivation.About the behavior,they are emergency rescue,catching criminals and
protecting the safety of life and property.About the motivation,they are ,respectively ,the instinct of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professional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justice.In addition,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showed that Samaritan behavior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gender, age and
ethnic relations,but with record of formal schooling and professional and native ,Samaritan behavior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The conclusion not only reveals the behavior motive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emporary moral models,also can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inheritance of
Samaritan behavior.

keywords Words: Motivatio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Samaritan behavior

1 前言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长河中。然而，在

我国社会转型期种种不道德现象频频出现：老人倒了没人扶、见死不救、见义不为、小悦悦事件、“英雄
流血又流泪”等等。一桩桩的悲剧拷问着社会公序良俗和良知底线，进而导致自私心理膨胀，社会诚信度
下降，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与温暖等等。正是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通过对当代见义勇为道德模范的研
究，探讨见义勇为的行为动机，揭示见义勇为的动力源泉及其在人口学特征上的表现，进而结合我国的实
际情况提出解决见义勇为困境的建议，为该行为的传承与弘扬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1.1 见义勇为概念研究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从生物学角度揭示了见义勇为行为的本能特征，他认为,“社会本能是一切道德得

以产生的源泉”。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忠实于他自
己的本性”。他认为，见义勇为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者更能真实地成为他自己，更完善地实现了
他的潜能，更接近于他的存在核心，成了更完善的人。这说明见义勇为不仅是一种自发的本能行为，也是
一种实现高层次目标的义务或责任行为。我国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定义：方向东（2002）认为，“见
义勇为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
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照成的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出，积极实施救助的合
法行为。”李春斌（2008）将见义勇为定义为“不负有特定义务的自然人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
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和财产危险而作出的行为。”尽管学者们对见义勇为
行为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含义大同小异，即见义勇为：第一，是一种超越自身法定责任和义务的利
他行为；第二，指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人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
受侵害而实施的一种道德行为。

1.2 见义勇为动机研究
关于见义勇为的行为动机，一些学者归因于人的本能责任感，如彭柏林（2006）认为需要是人们行为

活动的初始动因或根据，而这种需要又源于本能，因此，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以本能为基础的，本能是人
类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基本源泉和动力。同样,道德需要是人的道德活动的启动器。关于责任感的含义，谌旻
明（2012）提出，责任感就是一种个体主动地做好分内事的重要积极人格特质和行为倾向,从本质上讲既要
求利己，又要利他人、利事业、利国家、利社会。根据环境和事迹实际类型的不同，也有学者认为见义勇
为行为动机源于其社会正义感。汪家堂（1997）指出,正义感是“对自己行为的检点和规约”,是“在他人
遭到不公正对待时为他人鸣不平,并不怀偏见地站出来制止不正义行为的感情冲动”,是“我们所说的义愤
”。而李建华（2001）则认为,“社会正义感应是指社会成员为维护制度公正和分配公平产生的情感体验”
。可见，本能、责任和正义构成见义勇为行为的动力源泉。

239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探析见义勇为困境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但是我国学者主要从法律角度对见义
勇为进行研究，而道德层面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对于见义勇为道德模范行为动因与人口学特征的研究更为
罕见。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见义勇为的行为动机及其在相关人口学变量上的特征,以便进一步解释该行为
规律，完善其理论体系。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探讨见义勇为行为动机，即根据见义勇为相关理论及我国见义勇为道德模
范相关资料，列出见义勇为行为可能的动机类型，进而与模范事迹进行回归分析，找出见义勇为行为的内
在动因；二是通过对见义勇为人口学特征的分析，了解我国见义勇为道德模范在相关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
情况，为该行为的发扬与普及提供借鉴。

2.1 见义勇为事迹分类
为了便于统计分析，本文对中国文明网 2010 至 2014 年 1094 个见义勇为“中国好人”模范事迹进行了

分类与赋值，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见义勇为事迹分类

序号 类型 特征 事例 人数

1 危急救人 在危难和紧急情况下给与他 例如，江苏盐城市的汪凤玲跳 834
人救助。 冰河勇救三人等。

抓捕或者帮助抓捕对社会已 例如，海口民警李观连勇斗歹 207
2 抓捕罪犯 徒，甘洒热血保护百姓等。

产生危害或正在危害社会的人。

3 保护财产 保护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例如，河北邢台市的赵占彬舍 54

不受侵犯。 身勇斗盗车贼，保护群众财产等。

表 1 表明，在见义勇为道德模范中，“危急救人”类型名列榜首（占 76.2%），这也体现了该行为不同

于其它道德模范行为如助人为乐等的本质特征，即危急时刻方显英雄本色；“抓捕罪犯”名列第二（占

18.9），其中包括不顾自身安危，勇于抓捕或协助抓捕罪犯的英雄行为；“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占 4.9%

），包括警察、保安等职业类型的英雄行为。

2.2 见义勇为行为动机分类

按照麦克杜格尔“英雄本能论”观点，见义勇为行为均出于英雄的本能动机。我们对这三类人群的访
谈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当问到“在危机/紧急时刻您是怎么想的？”时，他们的回答惊人的一致，即“什
么都没想！”。因此，见义勇为动机可以归因于英雄的本能责任感，但鉴于英雄身份和事迹的不同，我们
仅将危急救人归为“本能责任感，而诸如民警舍身救人等则归为”职业责任感”；而对于与自己的职业无
关（又非危机情景下）的英雄行为，则归为“社会正义感”，详细见表 2.

表 2 见义勇为动机分类

序号 类型 特征 事例 人数

指因受到一组特殊刺激而产生的自觉主动地做好分内 例如，江西省宜春市 657
分外一切有益事情的动机。主要是在紧急情况下，不考虑 的王茂才三闯火海救六娃
1 本能责任感
自身利益、职位所在以及社会义务等，而是单纯地出于本 烧成重伤等。

能而产生的见义勇为行为。

2 职业责任感 指因为在一定职业活动中要承担特定的职责而做出利 例如，安徽合肥市的“ 224
他人、利事业、利国家、利社会事迹的动机。 准警察”周坤深圳街头勇擒

劫匪等。

3 社会正义感 指由于追求正义、伸张正义的道德意识，为坚持真理 例如，山东济南市的 214
同一切邪恶势力和错误行为作斗争而产生的行为动机。 刘乐成不顾个人安危勇斗
窃贼，维护社会正义等。

240

2.3 见义勇为道德模范人口学特征描述
以往关于见义勇为的研究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人口统计学变量，但多数研究都是对单个变量的分析，尚

缺乏对见义勇为相关人口变量的详细研究，尤其缺乏对见义勇为个体差异的人口学研究。因此，本文结合
见义勇为研究数据的特征，对见义勇为行为的人口学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见表 3。

表 3 见义勇为道德模范人口学特征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业 民族 籍贯

男（978 人 18 岁以下（41 人 小学（18 人 学生（96 人） 汉族（1088 籍贯则是国家
） ） ） 农民（193 人） ） 23 个省，5 个
女（100 人 19-35 岁（248 人 中学（71 人 工人（281 人） 藏族（1） 自治区和四个
） ） ） 社会工作者（154 维吾尔族（5 直辖市。
团体（17 人 36-45 岁（186 人 大学（92 人 人） ）
） ） ） 公务员（200 人） 其他（1）
46-60 岁（162 人 研究生（5 人 经营者（90 人）
） ） 自由职业者（7）
60 岁以上（51 人
）

2.4 见义勇为事迹、动机与人口学变量的相关性检验
为了探讨见义勇为事迹与动机及其相关人口学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做了相关分析，见表 4.

表 4 见义勇为行为动机及其人口学变量相关特征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业 民族 籍贯 事迹 动机

性别 Pearson 相关性 1

年龄 Pearson 相关性 .083**

学历 Pearson 相关性 -.017 .295**

职业 Pearson 相关性 -.039 .096** .238**

民族 Pearson 相关性 -.027 -.055 .005 .004

籍贯 Pearson 相关性 -.047 -.044 .017 .051 .109**

事迹 Pearson 相关性 -.083** -.018 .079** .102** -.043 .012

动因 Pearson 相关性 -.098** -.062* .088** .160** -.003 .011 .428**

注：**.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由表 4 可以看出，见义勇为动机与事迹在 0.01 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为进一步探讨见义勇为
行为的动机提供了依据；见义勇为事迹与性别和年龄呈负相关关系，而与职业、籍贯以及动机呈现明显的
正相关关系。那么，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和差异？为了揭示见义勇为道德模范行为的内在动因及其
人口学特征上的具体差异情况，还须作进一步的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见义勇为事迹与动机的回归分析
使用 SPSS17.0 对见义勇为道德模范事迹和动机进行回归分析。首先，方差分析表明，Sig 值为

0.000<0.01，说明事迹和动机之间总体线性关系显著，所建模型是可行的（见表 5）。其次，回归系数 t 检
验结果为显著（见表 6），表明每个解释变量均保留在模型中。这说明本文所列见义勇为动机完全可以成为
其事迹的预测变量，动机与事迹之间具有紧密的因果关系。

241

表 5 见义勇为动机与事迹回归（方差）分析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回归 60.939 1 60.939 245.227 .000a
Sig.
1 残差 271.362 1092 .248

总计 332.301 1093

注：a. 预测变量: (常量), 动机；b. 因变量: 事迹
表 6 见义勇为动机与事迹回归（t 检验）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常量) .814 .034 24.085 .000
1 .019 .428 15.660 .000

动机 .297

注：a. 因变量: 事迹

3.2 见义勇为人口学变量特征分析

为了找出见义勇为行为在性别、年龄、学历、职位、民族以及籍贯上的具体差异，本文采用了非参数
估计中的 Kruskall Wallis 计算方法。 由表 7 以及附件 1 Kruskal Wallis 测试结果可以看出，见义勇为
行为与性别、年龄、学历、职业、以及籍贯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与民族和政治面貌无明显相关关系
。

表 7 见义勇为人口变量分析 Kruskall Wallis-Test

人口学变量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业 民族 政治面貌 籍贯
Chi-Square value 11.735** 22.064** 13.367** 32.861** 2.522 3.904 44.764*

4 结果讨论

4.1 对见义勇为行为动机分析得出的结论：
（1）本文所列行为动机有效的揭示了见义勇为事迹：本能责任感、职业责任感和社会正义感行为动机

成为危急救人、抓捕罪犯和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见义勇为英雄事迹的有效预测变量。其中，本能责任感揭
示了大多数的见义勇为行为，主要表现在危急救人事迹上；职业责任感预测一些特殊职业，如民警、保安
等抓捕或协助抓捕罪犯的见义勇为事迹；社会正义感动机揭示那些为他人、集体或社会利益挺身而出的英
雄模范事迹，如保护公民财产安全等。

（2）对于见义勇为动机进行深入分析表明：出于本能责任感动机的见义勇为人数最多（占60%），而
出于职业责任感和社会正义感动机的英雄事迹则分别为20.5%和19.5%。该结论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这
充分再现了见义勇为道德模范高度的大爱精神和公民责任感，正是在这种精神和责任的驱使下，才使他们
在危急环境下，出于本能反应去实施救助；其次体现了安全保卫职业工作者的敬业精神，民警、保安等职
业的特殊性，赋予了他们勇敢、忘我的英雄精神。同时，这一结论也再现了当代社会正义感的薄弱，因而
才出现社会上一些见义不为和见义不敢为的负面现象。

（3）该结论再现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人身上的传承。见义勇为行为动因，无论本能责任感、职
业责任感还是社会正义感都突出了人格特征上的“责任”和“义务”。相对于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权利和自
由而言，我国建立在家庭本位基础上的传统文化更强调人的责任和义务，如孔子将“仁义礼”列为道德的
最高标准，其根本在于突出个体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深受西方现代文明
，诸如民主、科学与法制等的洗礼，但中华传统人格的中的责任感依然传承于当代人身上，才有见义勇为
英雄事迹。

4.2 对见义勇为道德模范人口学变量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见义勇为行为与性别密切相关，男人在见义勇为行为上的倾向性比女人更大。首先，男人本身从

体能上和胆量上较女人要有优势，而女人本身就是弱势群体，面对危急情况，男人表现的比女人更为果敢
；其次，从社会地位和心理角度来说，我国还是尊崇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应该主动谦让女性。而且从心
理上讲，男性更乐于助人，而女性更乐于求助。所以，在见义勇为事迹中，男人比女人的倾向性更大些。

242

（2）见义勇为行为与年龄密不可分，19-35 岁（247 人）以及 35-45 岁（186 人）两个年龄段的青年人
和中年人在见义勇为事迹中居多数，而 18 岁以下（41 人）和 60 以上（51 人）的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则占少
数。这个特征主要是因为青年人和中年人在人生经历和见识上多于未成年人，而与老年人相比又有体能上
的优势，所以青年人和中年人在见义勇为行为上表现了更大的倾向性。

上述特征也再次验证了“见义勇为”本身的内涵：即“义”是行为的动因和方向，而“勇”则是行为
的条件。有“义”又有“勇”才会有见义勇为。仅有“义”而无“勇”，就只能“见义不为”；只有“勇
”而无“义”，行为就会偏离方向，如同《论语》所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论语-阳货》）。

（3）见义勇为行为与职业密切相关，其中，工人（281 人），公务员（200 人），农民（193 人）和社
会工作者（154 人）在见义勇为行为上表现出更大的倾向性，特别是工人，早在 19 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就
发现，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和先进的体现者，以及由此产生的最先进、最有远见、最大公无
私、最守纪律等特点，即使改革开放后工人阶层经历了转岗，甚至下岗等考验，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职业
光辉仍然释放于社会，工人见义勇为者名列榜首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务员“人民公仆“的职业特性决定了
其本身较高的道德素质和职业责任感；中国农民历来就有纯朴、勤劳与义气等特征，所以他们在见义勇为
中自然也就名列前茅；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们有更多的爱心、同情心和助人精神，因而其见义
勇为行为就不难解释。所不同的是，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在见义勇为上表现出较小的倾向性，这可能与其
职业的盈利本质与自我保护意思较强有关。

（4）见义勇为行为与籍贯有密切关系，其中安徽省、江苏省、河北省以及河南省四个省份在见义勇为
事迹中分别居于第一、二、三、四位，且远远高于其他省份。可能的原因是这四个省份均具有深厚的文化
底蕴，例如安徽省有徽州文化 ，江苏省有楚汉文化，河北省有燕赵文化，河南省有中原文化等，优秀的传
统文化底蕴和传统道德的传承，为这些地区奠定了文化基础；另外，这几个省份均注重道德模范建设工作
，诸如对于道德模范的表彰表扬与嘉奖等，形成了良好的道德氛围，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了环境和制度保
证。

此外，见义勇为行为在政治面貌和民族两个变量上无明显相关关系。
综上，本文主要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危急救人、抓捕罪犯和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见义勇英雄事迹
与其本能责任感、职业责任感和社会正义感行为动因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且，出于本能责任感动机的见义
勇为行为名列首位。该结论给我们如下启示，一方面要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将中华传统人格中的责
任感代代传承，为见义勇为行为奠定夯实的道德基础。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见义勇为法律保护制度,逐步消
解和减轻人们存在的见义勇为冷漠心理，激发人们见义勇为的本能动机，培养人们见义勇为的能力，为见
义勇为行为提供完善的道德环境。第二，见义勇为行为与性别、年龄、学历、职业、以及籍贯几个人口变
量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并且在各个变量上呈现出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职业和籍贯两个变量上。这表明，
一方面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高人们的职业责任感，另一方面不同地区要积极挖掘自己的特色文化，促
进优秀传统为的传承，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并注重道德模范建设工作，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的作用，配合
以相应的鼓励措施和制度保证，激发人们见义勇为动机，为地方道德文明的形成奠定基础。

Reference

[1]FangXiangdong.Good Samaritan legislation assessment and thinking[J].Journal of Heilongjiang
Administrative Cadre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Law.2002
[2]LiChunbin.Security's heroic behavior of another idea, in seeking harmony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J]..Journal of Leshan Teachers College.2008
[3]ZhangMin."Warm"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J]..Journal of sichu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04
[4]YuHua.Crack problem hero - from a two-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morality and law[J]..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2006
[5]ZhuYong.Some thoughts about hero[J]..Journal of yunnan police officer academy.2007
[6]LiXueming.See the righteous when what is? The difficulties - warm and digestion[J].Journal of hubei
radio and TV university.2010
[7]WanJunren.The et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J]..Social science front.2002
[8]Mitsuko Tanaka.Examining kanji learning motivation using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ystem,2013

243

[9]Geneviève Taylor,Tomas Jungert,Geneviève A.Mageau,Kaspar Schattke,Helena Dedic,Steven
Rosenfield,Richard Koestner.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pproach to predicting school achievement over
time: the unique role of intrinsic motivation.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2014
[10]Irine Vartanova.Motivation, Self-attitude and Control Locus of Senior Schoolchildren.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
[11]Gayle Brewer, Loren Abell.Machiavellianism and Sexual Behavior: Motivations, Deception and
Infidelity.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4[12]Riemer Roukema.The Good Samaritan in
Ancient Christianity.Vigiliae Christianae, 2004[93]Bird Sara.Good samaritans.Australian Family Physician,
2008
[13]Thomas Li-Ping Tang.To Help or Not to Help? The Good Samaritan Effect and the Love of Money on
Helping Behavior.November 2008
[14]William O. Howie,Benjamin A.Howie,Patricia C.McMullen.To Assist or Not Assist: Good Samaritan
Considerations for Nurse Practitioners.The Journal for Nurse Practitioners
[15]Josepa Miquel-Florensa.Dynamic contractual incentives in the face of a Samaritans’s dilemma.Theory
and Decision, 2013

附件 1

见义勇为行为人口变量个体差异 Kruskal Wallis Test

人口学变量 N 秩均值 Chi-Square value

男 978 555.36

性别 女 100 498.20 0.005

团体 17 417.50

18 岁以下 42 429.89

19~40 岁 348 579.05

年龄 41~60 岁 247 544.49 0.000

60 岁以上 51 488.97

未知 407 543.16

小学 18 417.50

中学 71 477.99

学历 大学 93 570.03 0.005

研究生 5 417.50

未知 908 554.52

学生 96 490.70

农民 193 488.31

职业 工人 281 565.70
公务员 0.000

200 571.07

社会工作者 154 574.69

经营者 90 536.08

244

民族 自由职业 7 714.93 0.477
籍贯 未知 74 591.60 0.041
普通工人 523 575.26
领导干部 123 548.71
未知 76 580.17
群众 893 540.46
汉族 1087 548.96
藏族 1 417.50
维吾尔族 6 417.50
撒哈拉族 1 417.50
山东省 62 545.56
安徽省 135 530.29
北京市 16 523.25
福建省 63 555.90
甘肃省 13 497.58
广东省 42 581.71
广西省 17 539.97
贵州省 36 540.42
海南省 6 699.50
河北省 100 541.15
河南省 101 525.74
黑龙江省 25 563.24
湖北省 33 602.86
湖南省 34 628.03
吉林省 8 694.06
江苏省 108 519.93
江西省 60 497.75
辽宁省 17 509.35
内蒙古自治区 12 547.63
宁夏自治区 12 612.75
山西省 35 644.30
陕西省 18 605.50
上海市 14 696.39
四川省 46 547.64
天津市 8 677.75
西藏自治区 8 417.50
新疆自治区 16 450.03

245

云南省 4 710.38
浙江省 34 532.34
重庆市 9 475.33
未知 3 417.50

246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VISITED: THE TRANSITION FROM BASEL I

TO BASEL III.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REGULATORY

FRAMEWORK IN RESPONSE TO THE CREDIT CRUNCH

GEORGIOS VOUSINAS

Abstract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weaknesses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revealed by the recent financial crisis, Basel
Committee introduced a series of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framework. Basel III is a set of
proposed modifications to international rules on capital adequacy and liquidity of banks as well as any
other issues relating to banking supervision.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identify the provisions of Basel III
rules, applicable since 2013 and gradually to a depth of six years. This is probably the most significant
initiative of the Commission following the recent credit crunch. In particular, a thorough reference is made
to the factors affecting capital adequacy and other regulations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s set by the
supervising authorities, and also to matters of compliance of all involved institution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new regulatory framework, known as Basel III, with emphasis on
the new capital adequacy factors and shed light on its impact on global banking system.

Keywords: Basel Committee, financial crisis, regulation, capital adequacy, liquidity, bank

1. Introduction
The banks’ equity is highly volatile due to fluctuations in the prices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which makes it
extremely difficult to estimate the required funds so as to be secured against major risks. As a result, the
potential failure of a banking institution is very difficult to assess, a fact that mainly explains the
significantly large number of banks bankruptcies during the recent financial crisis. The collapse of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may lead to a chain reaction (domino effect) in the market in which it operates,
spreading the economic recession to the whole economy. Therefore, the need for supervision in the banking
sector worldwide is mandator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per prudential rules is more than necessary for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to operate safely.
1.1 Overview of Basel
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CBS) was established in 1974 by the Central Bank
Governors of the "Group of 10» (Group of Ten or G - 10) countries-members (Belgium, Canada, France,
Italy, Japan, the Netherlands,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Germany and Sweden).
Specifically, the above committee, whose members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entral banks of the member
countries and other banking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G-10 as well as
Switzerland, Luxembourg and Spain (since 2001).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participate as observers. The Basel Committee meets regularly four to five times a year.
The main task of the Basel Committee is to reinforce the system and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system. The main tools for achieving this goal are the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of
banking supervisor authorities, the prudential supervision and above all, the appropriate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risks in which banks are exposed.
In 1973 the abolition of the Bretton Woo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of fixed exchange rates marked a
period of intense volatility and fluctuations in both exchange and interest rates. As a result, banks have
become vulnerable to hitherto unknown risk of currency and interest rate changes. In 1974 the German bank
Bankhaus ID Herstatt caused a huge disruption the international interbank market. Bankrupt due to
anomalous activities in forward transactions and caused a domino effect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This
incident, along with other minor operations, has demonstrated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banking supervision. Priority was given to institutionaliz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onetary and
banking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prevent systemic crises and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system and led to the creation of the well-known Basel Committee. The central banks of the G-10
countries undertook the coordi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coherent strategy around risk management,
creating the Basel Committee, which is a special committee of the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
that deals with banking supervision. Since then the Commission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economic

247

developments and the banking system so as to create an, as much as possible, effective regulatory
framework.
The BCBS seek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banking supervision through:

(i)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on national supervisory arrangements,
(ii)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the techniques used for the supervision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institutions and
(iii)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inimum supervisory levels which are considered desirable.

The Commission is not any kind of supranational authority on banking supervision and that’s why its
recommendations and defined standards do not have the legal power, in the sense that it depends on national
authorities to implement them. Thus, the BCBS has neither authority nor can impose its rules on anyone,
unless a state chooses to adopt them. Consequently, the Basel Committee began to concentrate on drawing a
se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with the main target been introducing and applying the highest and uniform
standards for all banks. These standards were introduced in 1988 as the Basel I Accord. In July 1988 the
Basel Committee publishe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
in order to introduce a capital measurement system for the financial sector institutions. The text is known as
Basel Capital Accord or Basel I.
The timeline of Basel can be seen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Figure 1: The history of Basel

Due to the rising importance of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banks and their related risks (price risk in the
trading portfolio of stocks, bonds, etc., foreign exchange risks), in 1995, the market risk (Market Risk) was
proposed, including the use of internal models (Internal Models). The original text of Basel I, then filled
with alternative measurement methods of both the above risks and country risk.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ext
of Basel II in the European Union took place via the adoption of Directives which related to credit and
market risk.
1.2 Literature review
At this point,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is undertaken so as to highlight the research results
concerning bank supervision.
Segoviano MA, and Lowe P., (2002), pointed out in their study that the supervisory review process
explicitly states that the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must:

 evaluate whether a bank has adequate capital, taking into account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effects
of the economic cycle,

 expect that banks continue to operate with capital adequacy ratio below the institutional minimum
and

 demand from banks to hold capital reserves to ensure their survival in times of economic scarcity.
At the same time, banks are enabled to develop internal procedures for assessing capital adequacy (Internal
Capital Adequacy Assessment Process-ICAAP), which will ensure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risks
faced and the cre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systems (risk management).

248

Jordan J., Peek J., and Rosengren E., (2002), attempted to show for the period 1996-2001 the movement of
capital requirements by composing a portfolio that consisted of a large number of loans, which were given
from at least three banks.
The capital requirements ar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method proposed by the Basel Committee in January
2001 [(Probability of Defaults (PDs)]. The calculation was made with two different methods:

 The first method used estimates of the bank for the expected default frequency for each borrower
 The second method utilized the probability of default that wa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borrowers by Standard & Poors (S & P).

The conclusion drawn from this study is that under the operating framework of the external evaluation, the
hypothetical capital requirements increased by a much smaller percentage than with the internal assessment
thus, reflecting the greater stability of external evaluations.
In another study, conducted by Catarineu - Rabell E., Jackson P., and Tsomocos D. (2002), large variations
were also found but smaller than the previous ones, in capital requirements over time. In this study data
were used for the actual distribution of loans from all risk groups (at a specific point in time), for a selection
of banks among the G-10 countries. Then, they combined these data with transition tables calculated using
figure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recession back in 199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apital requirement on
unpaid loans for high volume portfolios could rise up to 80% at the start of a recession like the one in the
early 90s. Under the proposals of November 2001, the rate is about 50%.
Repullo R. and Suarez J. (2008) described the distribution of credit loss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ne-factor
model” of Vacinek (2002). According to this model, capital requirements have an interpretation Value-at-
Risk. The capital required is such that it can absorb the potential losses of a portfolio of loans for a period of
one year with a confidence interval of 99.9%. In addition, they concluded that when the current value of the
debt relations is large enough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is not very high, then banks choose to hold
capital reserves.
Kashyap Anil K. and Stein Jeremy C. (2003) simulated the level of cyclical capital charges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period 1998-2002,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economic slowdown both in America and in
Europe, and adopted the 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 (IRB) method of Basel II. Their analysis, which
used data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and other countries of the world, showed that
capital requirements may create cyclicality in capital charges, the size of whom depends on the specifics of
the model and the Bank's customers. They argued that banks cannot reduce pro-cyclicality and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is,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y maintain capital reserves (buffers) in a period of growth. The
reason lies in the recession effect, which cannot be determined with precision and is almost always more
intense than expected, resulting in the lack of actual bank capital, in relation with the positive borrowing
opportunities that occur a given time, to grow significantly in recession periods.
Conclusively, the pro-cyclical effect can be mitigated with the use of long-term recovery rates, creating
though the problem of poor monitoring of the risks the bank faces, sacrificing stability for accuracy.
Aliaga-Diaz R. and Olivero M.P. (2009) created a model for the credit crunch which seeks to isolate the
effect of capital requirements on bank lending. Then they noted the accelerating effect of capital
requirements in the economy.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concluded that regulatory bank
capital requirements cause the credit crisis, acting as a financial accelerator.
The conclusion drawn from these studies is the fact that the two main components of the capital base is the
balance sheet equity and subordinated debt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hybrid loans for working capital. Hybrids
are funds that have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debt and equity, but cannot be discovered by the holders.
Due to the reduced demand for deposits and the reduction of equity, bank loans and investments decrease
more in an economy without regulatory provisions. More specifically, an unpredictable disorder may reduce
the equity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become binding. The banks immediately after the onset of the disorder try
to restore capital reserves by increasing their equity while reducing lending. Thus, the accelerator of the
economy is activated only for a short time.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duction in demand for credit, while
reducing the pressure of the capital stock constraint, is particularly inten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order
banks to maintain undiminished the credit supply, they hold high capital reserves, too.
In conclusion, these studies suggest that capital requirements, either for purposes of the market or for
regulatory purposes, are based on risk, thereby enhancing the fluctuation of economic cycles. This

249

enhancement is mainly based on the view that capital increase is difficult and costly for banks especially
during times of economic recession, increasing by this way financial costs faced by companies that borrow
from these banks (in form of higher interest rates etc.).
1.3 Reasons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Basel I to Basel II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Basel Committee was the Basel Accord on Capital Adequacy of 1988 (Basel I), which
came into force in 1993. Basel I provided a minimum level of capital, the amount of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various national supervisory principles, which should be held by the banks with international activity.
The aim was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global banking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regulatory framework in different countries, so as not to ensure common competition rules among
international banks.
The text of Basel I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three parts:

The new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components of capital
The new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weights regarding risk
The Capital Adequacy Ratio

The provisions of Basel I refer to the calculation of capital requirements for the coverage of international
banks over their exposure to credit risk. This is defined as the rule of 8%, which is the minimum value of the
solvency ratio and covers the risk of non-fulfillment of the obligations of the counterparts in all forms.
Namely, a grant of €100 requires the existence of equity amounting to €8.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ventional basic capital adequacy ratio is the ratio of conventional core capital to total risk (credit and
market) weighted Assets and should be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4%. Essentially, the original Basel Accord
was the first organized effort towards stabilizing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accord basically promotes a
single methodology for calculating capital adequacy and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Risk Weighted Assets
(weighted to systemic risk).
Systemic risk can be defined as the risk or likelihood of serious problems or failures in its extreme form,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caused by failures either single, bu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dividu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r sub-sectors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are located worldwide.
The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the introduction of Basel I, with respect to the foundation of systemic risk,
are summarized to the following:

a) Non-separation of borrowers in rating classes, creating an incentive to provide credit to businesses
with low reliability, resulting in greater risk-taking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loan portfolios.

b) Incentive (lower capital requirement) for investment in government securities not classified for their
risk (junk).

c) Allowing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models for calculating capital adequacy thus, helping credit
institutions to conceal their real exposure to credit risk.

d)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accounting so as to hide the true picture of the institution.
e) Development of incentives for notional reduction of the weight factors of assets (securitization).
Based on the complexity of modern financial transactions and the increasing risks, it seemed that the
existing framework for calculating 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risk management was inadequate, while
receiving strong criticism from both the supervising authorities and the supervised institutions.
The main disadvantages of Basel I are:
 Some shortcomings appeared, such as the lack of capital requirements for risks other than credit, the
mismatch between credit risk weights and the actual level of risk and the limited recognition of the
results of risk reduction techniques.
 These deficiencies have been severely criticized by both the regulators and the supervised banks. The
result of these criticism was the amendment of the Accord with the first consultation paper in 1999, the
second one in 2001 and the third in 2003..The European Union implemented the revised accord gradually
and supported it mainly on issues related to the Monetary Union.
 Particularly, Basel Committee, recognizing that Basel I had become obsolete and insufficient to meet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internationally, began the process for the revision,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advisory paper in June 1999. This was followed by a number of consultative
documents, quantitative studies and published research of specialized working groups, which led to the
new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the capital deficiency of banks, Basel II.

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