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老舍自传

酒吃烟——这当然不在协定之内，而是在路上他们自动这样做的。两位
司机师都是北方人。在开车之前他们就请我们吃了一桌酒席！后来，有
一位摔死在澜沧江上，我写了一篇小文悼念他。〔5〕

到大理，我们没有停住，马上奔了喜洲镇去。大理没有什么可看
的，不过有一条长街，许多卖大理石的铺子而已。它的城外，有苍山洱
海，才是值得看的地方。到喜洲镇去的路上，左是高山，右是洱海，真
是置身图画中。喜洲镇，虽然是个小镇子，却有宫殿似的建筑，小街左
右都流着清清的活水。华中大学由武昌移到这里来，我又找到游泽丞教
授。他和包漠庄教授，李何林教授，陪着我们游山泛水。这真是个美丽
的地方，而且在赶集的时候，能看到许多夷民。

极高兴的玩了几天，吃了不知多少条鱼，喝了许多的酒，看了些古
迹，并对学生们讲演了两三次，我们依依不舍的道谢告辞。在回程中，
我们住在了下关等车。在等车之际，有好几位回教朋友来看我，因为他
们演过《国家至上》。查阜西先生这回大显身手，居然借到了小汽车，
一天便可以赶到昆明。

在昆明过了八月节，我飞回了重庆来。

二、青蓉行

一九四二年八月初，陈家桥一带的土井已都干得滴水皆无。要水，
须到小河湾里去“挖”。天既奇暑，又没水喝，不免有些着慌了。很想上
缙云山上去“避难”，可是据说山上也缺水。正在这样计无从出的时候，
冯焕章先生来约同去灌县与青城。这真是福自天来了！

八月九日晨出发。同行者还有赖亚力与王冶秋二先生，都是老友，
路上颇不寂寞。在来凤驿遇见一阵暴雨，把行李打湿了一点，临时买了
一张席子遮在车上。打过尖，雨已晴，一路平安的到了内江。内江比二
三年前热闹得多了，银行和饭馆都新增了许多家。傍晚，街上挤满了人
和车。次晨七时又出发，在简阳吃午饭。下午四时便到了成都。天热，
又因明晨即赴灌县，所以没有出去游玩。夜间下了一阵雨。

十一日早六时向灌县出发，车行甚缓，因为路上有许多小渠。路的
两旁都有浅渠，流着清水；渠旁便是稻田：田埂上往往种着薏米，一穗
穗的垂着绿珠。往西望，可以看见雪山。近处的山峰碧绿，远处的山峰
雪白，在晨光下，绿的变为明翠，白的略带些玫瑰色，使人想一下子飞
到那高远的地方去。还不到八时，便到了灌县。城不大，而处处是水，
像一位身小而多乳的母亲，滋养着川西坝子的十好几县。住在任觉五先
生的家中。孤零零的一所小洋房，两面都是雪浪激流的河，把房子围
住，门前终日几乎没有一个行人，除了水声也没有别的声音。门外有些

静静的稻田，稻子都有一人来高。远望便见到大面青城雪山，都是绿
的。院中有一小盆兰花，时时放出香味。

青年团正在此举行夏令营，一共有千名以上的男女学生，所以街上
特别显著风光。学生和职员都穿汗衫短裤（女的穿短裙），赤脚着草
鞋，背负大草帽，非常的精神。张文白将军与易君左先生都来看我们，
也都是“短打扮”，也就都显得年轻了好多。夏令营本部在公园内，新盖
的礼堂，新修的游泳池；原有一块不小的空场，即作为运动和练习骑马
的地方。女学生也练习马术，结队穿过街市的时候，使居民们都吐吐舌
头。

灌县的水利是世界闻名的。在公园后面的一座大桥上，便可以看到
滚滚的雪水从离堆流进来。在古代，山上的大量雪水流下来，非河身所
能容纳，故时有水患。后来，李冰父子把小山硬凿开一块，水乃分流
——离堆便在凿开的那个缝子的旁边。从此双江分灌，到处划渠，遂使
川西平原的十四五县成为最富庶的区域——只要灌县的都江堰一放水，
这十几县便都不下雨也有用不完的水了。城外小山上有二王庙，供养的
便是李冰父子。在庙中高处可以看见都江堰的全景。在两江未分的地
方，有驰名的竹索桥。距桥不远，设有鱼嘴，使流水分家，而后一江外
行，一江入离堆，是为内外江。到冬天，在鱼嘴下设阻碍，把水截住，
则内江干涸，可以淘滩。春来，撤去阻碍，又复成河。据说，每到春季
开水的时候，有多少万人来看热闹。在二王庙的墙上，刻着古来治水的
格言，如深淘滩，低作堰等。细细玩味这些格言，再看着江堰上那些实
际的设施，便可以看出来，治水的诀窍只有一个字——“软”。水本力
猛，遇阻则激而决溃，所以应低作堰，使之轻轻漫过，不至出险。水本
急流而下，波涛汹涌，故中设鱼嘴，使分为二，以减其力；分而又分，
江乃成渠，力量分散，就有益而无损了。作堰的东西只是用竹编的篮
子，盛上大石卵。竹有弹性，而石卵是活动的，都可以用“四两破千
斤”的劲儿对付那惊涛骇浪。用分化与软化对付无情的急流，水便老实
起来，乖乖的为人们灌田了。

竹索桥最有趣。两排木柱，柱上有四五道竹索子，形成一条窄胡同
儿。下面再用竹索把木板编在一处，便成了一座悬空的、随风摇动的大
桥。我在桥上走了走，虽然桥身有点动摇，虽然木板没有编紧，还看得
到下面的急流——看久了当然发晕——可是绝无危险，并不十分难走。

治水和修构竹索桥的方法，我想，不定是经过多少年代的试验与失
败，而后才得到成功的。而所谓文明者，我想，也不过就是能用尽心智
去解决切身的问题而已。假若不去下一番工夫，而任着水去泛滥，或任
着某种自然势力幸灾乐祸，则人类必始终是穴居野处，自生自灭，以至
灭亡。看到都江堰的水利与竹索桥，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确有不甘屈服

而苦心焦虑的去克服困难的精神。可是，在今天，我们还时时听到看到
各处不是闹旱便是闹水，甚至于一些蝗虫也能教我们去吃树皮草根。可
怜，也可耻呀！我们连切身的衣食问题都不去设法解决，还谈什么文明
与文化呢？

灌县城不大，可是东西很多。在街上，随处可以看到各种的水果，
都好看好吃。在此处，我看到最大的鸡卵与大蒜大豆。鸡蛋虽然已卖到
一元二角一个，可是这一个实在比别处的大着一倍呀。雪山的大豆要比
胡豆还大。雪白发光，看着便可爱！药材很多，在随便的一家小药店
里，便可以看到雷震子，贝母，虫草，熊胆，麝香，和多少说不上名儿
来的药物。看到这些东西，使人想到西边的山地与草原里去看一看。
啊，要能到山中去割几脐麝香，打几匹大熊，够多威武而有趣呀！

物产虽多，此地的物价可也很高。只有吃茶便宜，城里五角一碗，
城外三角，再远一点就卖二角了。青城山出茶，而遍地是水，故应如
此。等我练好辟谷的功夫，我一定要搬到这一带来住，不吃什么，只喝
两碗茶，或者每天只写二百字就够生活的了。

在灌县住了十天。才到青城山去。山在县城西南，约四十里。一路
上，渠溪很多，有的浑黄，有的清碧：浑黄的大概是上流刚下了大雨。
溪岸上往往有些野花，在树荫下幽闲的开着。山口外有长生观，今为荫
堂中学校舍；秋后，黄碧野先生即在此教书。入了山，头一座庙是建福
宫，没有什么可看的。由此拾阶而前，行五里，为天师洞——我们即住
于此。由天师洞再往上走，约三四里，即到上清宫。天师洞上清宫是山
中两大寺院，都招待游客，食宿概有定价，且甚公道。

从我自己的一点点旅行经验中，我得到一个游山玩水的诀窍：“风
景好的地方，虽然古迹，也值得来，风景不好的地方，纵有古迹，大可
以不去。”古迹，十之八九，是会使人失望的。以上清宫和天师洞两大
道院来说吧，它们都有些古迹，而一无足观。上清宫里有鸳鸯井，也不
过是一井而有二口，一方一圆，一干一湿；看它不看，毫无关系。还有
麻姑池，不过是一小方池浊水而已。天师洞里也有这类的东西，比如洗
心池吧，不过是很小的一个水池；降魔石呢，原是由山崖裂开的一块石
头，而硬说是被张天师用剑劈开的。假若没有这些古迹，这两座庙子的
优美自然一点也不减少。上清宫在山头，可以东望平原，青碧千顷；山
是青的，地也是青的，好像山上的滴翠慢慢流到人间去了的样子。在
此，早晨可以看日出，晚间可以看圣灯；就是白天没有什么特景可观的
时候，登高远眺，也足以使人心旷神怡。天师洞，与上清宫相反，是藏
在山腰里，四面都被青山环抱着，掩护着，我想把它叫作“抱翠洞”，也
许比原名更好一些。

不过，不管庙宇如何，假若山林无可观，就没有多大意思，因为庙

以庄严整齐为主，成不了什么很好的景致。青城之值得一游，正在乎山
的本身也好；即使它无一古迹，无大寺，它还是值得一看的名山。山的
东面倾斜，所以长满了树木，这占了一个“青”字。山的西面，全是峭壁
千丈，如城垣，这占了一个“城”字。山不厚，由“青”的这一头转
到“城”的那一面，只须走几里路便够了。山也不算高。山脚至顶不过十
里路。既不厚，又不高，按说就必平平无奇了。但是不然。它“青”，青
得出奇，它不像深山老峪中那种老松凝碧的深绿，也不像北方山上的那
种东一块西一块的绿，它的青色是包住了全山，没有露着山骨的地方；
而且，这个笼罩全山的青色是竹叶，楠叶的嫩绿，是一种要滴落的，有
些光泽的，要浮动的，淡绿。这个青色使人心中轻快，可是不敢高声呼

唤，仿佛怕把那似滴未滴，欲动未动的青翠惊坏了似的。这个青色是使
人吸到心中去的，而不是只看一眼，夸赞一声便完事的。当这个青色在
你周围，你便觉出一种恬静，一种说不出，也无须说出的舒适。假若你
非去形容一下不可呢，你自然的只会找到一个字——幽。所以吴稚晖先
生说：“青城天下幽”。幽得太厉害了，便使人生畏；青城山却正好不太
高，不太深，而恰恰不大不小的使人既不畏其旷，也不嫌它窄；它令人
能体会到“悠然见南山”的那个“悠然”。

山中有报更鸟，每到晚间，即梆梆的呼叫，和柝声极相似，据道人
说，此鸟不多，且永不出山。那天，寺中来了一队人，拿着好几枝猎
枪，我很为那几只会击柝的小鸟儿担心，这种鸟儿有个缺欠，即只能打
三更——梆，梆梆——无论是傍晚还是深夜，它们老这么叫三下。假若
能给它们一点训练，教它们能从一更报到五更，有多么好玩呢！

白日游山，夜晚听报更鸟，“悠悠”的就过了十几天。寺中的桂花开
始放香，我们恋恋不舍的离别了道人们。

返灌县城，只留一夜，即回成都。过郫县，我们去看了看望丛祠；

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可是很清幽，王法勤委员即葬于此。
成都的地方大，人又多，若把半个多月的旅记都抄写下来，未免太

麻烦了。拣几项来随便谈谈吧。
（一）成都“文协”分会：自从川大迁开，成都“文协”分会因短少了

不少会员，会务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不大旺炽。此次过蓉，分会全体会员
举行茶会招待，到会的也还有四十多人，并不太少。会刊——《笔阵》
——也由几小页扩充到好几十页的月刊，虽然月间经费不过才有百元
钱。这样的努力，不能不令人钦佩！可惜，开会时没有见到李劼人先
生，他上了乐山。《笔阵》所用的纸张，据说，是李先生设法给捐来
的；大家都很感激他；有了纸，别的就容易办得多了。会上，也没见到
圣陶先生，可是过了两天，在开明分店见到。他的精神很好，只是白发
已满了头。他告诉我，他的少爷们，已写了许多篇小品文，预备出个集

子，想找我作序，多么有趣的事啊！郭子杰先生陶雄先生都约我吃饭，
牧野先生陪着我游看各处，还有陈翔鹤，车瘦舟诸先生约我聚餐——当
然不准我出钱——都在此致谢。瞿冰森先生和中央日报的同仁约我吃真
正的成都味的酒席，更是感激不尽。

（二）看戏：吴先忧先生请我看了川剧，及贾瞎子的竹琴，德娃子
的洋琴，这是此次过蓉最快意的事。成都的川剧比重庆的好得多，况且
我们又看的是贾佩之，肖楷成，周慕莲，周企何几位名手，就更觉得出
色了。不过，最使我满意的，倒还是贾瞎子的竹琴。乐器只有一鼓一
板，腔调又是那么简单，可是他唱起来仿佛每一个字都有些魔力，他越
收敛，听者越注意静听，及至他一放音，台下便没法不喝彩了。他的每
一个字像一个轻打梨花的雨点，圆润轻柔；每一句是有声有色的一小单
位；真是字字有力，句句含情。故事中有多少人，他要学多少人，忽而
大嗓，忽而细嗓，而且不只变嗓，还要咬音吐字各尽其情；这真是点本
领！希望再有上成都去的机会。多听他几次！

（三）看书：在蓉，住在老友侯宝璋大夫家里。虽是大夫，他却极
喜爱字画，有几块闲钱，他便去买破的字画；这样，慢慢的他已收集了
不少四川先贤的手迹。这样，他也就与西玉龙街一带的古玩铺及旧书店
都熟识了。他带我去游玩，总是到这些旧纸堆中来。成都比重庆有趣就
在这里——有旧书摊儿可逛。买不买的且不去管，就是多摸一摸旧纸陈
篇也是快事啊。真的，我什么也没买，书价太高。可是，饱了眼福也就
不虚此行。一般的说，成都的日用品比重庆的便宜一点，因为成都的手
工业相当的发达，出品既多，同业的又多在同一条街上售货，价格当然
稳定一些。鞋、袜、牙刷、纸张什么的，我看出来，都比重庆的相因着
不少。旧书虽贵，大概也比重庆的便宜，假若能来往贩卖，也许是个赚
钱的生意。不过，我既没发财的志愿，也就不便多此一举，虽然贩卖旧
书之举也许是俗不伤雅的吧。

（四）归来：因下雨，过至中秋前一日才动身返渝。中秋日下午五
时到陈家桥，天还阴着。夜间没有月光，马马虎虎的也就忘了过节。这
样也好，省得看月思乡，又是一番难过！

第七节　多鼠斋与贫血

一、多鼠斋杂谈

戒　酒

并没有好大的量，我可是喜欢喝两杯儿。因吃酒，我交下许多朋友
——这是酒的最可爱处。大概在有些酒意之际，说话做事都要比平时豪
爽真诚一些，于是就容易心心相印，成为莫逆。人或者只在“喝了”之
后，才会把专为敷衍人用的一套生活八股抛开，而敢露一点锋芒或“谬
论”——这就减少了我脸上的俗气，看着红扑扑的，人有点样子！

自从在社会上做事至今的二十五六年中，虽不记得一共醉过多少
次，不过，随便的一想，便颇可想起“不少”次丢脸的事来。所谓丢脸
者，或者正是给脸上增光的事，所以我并不后悔。酒的坏处并不在撒酒
疯，得罪了正人君子——在酒后还无此胆量，未免就太可怜了！酒的真
正的坏处是它伤害脑子。

“李白斗酒诗百篇”是一位诗人赠另一位诗人的夸大的谀赞。据我的
经验，酒使脑子麻木、迟钝、并不能增加思想产物的产量。即使有人非
喝醉不能作诗，那也是例外，而非正常。在我患贫血病的时候，每喝一
次酒，病便加重一些；未喝的时候若患头“昏”，喝过之后便改
为“晕”了，那妨碍我写作！

对肠胃病更是死敌。去年，因医治肠胃病，医生严嘱我戒酒。从去
岁十月到如今，我滴酒未入口。

不喝酒，我觉得自己像哑巴了：不会嚷叫，不会狂笑，不会说话！
啊，甚至于不会活着了！可是，不喝也有好处，肠胃舒服，脑袋昏而不
晕，我便能天天写一二千字！虽然不能一口气吐出百篇诗来，可是细水
长流的写小说倒也保险；还是暂且不破戒吧！

戒　烟

戒酒是奉了医生之命，戒烟是奉了法弊的命令。什么？劣如“长
刀”也卖百元一包？老子只好咬咬牙，不吸了！

从二十二岁起吸烟，至今已有一世纪的四分之一。这二十五年养成
的习惯，一旦戒除可真不容易。

吸烟有害并不是戒烟的理由。而且，有一切理由，不戒烟是不成。
戒烟凭一点“火儿”。那天，我只剩了一支“华丽”。一打听，它又长了十
块！三天了，它每天长十块！我把这一支吸完，把烟灰碟擦干净，把洋
火放在抽屉里。我“火儿”啦，戒烟！

没有烟，我写不出文章来。二十多年的习惯如此。这几天，我硬
撑！我的舌头是木的，嘴里冒着各种滋味的水，嗓门子发痒，太阳穴微
微的抽着疼！——顶要命的是脑子里空了一块！不过，我比烟要更厉害
些：尽管你小子给我以各样的毒刑，老子要挺一挺给你看看！

毒刑夹攻之后，它派来会花言巧语的小鬼来劝导：“算了吧，也总

算是个作家了，何必自苦太甚！况且天气是这么热；要戒，等天秋凉，
总比较的要好受一点呀！”

“去吧！魔鬼！咱老子的一百元就是不再买又霉、又臭、又硬、又
伤天害理的纸烟！”

今天已是第六天了，我还撑着呢！长篇小说没法子继续写下去；谁
管它！除非有人来说：“我每天送你一包‘骆驼’，或二十支‘华福’，一直
到抗战胜利为止！”我想我大概不会向“人头狗”和“长刀”什么的投降
的！

戒　茶

我既已戒了烟酒而半死不活，因思莫若多加几种，爽性快快的死了
倒也干脆。

谈再戒什么呢？
戒荤吗？根本用不着戒，与鱼不见面者已整整二年，而猪羊肉近来
也颇疏远。还敢说戒？平价之米，偶而有点油肉相佐，使我绝对相信肉
食者“不鄙”！若只此而戒除之，则腹中全是平价米，而人也决变为平价
人，可谓“鄙”矣！不能戒荤！
逼不得已，只好戒茶。
我是地道中国人，咖啡、蔻蔻、汽水、啤酒，皆非所喜，而独喜
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烟酒虽然也是我的好友，但
它们都是男性的——粗莽，热烈，有思想，可也有火气——未若茶之温
柔，雅洁，轻轻的刺戟，淡淡的相依；茶是女性的。
我不知道戒了茶还怎样活着，和干吗活着。但是，不管我愿意不愿
意，近来茶价的增高已教我常常起一身小鸡皮疙瘩！
茶本来应该是香的，可是现在三十元一两的香片不但不香，而且有
一股子咸味！为什么不把咸蛋的皮泡泡来喝，而单去买咸茶呢？六十元
一两的可以不出咸味，可也不怎么出香味，六十元一两啊！谁知道明天
不就又长一倍呢！
恐怕呀，茶也得戒！我想，在戒了茶以后，我大概就有资格到西方
极乐世界去了——要去就趁早儿，别把罪受够了再去！想想看，茶也须
戒！

猫的早餐

多鼠斋的老鼠并不见得比别家的更多，不过也不比别处的少就是
了。前些天，柳条包内，棉袍之上，毛衣之下，又生了一窝。

没法不养只猫子了，虽然明知道一买又要一笔钱，“养”也至少须费
些平价米。

花了二百六十元买了只很小很丑的小猫来。我很不放心。单从身长
与体重说，厨房中的老一辈的老鼠会一日咬两只这样的小猫的。我们用
麻绳把咪咪拴好，不光是怕它跑了，而是怕它不留神碰上老鼠。

我们很怕咪咪会活不成的，它是那么瘦小，而且终日那么团着身哆
哩哆嗦的。

人是最没办法的动物，而他偏偏爱看不起别的动物，替它们担忧。
吃了几天平价米和煮包谷，咪咪不但没有死，而且欢蹦乱跳的了。
它是个乡下猫，在来到我们这里以前，它连米粒与包谷粒大概也没吃
过。
我们只觉得有点对不起咪咪——没有鱼或肉给它吃，没有牛奶给它
喝。猫是食肉动物，不应当吃素！
可是，这两天，咪咪比我们都要阔绰了；人才真是可怜虫呢！昨
天，我起来相当的早，一开门咪咪骄傲的向我叫了一声，右爪按着个已
半死的小老鼠。咪咪的旁边，还放着一大一小的两个死蛙——也是咪咪
咬死的，而不屑于去吃，大概死蛙的味道不如老鼠的那么香美。
我怔住了，我须戒酒、戒烟、戒茶、甚至要戒荤，而咪咪——会有
两只蛙，一只老鼠做早餐！说不定，它还许已先吃过两三个蚱蜢了呢！

最难写的文章

或问：什么文章难写？
答：自己不愿意写的文章最难写。比如说：邻居二大爷年七十，无
疾而终。二大爷一辈子吃饭穿衣，喝两杯酒，与常人无异。他没立过
功，没立过言。他少年时是个连模样也并不惊人的少年，到老年也还是
个平平常常的老人，至多，我只能说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可是，
文人的灾难来了！二大爷的儿子——大学毕业，现在官居某机关科员
——送过来讣文，并且诚恳的请赐挽词。我本来有两句可以赠给一切二
大爷的挽词：“你死了不能再见，想起来好不伤心！”可是我不敢用它来
搪塞二大爷的科员少爷，怕他说我有意侮辱他的老人。我必须另想几句
——近邻，天天要见面，假若我决定不写，科员少爷会恼我一辈子的。
可是，老天爷，我写什么呢？
在这很为难之际，我真佩服了从前那些专凭作挽诗寿序挣饭吃的老
文人了！你看，还以二大爷这件事为例吧，差不多除了扯谎，我简直没
法写出一个字。我得说二大爷天生的聪明绝顶，可是还“别”说他虽聪明
绝顶，而并没著过书，没发明过什么东西，和他在算钱的时候总是脱了

袜子的。是的，我得把别人的长处硬派给二大爷，而把二大爷的短处一
字不题。这不是作诗或写散文，而是替死人来骗活人！我写不好这种文
章，因为我不喜欢扯谎。

在挽诗与寿序等而外，就得算“九一八”，“双十”与“元旦”什么的最
难写了。年年有个元旦，年年要写元旦，有什么好写呢？每逢接到报馆
为元旦增刊征文的通知，我就想这样回复：“死去吧！省得年年教我吃
苦！”可是又一想，它死了岂不又须作挽联啊？于是只好按住心头之
火，给它拼凑几句——这不是我作文章，而是文章作我！说到这里，相
应提出“救救文人！”的口号，并且希望科员少爷与报馆编辑先生网开一
面，叫小子多活两天！

最可怕的人

我最怕两种人：第一种是这样的——凡是他所不会的，别人若会，
便是罪过。比如说：他自己写不出幽默的文字来，所以他把幽默文学叫
做文艺的脓汁，而一切有幽默感的文人都该加以破坏抗战的罪过。他不
下一番工夫去考查考查他所攻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而只因为他自己不
会，便以为那东西该死。这是最要不得的态度，我怕有这种态度的人，
因为他只会破坏，对人对己都全无好处。假若他做公务员，他便只有忌
妒，甚至因忌妒别人而自己去做汉奸；假若他是文人，他便也只会忌
妒，而一天到晚浪费笔墨，攻击别人，且自鸣得意，说自己颇会批评
——其实是扯淡！这种人乱骂别人，而自己永不求进步；他污秽了批
评，且使自己的心里堆满了尘垢。

第二种是无聊的人。他的心比一个小酒盅还浅，而面皮比墙还厚。
他无所知，而自信无所不知。他没有不会干的事，而一切都莫名其妙。
他的谈话只是运动运动唇齿舌喉，说不说与听不听都没有多大关系。他
还在你正在工作的时候来“拜访”。看你正忙着，他赶快就说，不耽误你
的工夫。可是，说罢便安然坐下了——两个钟头以后，他还在那儿坐着
呢！他必须谈天气，谈空袭，谈物价，而且随时给你教训：“有警报还
是躲一躲好！”或是“到八月节物价还要涨！”他的这些话无可反驳，所
以他会百说不厌，视为真理。我真怕这种人，他耽误了我的时间，而自
杀了他的生命！

衣

对于英国人，我真佩服他们穿衣服的本领。一个有钱的或善交际的
英国人，每天也许要换三四次衣服。开会，看赛马，打球，跳舞……都

须换衣服。据说：有人曾因穿衣脱衣的麻烦而自杀。我想这个自杀者并
不是英国人。英国人的忍耐性使他们不会厌烦“穿”和“脱”，更不会使他
们因此而自杀。

我并不反对穿衣要整洁，甚至不反对衣服要漂亮美观。可是，假若
教我一天换几次衣服，我也是会自杀的。想想看，系纽扣解纽扣，是多
么无聊的事！而纽扣又是那么多，那么不灵敏，那么不起好感，假若一
天之中解了又系，系了再解，至数次之多，谁能不感到厌世呢！

在抗战数年中，生活是越来越苦了。既要抗战，就必须受苦，我决
不怨天尤人。再进一步，若能从苦中求乐，则不但可以不出怨言，而且
可以得到一些兴趣，岂不更好呢！在衣食住行人生四大麻烦中，食最不
易由苦中求乐，菜根香一定香不过红烧蹄膀！菜根使我贫血；“狮子
头”却使我壮如雄狮！

住和行虽然不像食那样一点不能将就，可是也不会怎样苦中生乐。
三伏天住在火炉子似的屋内，或金鸡独立的在汽车里挤着，我都想掉
泪，一点也找不出乐趣。

只有穿的方面，一个人确乎能由苦中找到快活。七七抗战后，由家
中逃出，我只带着一件旧夹袍和一件破皮袍，身上穿着一件旧棉袍。这
三袍不够四季用的，也不够几年用的。所以，到了重庆，我就添置衣
裳。主要的是灰布制服。这是一种“自来旧”的布做成的，一下水就一蹶
不振，永远难看。吴组缃先生名之为斯文扫地的衣服。可是，这种衣服
给我许多方便——简直可以称之为享受！我可以穿着裤子睡觉，而不必
担心裤缝直与不直；它反正永远不会直立。我可以不必先看看座位，再
去坐下；我的宝裤不怕泥土污秽，它原是自来旧。雨天走路，我不怕汽
车。晴天有空袭，我的衣服的老鼠皮色便是伪装。这种衣服给我舒适，
因而有亲切之感。它和我好像多年的老夫妻，彼此有完全的了解，没有
一点隔膜。

我希望抗战胜利之后，还老穿着这种困难衣，倒不是为省钱，而是
为舒服。

行

朋友们屡屡函约进城，始终不敢动。“行”在今日，不是什么好玩的
事。看吧，从北碚到重庆第一就得出“挨挤费”一千四百四十元。所谓挨
挤费者就是你须到车站去“等”，等多少时间？没人能告诉你。幸而把车
等来，你还得去挤着买票，假若你挤不上去，那是你自己的无能，只好
再等。幸而票也挤到手，你就该到车上去挨挤。这一挤可厉害！你第一
要证明了你的确是脊椎动物，无论如何你都能挺挺的立着。第二，你须

证明在进化论中，你确是猴子变的，所以现在你才嘴手脚并用，全身紧
张而灵活，以免被挤成像四喜丸子似的一堆肉。第三，你须有“保护
皮”，足以使你全身不怕伞柄、胳臂肘、脚尖、车窗等等的戳、碰、
刺、钩；否则你会遍体鳞伤。第四，你须有不中暑发痧的把握，要有不
怕把鼻子伸在有狐臭的腋下而不能动的本事……你须备有的条件太多
了，都是因为你喜欢交那一千四百多元的挨挤费！

我头昏，一挤就有变成爬虫的可能，所以，我不敢动。
再说，在重庆住一星期，至少花五六千元；同时，还得耽误一星期
的写作；两边一算，使我胆寒！
以前，我一个人在流亡，一人吃饱便天下太平，所以东跑西跑，一
点也不怕赔钱。现在，家小在身边，一张嘴便是五六个嘴一齐来，于是
嘴与胆子乃成反比，嘴越多，胆子越小！
重庆的人们哪，设法派小汽车来接呀，否则我是不会去看你们的。
你们还得每天给我们一千元零花。烟、酒都无须供给，我已戒了。啊，
笑话是笑话，说真的，我是多么想念你们，多么渴望见面畅谈呀！

狗

中国狗恐怕是世界上最可怜最难看的狗。此处之“难看”并不指狗种
而言，而是与“可怜”密切相关。无论狗的模样身材如何，只要喂养得
好，它便会长得肥肥胖胖的，看着顺眼。中国人穷。人且吃不饱，狗就
更提不到了。因此，中国狗最难看；不是因为它长得不体面，而是因为
它骨瘦如柴，终年夹着尾巴。

每逢我看见被遗弃的小野狗在街上寻找粪吃，我便要落泪。我并非
是爱作伤感的人，动不动就要哭一鼻子。我看见小狗的可怜，也就是感
到人民的贫穷。民富而后猫狗肥。

中国人动不动就说：我们地大物博。那也就是说，我们不用着急
呀，我们有的是东西，永远吃不完喝不尽哪！哼，请看看你们的狗吧！

还有：狗虽那么摸不着吃，（外国狗吃肉，中国狗吃粪；在动物学
上，据说狗本是食肉兽。）那么随便就被人踢两脚，打两棍，可是它们
还照旧的替人们服务。尽管它们饿成皮包着骨，尽管它们刚被主人踹了
两脚，它们还是极忠诚的去尽看门守夜的责任。狗永远不嫌主人穷。这
样的动物理应得到人们的赞美，而忠诚、义气、安贫、勇敢，等等好字
眼都该归之于狗。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中国人不分黑白的把汉奸与小
人叫作走狗，倒仿佛狗是不忠诚不义气的动物。我为狗喊冤叫屈！

猫才是好吃懒作，有肉即来，无食即去的东西。洋奴与小人理应被
叫作“走猫”。

或者是因为狗的脾气好，不像猫那样傲慢，所以中国人不说“走
猫”而说“走狗”？假若真是那样，我就又觉得人们未免有点“软的欺，硬
的怕”了！

不过，也许有一种狗，学名叫作“走狗”；那我还不大清楚。

帽

在七七抗战后，从家中跑出来的时候，我的衣服虽都是旧的，而一
顶呢帽却是新的。那是秋天在济南花了四元钱买的。

二十八年随慰劳团到华北去，在沙漠中，一阵狂风把那顶呢帽刮
去，我变成了无帽之人。假若我是在四川，我便不忙于再去买一顶——
那时候物价已开始要张开翅膀。可是，我是在北方，天已常常下雪，我
不可一日无帽。于是，在宁夏，我花了六元钱买了一顶呢帽。在战前它
公公道道的值六角钱。这是一顶很顽皮的帽子。它没有一定的颜色，似
灰非灰，似紫非紫，似赭非赭，在阳光下，它仿佛有点发红，在暗处又
好似有点绿意。我只能用“五光十色”去形容它，才略为近似。它是呢
帽，可是全无呢意。我记得呢子是柔软的，这顶帽可是非常的坚硬，用

指一弹，它 的响。这种不知何处制造的硬呢会把我的脑门儿勒出

一道小沟，使我很不舒服；我须时时摘下帽来，教脑袋休息一下！赶到

淋了雨的时候，它就完全失去呢性，而变成铁筋洋灰了。因此，回到重

庆以后，我是能不戴它就不戴；一看见它我就有点害怕。

因为怕它，所以我在白象街茶馆与友摆龙门阵之际，我又买了一顶

毛织的帽子。这一顶的确是软的，软得可以折起来，我很高兴。

不幸，这高兴又是短命的。只戴了半个钟头，我的头就好像发了

火，痒得很。原来它是用野牛毛织成的。它使脑门热得出汗，而后用那

很硬的毛儿刺那张开的毛孔！这不是戴帽，而是上刑！

把这顶野牛毛帽放下，我还是得戴那顶铁筋洋灰的呢帽。经雨淋、

汗沤、风吹、日晒，到了今年，这顶硬呢帽不但没有一定的颜色，也没

有一定的样子了——可是永远不美观。每逢戴上它，我就躲着镜子；我

知道我一看见它就必有斯文扫地之感！

前几天，花了一百五十元把呢帽翻了一下。它的颜色竟自有了固定

的倾向，全体都发了红。它的式样也因更硬了一些而暂时有了归宿，它

的确有点帽子样儿了！它可是更硬了，不留神，帽沿碰在门上或硬东西

上，硬碰硬，我的眼中就冒了火花！等着吧，等到抗战胜利的那天，我

首先把它用剪子铰碎，看它还硬不硬！

昨　天

昨天一整天不快活。老下雨，老下雨，把人心都好像要下湿了！
有人来问往哪儿跑？答：嘉陵江没有盖儿。邻家聘女。姑娘有二十
二三岁，不难看。来了一顶轿子，她被人从屋中掏出来，放进轿中；轿
夫抬起就走。她大声的哭。没有锣鼓。轿子就那么哭着走了。看罢，我
想起幼时在鸟市上买鸟。贩子从大笼中抓出鸟来，放在我的小笼中，鸟
尖锐地叫。
黄狼夜间将花母鸡叼去。今午，孩子们在山坡后把母鸡找到。脖子
上咬烂，别处都还好。他们主张炖一炖吃了。我没拦阻他们。乱世，鸡
也该死两遭的！
头总是昏。一友来，又问：“何以不去打补针？”我笑而不答，心中
很生气。
正写稿子，友来。我不好让他坐。他不好意思坐下，又不好意思马
上就走。中国人总是过度的客气。
友人函告某人如何，某事如何，即答以：“大家肯把心眼放大一
些，不因事情不尽合己意而即指为恶事，则人世纠纷可减半矣！”发信
后，心中仍在不快。
长篇小说越写越不像话，而索短稿者且多，颇郁郁！
晚间屋冷话少，又戒了烟，呆坐无聊，八时即睡。这是值得记下来
的一天——没有一件痛快事！在这样的日子，连一句漂亮的话也写不
出！为什么我们没有伟大的作品哪？哼，谁知道！

二、旧诗与贫血

雾季又到，回教协会邀我和宋之的先生合写以回教为主题的话剧。
我们就写了《国家至上》。这剧本，在重庆，成都，昆明，大理，香
港，桂林，兰州，恩施，都上演过。它是抗战文艺中一个成功的作品。
因写这剧本，我结识了许多回教的朋友。有朋友，就不怕穷。我穷，我
的生活不安定，可是我并不寂寞。

二十九年冬，因赶写《面子问题》剧本，我开始患头晕。生活苦
了，营养不足，又加上爱喝两杯酒，遂患贫血。贫血遇上努力工作，就
害头晕——一低头就天旋地转，只好静卧。这个病，至今还没好，每年
必犯一两次。病一到，即须卧倒，工作完全停顿！着急，但毫无办法。
有人说，我的作品没有战前的那样好了。我不否认。想想看，抗战中，
我是到处流浪，没有一定的住处，没有适当的饭食，而且时时有晕倒的
危险，我怎能写出字字珠玑的东西来呢？

在过去的二年里〔6〕，有两桩事仿佛已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地位：一
桩是夏天必作几首旧诗，另一桩是冬天必患头晕。

对于旧诗，我并没有下过多少工夫，所以非到极闲在的时节，决不
动它。所谓“极闲在”者，是把游山玩水的时候也除外，因为在山水之间
游耍，腿脚要动，眼睛要看，心中要欣赏，虽然没有冗屑缠绕，到底不
像北窗高卧那样连梦也懒得作。况且，名山大川与古迹名胜，已经被古
人谀赞过不知多少次，添上自己一首半首不甚像样子的诗，只是献丑而
已，大可以不必多此一举。赶到心中真有所感而诗兴大发了，我也是去
诌几行白话诗，即使不能道前人之所未道，到底在形式上言语上还可以
不落旧套，写在纸上或野店的泥壁上多少另有点味道。这样的连在山水
之间都不大作旧诗，手与心便无法不越来越钝涩，渐渐的仿佛把平仄也
分不清楚了似的。

可是，在过去的二年中，我似乎添了个“旧诗季节”。这是在夏天。
两年来，身体总是时常出毛病，不知哪时就抛了锚；所以一入夏便到乡
间去住，以避城市的忙乱，庶几可以养心。四川的乡间，不像北方的村
庄那样二三百户住在一处，而只是三五人家，连个卖酒的小铺也找不
到。要去赶场，才能买到花生米，而场之所在往往是十里以外。要看朋
友，也往往须走十里八里。农家男女都有他们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可是
外人插不进手去：看他们插秧，放牛，拔草，种菜，说笑，只是“看”着
而已。有时候，从朝至夕没地方去说一句话！按说，在这个环境下，就
应当埋头写作，足不出户了。但是不行。我是来养心，不是来拼命。即
使天天要干活，也必须有个一定的限制，一天只写，比如说，一千字；
不敢贪多。这样，写完了这一千字或五百字，便心无一事，只等日落就
寝。到晚间，连个鬼也看不见。在这时节，我的确是“极”闲了。

人是奇怪的东西，太忙了不好，太闲了也不好。当我完全无事做的
时候，身体虽然闲，脑子却不能像石头那样安静。眼前的山水竹树与草
舍茅亭都好像逼着我说些什么；在我还没有任何具体的表示的时候，我
的口中已然哼哼起来。哼的不是歌曲或文章，而是一种有腔无字的诗。
我不能停止在这里，哼着哼着便不由得去想些词字，把那空的腔调填补
起来；结果，便成了诗，旧诗。去夏我作了十几首，有相当好的，也有
完全要不得的〔7〕。今年夏天，又作了十几首，差不多没有一首像样儿
的。我只是那么哼，哼出字来便写在纸上，并不拧着眉毛去推敲，因为
这本是一时的兴之所至，够自己哼哼着玩的使己满意，故无须死下工夫
也。兹将村居四首写录出来，并无“此为样本”的意思，不过是多少也算
生活上的一点微痕而已：

茅屋风来夏似秋，日长竹影引清幽。
山前林木层层隐，雨后溪沟处处流。
偶得新诗书细字，每赊村酒润闲秋；
中年喜静非全懒，坐待鹃声午夜收。

半老无官诚快事，文章为命酒为魂。
深情每视花长好，浅醉唯知诗至尊！
送雨风来吟柳岸，借书人去掩柴门。
庄生蝴蝶原游戏，茅屋孤灯照梦痕。

中年无望返青春，且作江湖流浪人；
贫未亏心眉不锁，钱多买酒友相亲。
文惊俗子千铢贵，诗写幽情半日新，
若许太平鱼米贱，乾坤为宅置闲身。

历世于今五九年，愿尝死味懒修仙。
一张苦脸唾犹笑，半老白痴醉且眠。
每到艰危诗入蜀，略知离乱命由天；
若应啼泪须加罪，敢盼来生代杜鹃！

夏天，能够住在有竹林的乡间，喝两杯白干，诹几句旧诗，不论怎
么说，总算说得过来。一到冬天，在过去的两年里，可就不这么乐观
了。冬天，我总住在城里。人多，空气坏，饮食欠佳，一面要写文卖
钱，一面还要办理大家委托的事情；于是，由忙而疲，由疲而病；平价
米的一些养分显然是不够支持这部原本不强健的躯体的。一病倒，诸事
搁浅；以吃药与静卧代替了写作与奔走。用不着着急生气呀，病魔是立
意要折磨人的，并不怕我们向它恫吓与示威啊。病，客观的来说，会使
人多一些养气的工夫。它用折磨，苦痛，挑动你，压迫你；你可千万别
生气，别动肝火，那样一来，病便由小而大，由大而重，甚至带着你的
生命凯歌而归。顶好，不抵抗，逆来顺受，使它无可如何。多咱它含羞
而退，你便胜利了。就是这样，我总是慢慢的把病魔敷衍走；大半已是
春天了。春残夏到，我便又下了乡，留着神，试着步，天天写一点点文
章；闲来无事便哼一半首诗。

三、四大皆空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
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
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
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
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
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
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

怕。我想象得到，若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
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
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
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
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几天，我不能工作。因为我要写作，所以苦了老母，她可是永没有
说过一句怨言。她不识字，每当我回家的时候，她可是总含笑地
问：“又写书哪？”这是最伟大的鼓励，她情愿受苦，决不拦阻儿子写
书！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
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
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
心痛！心痛！

我到成都，见到齐大的老友们。他们说：齐大在济南的校舍已完全
被敌人占据，大家的一切东西都被劫一空，连校园内的青草也被敌马啮
光了。

好，除了我、妻、儿女，五条命以外，什么也没有了！而这五条命
能否有足够维持的衣食，不至于饿死，还不敢肯定地说。她们的命短
呢，她们死；我该归阴呢，我死。反正不能因为穷困死亡而失了气节！
因爱国，因爱气节，而稍微狠点心，恐怕是有可原谅的吧？

器物现金算得了什么呢？将来再买再挣就是了！呕，恐怕经了这次
教训，就永不购置像样儿的东西，以免患得患失，也不会再攒钱，即使
是子女的教育费。我想，在抗战胜利以后，有了钱便去旅行，多认识认
识国内名山大川，或者比买了东西更有意义。至于书籍，虽然是最喜爱
的东西，也不应再自己收藏，而是理应放在公众图书馆里的。

第八节　“文牛”与“愚人”

一、文　牛

这时候，我已移住白象街新蜀报馆。青年会被炸了一部分，宿舍已
不再办。

夏天，我下乡，或去流荡；冬天便回到新蜀报馆，一面写文章，一
面办理“文协”的事。“文协”也找到了新会所，在张家花园。

物价像发疯似的往上涨。文人们的生活都非常的困难。我们已不能

时常在一处吃饭喝酒了，因为大家的口袋里都是空空的。“文协”呢有许
多会员到桂林和香港去，人少钱少，也就显着冷落。可是，在重庆的几
个人照常的热心办事，不肯教它寂寂的死去。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
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我们可是不灰心，也不抱
怨。我们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我们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

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坏，本来就贫血，加上时常“打摆子”（川语，管
疟疾叫打摆子），所以头晕病更加重了。不留神，猛一抬头，或猛一低
头，眼前就黑那么一下，老使人有“又要停电”之感！每天早上，总盼着
头不大昏，幸而真的比较清爽，我就赶快的高高兴兴去研墨，期望今天
一下子能写出两三千字来。墨研好了，笔也拿在手中，也不知怎么的，
头中轰的一下，生命成了空白，什么也没有了，除了一点轻微的嗡嗡的
响声。这一阵好容易过去了，脑中开始抽着疼，心中烦躁得要狂喊几
声！只好把笔放下——文人缴械！一天如此，两天如此，忍心的，耐性
的敷衍自己：“明天会好些的！”第三天还是如此，我开始觉得：“我完
了！”放下笔，我不会干别的！是的，我晓得我应当休息，并且应当吃
点补血的东西——豆腐、猪肝、猪脑、菠菜、红萝卜等。但是，这年月
谁休息得起呢？紧写慢写还写不出香烟钱怎敢休息呢？至于补品，猪肝
岂是好惹的东西，而豆腐又一见双眉紧皱，就是菠菜也不便宜啊。如此
说来，理应赶快服点药，使身体从速好起来。可是西药贵如金，而中药
又无特效。怎办呢？到了这般地步，我不能不后悔当初为什么单单选择
这一门职业了！唱须生的倒了嗓子，唱花旦的损了面容，大概都会明白
我的苦痛：这苦痛是来自希望与失望的相触，天天希望，天天失望，而
生命就那么一天天的白白的摆过去，摆向绝望与毁灭！

最痛苦是接到朋友征稿的函信的时节。
朋友不仅拿你当做个友人，而且是认为你是会写点什么的人。可
是，你须向友人们道歉；你还是你，你也已经不是你——你已不能够作
了！
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可是，文人的身体并不和牛一样壮，怎
办呢？
不过，头晕并没完全阻止了我的写作。只要能挣扎着起床，我便拿
起笔来，等头晕得不能坐立，再把它放下。就是在这么挣扎的情形下，
八年中我写了：
鼓词，十来段。旧剧，四五出。话剧，八本。短篇小说，六七篇。
长篇小说，三部。长诗，一部。此外还有许多篇杂文。
这点成绩，由质上量上说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把病痛，困
苦，与生活不安定，都加在里面，即使其中并无佳作，到底可以见出一
点努力的痕迹来了。

二、愚　人

书虽出了不少，而钱并没拿到几个。战前的著作大致情形是这样
的：商务的三本（《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因沪馆
与渝馆的失去联系，版税完全停付；直到三十二年才在渝重排。《骆驼
祥子》，《樱海集》，《牛天赐传》，《老牛破车》四书，因人间书屋
已倒全无消息。到三十一年，我才把《骆驼祥子》交文化生活出版社重
排。《牛天赐传》到最近才在渝出版。《樱海集》与《老牛破车》都无
机会在渝付印。其余的书的情形大略与此相同，所以版税收入老那么似
有若无。在抗战中写的东西呢，像鼓词，旧剧等，本是为宣传抗战而写
的，自然根本没想到收入。话剧与鼓词，目的在学习，也谈不到生意
经。只有小说能卖，可是因为学写别的体裁，小说未能大量生产，收入
就不多。

我的资本很小，纸笔墨砚而已。我的生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安
排，白天睡，夜里醒着也好，昼夜不睡也可以；一日三餐也好，八餐也
好！反正我是在我自己的屋里操作，别人也不能敲门进来，禁止我把脚
放在桌子上。专凭这一点自由，我就不能不满意我的职业。况且，写得
好吧歹吧，大致都能卖出去，喝粥不成问题，倒也逍遥自在；虽然因此
而把妒忌我的先生们鼻子气歪，我也没法子代他们去搬正！

可是，在近几个月来，也不知怎么我也失去了自信，时时不满意我
的职业了。这是吉是凶，且不去管，我只觉得“不大是味儿”！心里很不
好过！

我的职业是“写”。只要能写，就万事亨通。可是，近来我写不上来
了！问题严重得很，我不晓得生了娃娃而没有奶的母亲怎样痛苦，我可
是晓得我比她还更痛苦。没有奶，她可以雇乳娘，或买代乳粉，我没有
这些便利。写不出就是写不出，找不到代替品与代替的人。

天天能写一点，确实能觉得很自由自在，赶到了一点也写不出的时
节呀，哈哈，你便变成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你的自由，闲在，正是对你
的刑罚；你一分钟一分钟无结果的度过，也就每一分钟都如坐针毡！你
不但失去工作与报酬，你简直失去了你自己！

夏天除了阴雨，我的卧室兼客厅兼饭堂兼浴室兼书房的书房，热得
老像一只大火炉。夜间一点钟以后，我才能勉强的进去睡。睡不到四个
小时，我就必须起来，好乘早凉儿工作一会儿；一过午，屋内即又放烤
炉。一夏天，我没有睡足。睡不足，写的也就不多，一拿笔就觉得困
啊。我很着急，但是想不出办法。缙云山上必定凉快，谁去得起呢！

不过，写作的成绩虽不好，收入也虽欠佳，可是我到底学习了一点
新的技巧与本事。这就“不虚此写”！一个文人本来不是商人，我又何必

一定老死盯着钱呢？没有饿死，便是老天爷的保佑；若专算计金钱，而
忘记了多学习，多尝试，则未免挂羊头而卖狗肉矣。我承认八年来的成
绩欠佳，而不后悔我的努力学习。我承认不计较金钱，有点愚蠢，我可
也高兴我肯这样愚蠢；天下的大事往往是愚人干出来的。

有许多去教书的机会，我都没肯去：一来是，我的书籍，存在了济
南，已全部丢光；没有书自然没法教书。二来是，一去教书，势必就耽
误了乱写，我不肯为一点固定的收入而随便搁下笔。笔是我的武器，我
的资本，也是我的命。

三、文艺与木匠

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一）要做个好木匠；（二）虽然自己
已成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

此态度适用于木匠，也适用于文艺写家。我想，一位写家既已成为
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
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同时，他须认清：一个写家既不能兼
做木匠、瓦匠，他便该承认五行八作的地位与价值，不该把自己视为至
高无上，而把别人踩在脚底下。

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做文艺写家，
我决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做木匠、瓦匠、或做写家，是同样有意
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假若我的一个小孩决定做木匠去，除了劝告他要成为一个好木匠之
外，我大概不会絮絮叨叨的再多讲什么，因为我自己并不会木工，无须
多说废话。

假若他决定去做文艺写家，我的话必然的要多了一些，因为我自己
知道一点此中甘苦。

第一，我要问他：你有了什么准备？假若他回答不出，我便善意
地，虽然未必正确地，向他建议：你先要把中文写通顺了。所谓通顺
者，即字字妥当，句句清楚。假若你还不能作到通顺，请你先去练习文
字吧，不要开口文艺，闭口文艺。文字写通顺了，你要“至少”学会一种
外国语，给自己多添上一双眼睛。这样，中文能写通顺，外国书能念，
你还须去生活。我看，你到三十岁左右再写东西，绝不算晚。

第二，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家高贵，木匠卑贱，所以才舍木
工而取文艺呢？假若你存着这个心思，我就要毫不客气的说：你的头脑
还是科举时代的，根本要不得！况且，去学木工手艺，即使不能成为第
一流的木匠，也还可以成为一个平常的木匠，即使不能有所创造，还能
不失规矩的仿制；即使供献不多，也还不至于糟蹋东西。至于文艺呢，

假若你弄不好的话，你便糟践不知多少纸笔，多少时间——你自己的，
印刷人的，和读者的；罪莫大焉！你看我，已经写作了快二十年，可有
什么成绩？我只感到愧悔，没有给人盖成过一间小屋，做成过一张茶
几，而只是浪费了多少纸笔，谁也不曾得到我一点好处？高贵吗？啊，
世上还有高贵的废物吗？

第三，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做写家比做别的更轻而易举呢？比
如说，做木匠，须学好几年的徒，出师以后，即使技艺出众，也还不过
是默默无闻的匠人；治文艺呢，你可以用一首诗，一篇小说，而成名
呢？我告诉你，你这是有意取巧，避重就轻。你要知道，你心中若没有
什么东西，而轻巧的以一诗一文成了名，名适足以害了你！名使你狂
傲，狂傲即近于自弃。名使你轻浮、虚伪。文艺不是轻而易举的东西，
你若想借它的光得点虚名，它会极厉害的报复，使你不但挨不近它的
身，而且会把你一脚踢倒在尘土上！得了虚名，而丢失了自己，最不上
算。

第四，我要问他：你若干文艺，是不是要干一辈子呢？假若你只干
一年半载，得点虚名便闪躲开，借着虚名去另谋高就，你便根本是骗
子！我宁愿你死了，也不忍看你做骗子！你须认定：干文艺并不比做木
匠高贵，可是比做木匠还更艰苦。在文艺里找慈心美人，你算是看错了
地方！

第五，我要告诉他：你别以为我干这一行，所以你也必须来个“家
传”。世上有用的事多得很，你有择取的自由。我并不轻看文艺，正如
同我不轻看木匠。我可是也不过于重视文艺，因为只有文艺而没有木匠
也成不了世界。我不后悔干了这些年的笔墨生涯，而只恨我没能成为好
的写家。做官教书都可以辞职，我可不能向文艺递辞呈，因为除了写
作，我不会干别的；已到中年，又极难另学会些别的。这是我的痛苦，
我希望你别再来一回。不过，你一定非作写家不可呢，你便须按着前面
的话去准备，我也不便绝对不同意，你有你的自由。你可得认真的去准
备啊！

第九节　在北碚

一、北　碚

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个小镇子，离重庆有五十多公里，这原是个很
平常的小镇市；但经卢作孚与卢子英先生们的经营，它变成了一个“试

验区”。在抗战中，因有许多学校与机关迁到此处，它又成了文化区。
市面自然也就跟着繁荣起来。它有整洁的旅舍，相当大的饭馆，浴室和
金店银行。它也有公园，体育场，戏馆，电灯和自来水。它已不是个小
镇，而是个小城。它的市外还有北温泉公园，可供游览及游泳；有山，
山上住着太虚大师与法尊法师，他们在缙云寺中设立了汉藏理学院，教
育年青的和尚。

二十八、二十九两年，此地遭受了轰炸，炸去许多房屋，死了不少
的人。可是随炸随修。它的市容修改得更整齐美丽了。这是个理想的住
家的地方。具体而微的，凡是大都市应有的东西，它也都有。它有水
路，旱路直通重庆，百货可以源源而来。它的安静与清洁又远非重庆可
比。它还有自己的小小的报纸呢。

林语堂先生在这里买了一所小洋房。在他出国的时候，他把这所房
交给老向先生与“文协”看管着。因此，一来这里有许多朋友，二来又有
住处，我就常常来此玩玩。在复旦，有陈望道，陈子展，章靳以，马宗
融，洪深，赵松庆，伍蠡甫，方令孺诸位先生；在编译馆，有李长之，
梁实秋，隋树森，阎金锷，老向诸位先生；在礼乐馆，有杨仲子，杨荫
浏，卢前，张充和诸位先生；此处还有许多河北的同乡；所以我喜欢来
到此处。虽然他们都穷，但是轮流着每家吃一顿饭，还不至于教他们破
产。

二、《火葬》

在抗战中，因为忙，病，与生活不安定，很难写出长篇小说来。连
短篇也不大写了，这是因为忙，病，与生活不安定之外，还有稍稍练习
写话剧及诗等的缘故。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我只写了十几篇短
篇小说，收入《火车集》与《贫血集》。《贫血集》这个名字起得很恰
当，从一九四〇年冬到现在（一九四四年春），我始终患着贫血病。每
年冬天只要稍一劳累，我便头昏；若不马上停止工作，就必由昏而晕，
一抬头便天旋地转。天气暖和一点，我的头昏也减轻一点，于是就又拿
起笔来写作。按理说，我应当拿出一年半载的时间，作个较长的休息。
可是，在学习上，我不肯长期偷懒；在经济上，我又不敢以借债度日。
因此，病好了一点，便写一点；病倒了，只好“高卧”。于是，身体越来
越坏，作品也越写越不像话！在《火车》与《贫血》两集中，惭愧，简
直找不出一篇像样子的东西！

这年夏天，我又来到北碚，写长篇小说《火葬》，从这一年春天，
空袭就很少了；即使偶尔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像在重庆
那样跑许多路。

天奇暑，乃五时起床，写至八时即止，每日可得千余字。本拟写中
篇，但已得五六万字，仍难收笔，遂改作长篇。九月尾，已获八万余
字，决于双十日完卷，回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肠，一切停顿。二十
日出院，仍须卧床静养。时家属已由北平至宝鸡；心急而身不能动，心
乃更急。赖友好多方协助，家属于十一月中旬抵碚。二十三日起缓缓补
写小说；伤口平复，又患腹疾，日或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写完
全篇，约十一万字，是为《火葬》。它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
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

五年多未写长篇，执笔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天气奇
暑，又多病痛，非极勉强的把自己机械化了，便没法写下去。可是，把
身心都机械化了，是否能写出好作品呢？过度的勉强，使写作变成苦
刑。我吸烟，喝茶，愣着，擦眼镜，在屋里乱转，着急，出汗，而找不
到我所需要的字句。勉强得到几句，绝对不是由笔中流出来的，而是硬
把文字堆砌起来的破砖乱瓦，是没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纸撕掉另
写。另写么？我早已筋疲力尽！只好勉强的留下那些破烂儿吧。这不是
文艺创作，而是由夹棍夹出来的血！故事的地方背景是由我心里钻出来
的。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了的城市，可是抗战数年来，我并没有在任
何沦陷区住过。只好瞎说吧。这样一来，我的“地方”便失去读者连那里
的味道都可以闻见的真切。

我想多方面地去写战争，可是我到处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
详。我没有足以深入的知识与经验。我只画了个轮廓，而没能丝丝入扣
的把里面填满。

有人说我写东西完全是碰，碰好，就好；碰坏，就坏，因为我写的
有时候相当的好，有时候极坏。我承认我有时候写得极坏，但否认瞎
碰。文艺不是能瞎碰出来的东西。作家以为好的，读者未必以为好，见
仁见智，正自不易一致。不过，作者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却知道得很清
楚。像《火葬》这样的作品，要是搁在抗战前，我一定会请它到字纸篓
中去的。现在，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这部十万多字的小说，一共用了四
个多月的光阴。光阴即便是白用，可是饭食并不白来，十行纸——连写
抄副本——用了四刀，约计一百元。墨一锭，一百二十元——有便宜一
点的，但磨到底还是白的。笔每支只能写一万上下字，十支至少须用二
百元。求人抄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请问：下了这么大的本钱，我敢
轻于去丢掉么？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没法子不厚颜去发表。我并没瞎
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这一点声明，我并不为求人原谅我自
己，而是为教大家注意一点作家的生活应当怎样改善。假若社会上还需
要文艺，大家就须把文艺作家看成个也非吃饭喝茶不可的动物。抗战是
艰苦的，文人比谁都晓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费比纸笔之费还要少的情形

下，他们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

三、盲肠与家计

十月初，我得了盲肠炎，这个病与疟疾，在抗战中的四川是最流行
的；大家都吃平价米，里边有许多稗子与稻子。一不留神把它们咽下
去，入了盲肠，便会出毛病。空袭又多，每每刚端起饭碗警报器响了；
只好很快的抓紧吞咽一碗饭或粥，顾不得细细的挑拣；于是盲肠炎就应
运而生。

我入了江苏医院。外科主任刘玄三先生亲自动手。他是北方人，技
术好，又有个热心肠。可是，他出了不少的汗。找了三个钟头才找到盲
肠。我的胃有点下垂，盲肠挪了地方，倒仿佛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
起来似的。经过还算不错，只是外边的缝线稍粗（战时，器材缺乏），
创口有点出水，所以多住了几天院。

我还没出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庆。只好教他们上北碚来。我还
不能动。多亏史叔虎，李效庵两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学——设法给他
们找车，他们算是连人带行李都来到北碚。

从这时起，我就不常到重庆去了。交通越来越困难，物价越来越
高；进一次城就仿佛留一次洋似的那么费钱。除了“文协”有最要紧的
事，我很少进城。

妻絜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月间拿一石平价米，我照常写作，好
歹的对付着过日子。

按说，为了家计，我应去找点事做。但是，一个闲散惯了的文人会
做什么呢？不要说别的，假若从武汉撤退的时候，我若只带二三百元
（这并不十分难筹）的东西，然后一把倒一把的去经营，总不定我就会
成为百万之富的人。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的发了财的。但是，一个人只
有一个脑子，要写文章就顾不得做买卖，要做生意就不用写文章。脑子
之外，还有志愿呢。我不能为了金钱而牺牲了写作的志愿。那么，去做
公务人员吧？也不行！公务人员虽无发国难财之嫌，可是我坐不惯公事
房。去教书呢，我也不甘心。教我放下毛笔，去拿粉笔，我不情愿。我
宁可受苦，也不愿改行。往好里说，这是坚守自己的岗位；往坏里说，
是文人本即废物。随便怎么说吧，我的老主意。

我戒了酒。在省钱而外，也是为了身体。酒，到此时才看明白，并
不帮忙写作，而是使脑子昏乱迟钝。

我也戒烟。这却专为省钱。

四、习作二十年——我的话剧

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并不明白什么是小说。同样的，当我开
始写剧本的时候，我也并不晓得什么是戏剧。

到写剧本的时候，我已经四十岁了。在文字上，经过十多年的练
习，多少熟练了一些；在生活经验上，也当然比从前更富裕了许多。仗
着这两件工具——文字与生活经验——我就大胆地去尝试。

我的第一个剧本，《残雾》，只写了半个月。
剧本既能被演出，而且并没惨败，想必是于乱七八糟之中也多少有
点好处。想来想去，想出两点来，以为敝帚千金的根据：（一）对话中
有些地方颇具文艺性——不是板板的只支持故事的进行，而是时时露出
一点机智来。（二）人物的性格相当的明显。
因为《残雾》的演出，天真的马宗融兄封我为剧作家了。他一定教
我给回教救国协会写一本宣传剧。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因为自己知道
《残雾》的未遭惨败完全是瞎猫碰着了死耗子。说来说去，情不可却，
我就拉出宋之的兄来合作。我们俩就写了《国家至上》。在宣传剧中，
这是一本成功的东西，它有人物，有情节，有效果，又简单易演。这出
戏在重庆演过两次，在昆明、成都、大理、兰州、西安、桂林、香港，
甚至于西康，也都上演过。在重庆上演，由张瑞芳女士担任女主角；回
教的朋友们看过戏之后，甚至把她唤作“我们的张瑞芳”了！
此剧的成功，当然应归功于宋之的兄，他有写剧的经验，我不过是
个“小学生”。可是，我也很得意——不是欣喜剧本的成功，而是觉得抗
战文艺能有这么一点成绩，的确可以堵住那些说文艺不应与抗战结合者
的嘴，这真应浮之大白！去年，我到大理，一位八十多岁的回教老人，
一定要看看《国家至上》的作者，而且求我给他写几个字，留作纪念。
回汉一向隔膜，有了这么一出戏，就能发生这样的好感，谁说文艺不应
当负起宣传的任务呢？
张自忠将军殉国后，军界的朋友托我写一本《张自忠》。这回，我
卖了很大的力气，全体改正过五次，可是，并没能写好。
《面子问题》还是吃了不管舞台的亏。
《大地龙蛇》中的思想，颇费了我一些心血去思索。其结构则至为
幼稚。
《归去来兮》四平八稳，没有专顾文字而遗忘了技巧，虽然我也没
太重视技巧。
《谁先到了重庆》这本戏，仿佛可拿出一点技巧来。
《桃李春风》虽然得过奖，里面缺欠可实在不少。此剧系与赵清阁
先生合写的，上演时的修正，都是由他执笔的，那时节我正卧病北碚。
剧本是多么难写的东西啊！动作少，失之呆滞；动作多，失之芜
乱。文字好，话剧不真；文字劣，又不甘心。顾舞台，失了文艺性；顾

文艺，丢了舞台。我看哪，还是去写小说吧，写剧太不痛快了！处处有
限制，腕上如戴铁镣，简直是自找苦头吃！自然，我也并不后悔把时间
与心血花在了几个不成剧本的剧本上：吃苦原来就是文艺修养中当然的
条件啊！

五、二十年纪念会

这年四月十六日，“文协”开年会。第二天，朋友们给我开了写作二
十年纪念会，到会人很多，而且有朗诵，大鼓，武技，相声，魔术等游
艺节目。有许多朋友给写了文章，并且送给我礼物。到大家教我说话的
时候，我已泣不成声。我感激大家对我的爱护，又痛心社会上对文人的
冷淡，同时想到自己的年龄加长，而碌碌无成，不禁百感交集，无法说
出话来。

这却给我以很大的鼓励。我知道我写作成绩并不怎么好；友人们鼓
励我，正像鼓励一个拉了二十年车的洋车夫，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邮差，
虽然成绩欠佳，可是始终尽责不懈。那么，为酬答友人的高情厚谊，我
就该更坚定的守住岗位，专心一志的去写作，而且要写得用心一些。我
决定把《四世同堂》写下去。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即使在内容上没什么
可取，我也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

六、《四世同堂》

我开始计划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一百万字，我想，能在两年
中写完；假若每天能照准写一千五百字的话。这年元月，我开始写这长
篇——就是《四世同堂》。

可是，头昏与疟疾时常来捣乱。到这年年底，我才只写了三十万
字。这篇东西大概非三年写不完了。

北碚虽然比重庆清静，可是夏天也一样的热。我的卧室兼客厅兼书
房的屋子，三面受阳光的照射，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墙上还可以烤面
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当然影响到头昏。屋中坐不住，只好到室外
去，而室外的蚊子又大又多，扇不停挥，它们还会乘机而入，把疟虫注
射在人身上。“打摆子”使贫血的人更加贫血。

这一年又是战局最黑暗的时候，中原，广西，我们屡败；敌人一直
攻进了贵州。这使我忧虑，也极不放心由桂林逃出来的文友的安全。忧
虑与关切也减低了我写作的效率。我可是还天天写作。除了头昏不能起
床，我总不肯偷懒。

又过了一年，我的身体特别坏。年初，因为生了个小女娃娃，我睡

得不甚好，又患头晕。春初，又打摆子。以前，头晕总在冬天。今年，
夏天也犯了这病。秋间，患痔，拉痢。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
用两年的工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第二年年底，只写了三分之
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

第十节　望北平

抗战胜利了，我进了一次城。按我的心意，“文协”既是抗敌协会，
理当以抗战始，以胜利终。进城，我想结束结束会务，宣布解散。朋友
们可是一致的不肯使它关门。他们都愿意把“抗敌”取销，成为永久的文
艺协会。于是，大家开始筹备改组事宜，不久便得社会部的许可，发下
许可证。

关于复员，我并不着急。一不营商，二不求官，我没有忙着走的必
要。八年流浪，到处为家；反正到哪里，我也还是写作，干吗去挤车挤
船的受罪呢？我很想念家乡，这是当然的。可是，我既没钱去买黑票，
又没有衣锦还乡的光荣，那么就教北平先等一等我吧。写了一首《乡
思》的七律，就拿它结束这段“八方风雨”吧：

茫茫何处话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
一代文章千古事，余年心愿半庭花！
西风碧海珊瑚冷，北岳霜天羚角斜；
无限乡思秋日晚，夕阳白发待归鸦！

注释

〔1〕　应为千户街。
〔2〕　老舍对“文协”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没有老舍就没有“文协”。此文是老舍为“文
协”成立七周年所作的总结。此外，老舍还作有《会务报告》等多篇，都是关于“文协”的珍贵史
料。
〔3〕　终未补成写全。
〔4〕　老舍曾写过游记《滇行短记》，详细记载了此行。
〔5〕　即《悼赵玉山司机师》。
〔6〕　指1941年至1942年。
〔7〕　诗作有：《北碚辞岁》雾里梅花江山烟，小三峡外又新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
在卢沟桥北边。《述怀》辛酸步步向西来，不到河清眉不开。身后声名留气节，眼前风物愧诗
才；论人莫逊春秋笔，入世方知圣哲哀；四海飘零余一死；青天尚在敢心灰！

第五章　旅美译介

我们必须要使美国朋友们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文化。〔1〕

第一节　旅美观感

一、美国“人”与“剧”

与曹禺兄从三月二十日抵西雅图，至今未得闲散，我是第一次来到
美国，到现在止，我只到过四个美国的大城市：西雅图，芝加哥，华盛
顿和纽约。

在芝加哥停留四天，我感到美国人非常热情，和蔼，活泼，可爱。
有一天在华盛顿的街上，我向一位妇女问路，她立刻很清楚地告诉我，
当我坐进汽车，关上车门，快要开车的时候，她还极恳切地嘱咐司机，
要司机好好替我开到目的地。

我也遇见曾经到过中国的美国教授，士兵和商人，这些人对于中国
的印象都很好，他们都说喜欢中国人，仍然想回到中国。我们不要听到
这种话就“受宠若惊”，我们应该了解我们自己也是世界人，我们也是世
界的一环，我们必须要使美国朋友们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老百姓，了解
我们的文化。在今天，许多美国人所了解的不是今日的中国人，而是千
百年前的唐宋时代的中国人，他们对于唐诗，宋词都很欣赏。但是我也
曾看见一位研究中国古画的画家，在他的作品中，有一幅画，他把中国
的长城画到黄河以南来了，实在令人可笑。

中美两国都有爱好和平的精神，中美两国实在应该联合起来。不
过，要请各位注意的，我所说的联合起来是没有政治意义的，只是说中
美两国的文化要联合起来，发扬两国人民爱好和平的精神。

我们对外的宣传，只是着重于政治的介绍，而没有一个文化的介
绍，我觉得一部小说与一部剧本的介绍，其效果实不亚于一篇政治论
文。过去我们曾经向美国介绍我国宋词、康熙瓷瓶，这最多只是使美国
人知道我们古代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但却不能使他们了解今日中国文
化情形。我觉得中国话剧在抗战期间实在有成就，并不是拿不出的东
西，这些话剧介绍给美国，相信一定会比宋词、康熙瓷瓶更有价值，更

受欢迎。
不要以为美国人的生活是十分圆满的，在美国全国也有许多困难的

问题，比如劳资纠纷，社会不安。我们也要研究他们社会不安的原因，
作为改进我们自己社会不景现象的参考。我们不要过分重视别人，轻视
自己，也不要过分重视自己，轻视别人。

由西雅图，到华盛顿，再到纽约，一路走马看花，已共看了两次舞
剧，三次广播剧，两次音乐剧和八次话剧。曹禺兄看得更多一些。在我
看，美国的戏剧，在演技与设备上，是百老汇胜于他处；但在思想上和
尝试上，各处却胜于百老汇。百老汇太看重钱。至于演技与剧本，虽然
水平相当的高，可并无惊人之处。老实说，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
是在演技上，已具有了很高的成就。自然我们还有许多缺陷，但是假若
我们能有美国那样的物质条件与言论自由，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
于世界上任何人。

到美国之前，即决定以“杀车法”应付一切，以免开足马力，致身心
交败；美人生活以“忙”著名，而弟等身体如重庆之旧汽车，必有吃不消
者。但双脚一践美土，“杀车”即不大灵；如小鱼落急流中身不由己，欲
慢而不能；遂亦随遇而安，且战且走，每每头昏眼花。

二、“大杂楼”

在此一年半了。去年同曹禺到各处跑跑，开开眼界。今年，剩下我
一个人，打不起精神再去乱跑，于是就闷坐斗室，天天多吧少吧写一点
——《四世同堂》的第三部。洋饭吃不惯，每日三餐只当做吃药似的去
吞咽。住处难找，而且我又不肯多出租钱，于是又住在大杂院里——
不，似应说大杂“楼”里。不过，一想起抗战中所受的苦处，一想起国内
友人们现在的窘迫，也就不肯再呼冤；有个床能睡觉，还不好吗？最坏
的是心情。假如我是个翩翩少年，而且袋中有冤孽钱，我大可去天天吃
点喝点好的，而后汽车兜风，舞场扭腚，乐不思蜀。但是，我是我，我
讨厌广播的嘈杂，大腿戏的恶劣，与霓虹灯爵士乐的刺目灼耳。没有享
受，没有朋友闲谈，没有茶喝。于是也就没有诗兴与文思。写了半年
多，“四世”的三部只成了十万字！这是地道受洋罪！

我的肚子还时时跟我捣乱；懒得去诊治，在这里，去见个医生比见
希特勒还难；哦，原谅我，我以为那个恶魔还活着呢！痔疮也不减轻，
虽然天天坐洋椅子！头还是常常发昏。谁管它呢，这年月，活着死去好
像都没有多少区别。假若一旦死去，胃，头，痔不就一下子都好了么？

多想写一点旅美杂感，可是什么事都非三天两天能看明白的，总写
些美国月亮如何的光明，有什么意思呢？写杂感也须读许多书，我的头

昏，读不下书去。
酒可不大吃了。吃一点，因为头昏，就会醉；索性不吃。没有醇

酒，似乎也就没有妇人；也好，这样可以少生是非。
百老汇的戏，有时候有一两出好的，看看还过瘾。至于电影，纽约

所有的好片子，全是英国的，法国的，与意大利的。好莱坞是有人才，
而不做好片子，连我都替他们着急。最近纽约一城，即有四五部英国片
子，都是连映好几个星期！

物价不得了！比起去年来，大概现在的一元只当去年的半元了！什
么都涨价，天天涨；看得过去的皮鞋已经十五元一双了。在重庆时，我
就穿不起皮鞋，难道在美国也得光脚么？北平谚云“光脚的不怕穿鞋
的”。好，这倒也有个意义，请捉摸捉摸看！

第二节　写与译

一、雅　斗

一九四六年九月里，我在雅斗（YADDO）。雅斗是美国纽约省的
一所大花园，有一万多亩地。园内有松林、小湖、玫瑰圃、楼馆，与散
在松荫下的单间书房。此园原为私产。园主是财主，而喜艺术。他死
后，继承人们组织了委员会，把园子作为招待艺术家创作的地方。这是
由一九二六年开始的，到现在已招待过五百多位艺术家。招待期间，客
人食宿由园中供给。

园林极美，地方幽静。这的确是安心创作的好地点。当我被约去住
一个月的时候，史沫特莱正在那里撰写《朱德总司令传》。

客人们吃过早饭，即到林荫中的小书房去工作。游园的人们不得到
书房附近来，客人们也不得凑到一处聊天。下午四点，工作停止，客人
们才到一处，或打球，或散步，或划船。晚饭后，大家在一处或闲谈，
或下棋，或跳舞，或喝一点酒。这样，一个月里，我差不多都能见到史
沫特莱。

有一次，我们到市里去吃饭，（雅斗园距市里有二英里，可以慢慢
走去）看见邻桌坐着一男一女两位黑人。坐了二十分钟，没有人招呼他
们。女的极感不安，想要走出去，男的不肯。史沫特莱过去把他们让到
我们桌上来，同时叫过跑堂的质问为什么不伺候黑人。那天，有某进步
的工会正在市里开年会，她准备好，假若跑堂的出口不逊，她会马上去
找开会的工人代表们，来兴师问罪。幸而，跑堂的见她声色俱厉，在她

面前低了头；否则，那天会出些事故的。
在雅斗的时候，我跟她谈到那时候国内文艺作家的贫困。她马上教

我起草一封信，由她打出多少份，由她寄给美国的前进作家们。结果，
我收到了大家的献金一千四百多元，存入银行。我没法子汇寄美金，又
由她写信给一位住在上海的友人，教她把美金交给那时候的“文协”负责
人。她的热心、肯受累、肯负责，令人感动、感激。

二、迟　归〔2〕

（1948年2月4日致高克毅）
纽约多雪，一冬极寒，今晨又正落雪！
“四世”已快写完，因心情欠佳，殊不满意。
定于三月中回国，是否能按时回去，当不可知。

（1948年3月4日致高克毅）
我又申请延展留美六个月，尚无回音；假若得不到允许，即将回国
了。

三、代理人〔3〕

（1948年4月6日致劳埃得）
收到沃尔什夫人的信，她说要代我给您写信。
是否能给我打个电话，安排个见面时间。

四、译《四世同堂》

（1948年5月4日致劳埃得）
休伊特·赫茨已辞去《离婚》出版代理人一职。我已经指定大卫·劳
埃得先生作为出版代理人，并委托他处理一切有关这部书的版权问题。
这部书的版权不属于雷诺和希契科克出版公司。

（1948年4月22日致劳埃得）
关于继续出版我小说的英译本的问题，我唯一感兴趣的是目前我正
和浦爱德小姐合译的一部长篇。这是一部长达一百万汉字的小说，前两
部分已在上海出版，第三部分还在写，希望能在两个月内赶出来。书中
讲的是八年抗战时期北京的事。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
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至于出

英文版，我觉得很有必要作一些删节，至少去掉二十万字。
虽然有一次阿穆森先生让我和雷诺先生签个合同，但到目前为止，

我尚未和任何人为出版此书达成协议。如果我们能找到其他人出版，我
当然也很高兴。

浦爱德小姐出生在中国。她出版过两本拥有版权的关于中国的书。
她看不懂中文，但听得懂。我把小说一段一段地念给她听，她可以马上
译成英文，这是我很愿意与她一起工作的原因。

然而，她也有不足之处。比如，为了尽可能多地保持中国味儿，她
常把英文弄得很不连贯。我给赫茨小姐看翻译稿的前十章时，她告诉我
最好立刻停止和浦爱德小姐一起干。她认为浦爱德小姐的英文很怪，她
说如果我继续和浦爱德小姐一起翻译下去，就有必要请第三者对文字再
进行润色。如果真是那样，事情就复杂了。这恐怕也是雷诺先生认为签
约还为时过早的理由。

为了这件事，我征求过沃尔什夫人的意见。她看完前十章后，认为
我还可以继续同浦爱德小姐一起工作。她还说她很喜欢这个故事，文字
上的问题可以交给一位称职的编辑去处理。〔4〕

（1948年7月18日致劳埃得）
我要到乡下去住几天，大概七月二十四日返回。
从乡下回来后，再有两周的时间，我就能和浦爱德小姐一起翻译完
我的那部长篇小说。
您能在我去乡下的期间和浦爱德小姐谈谈吗？我要在场的话，恐怕
她有许多不便开口之处。
如果她不同意百分之十五的分成比例，我们可以给她百分之二十，
尊意如何？
至于那篇短篇小说〔5〕，我看我们先别去管它，因为琼小姐已收到过
三次了。但假如我们把它送给哈珀杂志（Harper）或是其他您知道的杂
志，您看怎么样？

（1948年7月21日致劳埃得）
雷诺和希契科克出版公司的阿穆森先生刚从乡下回来。他在那里花
了三个星期的时间看完了《离婚》，并做了些小小的修改。昨天他来电
话说这部书的出版工作可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份就绪。
我认为浦爱德小姐的观点有道理：一部翻译作品如果被译者以外的
人再插手，那么这部作品就很难保持其完整性。我同意她自己把工作做
到底，并按她的意见给她百分之二十五的分成作为报酬。
我水平有限，无法评论她的文风好坏，现在完全依赖她是有点冒

险。但如果再找第三者介入，这无疑会刺伤她的自尊心，对于一个朋
友，我是决不会这么做的。所以，我们还是坚持下去吧，也许我们对她
的信任会使她获得更多的自信心。

她现在出去度假了，大概十天左右。我希望我们能签订那份您起草
并修改的协议。

我是上星期一从乡下回来的，八月四日以后再去乡下住些日子。城
里简直热得没法干活。

五、《离婚》译事〔6〕

（1948年7月30日）
有一天，我和郭小姐〔7〕、阿穆森先生一起谈了《离婚》的问题，按
着阿穆森先生的建议，我用了两天的时间又做了必要的修改。郭小姐很
欣赏这些改动，答应一定尽快将其译成英文，也许下个月就可以把译稿
交给阿穆森先生。
我相信这部小说经过修改以后就相当不错了。希望阿穆森先生尽快
看完修改以后的稿子，能在近日内交给出版公司。
我想，如果这部书能尽快地出版，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住沃得的
一派胡言，如果能赶在沃得的“珍本”上市之前问世，那我们就都得救了
。〔8〕
在我们的书出版以后，他绝对不敢用他篡改过的“珍本”和我们挑
战。

（1948年8月3日）
明天我要去沃尔什夫人的农场住上四、五天。
我已给我在上海的出版人〔9〕去信了，向他说明了重新登记我所有书
的版权的重要性。
我还和阿穆森先生通了电话，告诉他我已收到郭小姐寄来的《离
婚》修改稿的英译稿，阿穆森先生正忙着出版事宜的最后扫尾工作。在
这场和沃得较量的丑恶的奥林匹克赛里，我真希望能战胜他。

（1948年8月25日）
您关于我的作品的中国版权问题会很棘手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在上
海的代理人刚刚给我寄来《离婚》在中国的版权登记号码，不知是否有
所帮助。
我看，金的论点主要建立在两个事实上：一是中美之间没有有关保
护版权的法律协议；二是在我来美之前，《骆驼祥子》的版权在他手

里。如果他有《骆驼祥子》的版权，他同样也能有《离婚》的版权。我
想我们最好还是找到《骆驼祥子》的合同，看看是否真是如此。如果版
权登记是由出版公司办理的，那对咱们就有利多了。〔10〕

六、好莱坞之行

（1948年8月10日）
我明天飞洛杉矶商量《骆驼祥子》电影脚本的定稿事宜。

（1948年8月19日）
明天晚上才回来。离开好莱坞的时候，我没提要报酬的事，因为对
方给我买了往返机票，付了旅馆账单，加在一起要四百美元。他们是想
了解我对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的看法。
好莱坞职业编剧改编的剧本实在是糟糕之极。我说了我的看法以
后，他们正在考虑是不是再请一位剧作家或我本人来改编这部小说。
如果他们要我来改编，我很愿意和他们签个合同，当然，我一定会
征求您的意见；但如果他们去找剧作家来改编，那咱们也没什么可说的
了。

（1948年9月8日）
王浩〔11〕干的事真是糟透了。本来我该被邀请去帮他改编第一个电影
剧本，可王却偏偏找了个好莱坞的剧作家。把一万五千块的剧本费都花
完了之后，才想到了我。这次该请我了吧，他又另找了一个人。问题就
在于所有为建立独立制片公司筹集的钱都不是他的，他这么大把大把地
花钱只是想证明他是老板。我想，等他把钱都花完了以后，就会一走了
之，到某个大公司去谋个好差事。
除非他们再来找我，我看咱们再也犯不上为那部电影操心了。假如
他们再要我去看第二个电影剧本，我得找他们要每周七百五十元的报
酬。

七、《鼓书艺人》写与译

（1949年2月9日致楼适夷）
《四世同堂》已草完，正在译。这就是为什么还未回国的原因。此
书甚长，而译手又不十分高明，故颇需时日。如能完成，我想：出来一
趟，若能有几本书译出，总算不虚此行；并不是因为美国舒服，才不回
去——此地，对我，并不舒服！

《离婚》译本已出版了，评者十之八九予以赞美，可是销路很差！
不管怎说吧，《骆驼祥子》、《离婚》及《四世同堂》三书在美出
版；“牛天赐”在英（熊式一译）出版，有四书在国外印行，也总算是有
了点交代。若不为等“四世”译完，我早就回国了。

（1948年11月30日致高志毅）
半年来极忙，而且苦闷！
《离婚》已出版，居然得到好评，很奇怪！
日内将奉寄一本，作为圣诞礼，并祈惠正！
电影事搁浅，nothing doing！
现在又在写一新小说〔12〕，一时不会离开纽约。写完时，颇想去走一
走。

（1948年10月21日）
那本新小说〔13〕，我已经完成了四章，其中三章已交给郭小姐去翻
译。如果您能为我们准备一份四六分成的合同，我将不胜感激。如果我
能保持每天两千字的速度（这几天就是这样），预计到新年时，我就能
写完。

（1948年11月15日）
郭小姐已将她译好的“大鼓”〔14〕的前三章拿给她的代理人看了。看过
之后，会把它送给您，请您将稿子交给阿穆森先生。在给阿穆森先生之
前，希望您叫人用打字机打一份清楚的底稿，那样看起来更正规一点
儿。
关于我和郭小姐为新书签订合同一事，除去合同规定的她的稿酬和
享有的权利之外，我想我们就不再让步了，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意见
了。

（1948年11月19日）
我今天给阿穆森先生的信是这么写的：
“十分抱歉，我要放弃《鼓书艺人》的全部工作了。写完了十二章
以后（约占全书的一半），我发现它既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像我
想象的那么有意思。我想我最好还是别写了。我身体疲乏极了，要彻底
休息一下。
“郭小姐的代理人曾告诉劳埃得先生，说她似乎不是一个很合适的
翻译人。我能想象得出对像郭小姐那样一位有创造性的作家来说，去翻
译别人的作品该有多困难。

“事情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我十分抱歉。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
说，我也很高兴能有几天休息的时间。”

我给他写信的原因是，既然郭小姐的代理人向阿穆森先生搬弄是
非，我们就不该老是保持沉默。我写信的真意是好意地表明我对郭小姐
并无恶意。倘若郭小姐能碰巧看到或听到这封信的内容，她一定会感动
的，因为她总以为我们一直在和她讨价还价，但在信里我对此却只字未
提。如果阿穆森先生认为她有权分享我们的成果，我在信里也暗示了，
不管她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译者，一旦我停止了写作，那么她将一事无
成。

假如您有机会和阿穆森先生谈谈，或者他还坚持郭小姐应和我们分
享稿酬的话，那么请您告诉他：如果她想要得到高达百分之四十的稿酬
的话，她的一切都将失去。

（1948年11月26日）
我刚和郭小姐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话，我们两人都同意她分享包括
外文版权在内的百分之四十的稿酬。电影及其他（戏剧等）版权归我所
有。
她建议我们尽快地签订合同。我希望她的代理人能很快地就这事和
您进行磋商，以便尽快达成协议。
至于我写信告诉阿穆森先生说我停止写作的事，她说很容易解决，
我们可以选一些章节的译稿先给阿穆森先生看。
她希望尽快签订作者和译者之间，以及出版者之间的合同，这样她
才能定下心来好好工作，否则她心里总不踏实。

（1948年12月4日）
据郭小姐讲，我的新小说的三章译稿已送给阿穆森先生。她已经和
阿穆森先生讲好，她要预支一千美元，每次二百五十元，分四次支付。
钱直接交给她的代理人，从合同签订之日起，四个月内付清，情况就是
这样。
至于预付给我的稿酬，请按您认为最合适的办法办，一千五百美元
是一次付还是分期付，我全无所谓。

（1948年12月10日）
我和出版公司之间在关于我新书的合同里，还有几条条款没谈好，
我想您会为我解决这一切的，不幸的是，那三章小说的译稿是郭小姐的
代理人直接交给阿穆森先生的，同样，郭小姐预支一千美元的事，也是
这位代理人一手安排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郭小姐告诉我以后，我才

知道的。实际上，郭小姐的代理人应当把那三章的译稿先送给您，应当
把郭小姐要预支稿酬一事通知您，但他没有这么做。这样一来，您可能
会有一种印象，似乎我应该对此负责。我给您写这封信就是为了澄清这
一事实。如果当时我把原因告诉您，您一定会生郭小姐和沃特金斯的
气。

事实上，我一向都很慎重，尽量不和阿穆森先生与雷诺先生两人打
交道，就是为了使您在为我和他们谈判时，不会觉得我在中间干扰了
您。可是我无法阻止郭或者沃特金斯直接与出版公司打交道。不过，我
过去从来没有同时和两头打过交道，希望这一点能使您满意。

眼下在出版公司手里的那三章译稿的底稿是唯一一份干净的底稿。
我实在不好意思让郭小姐再打一份，因为所有的稿子都是她一人打的，
您知道，和一个女人打交道是多么微妙的事。

我希望我们的合同能尽早地签妥，因为如果郭小姐看不见签好的合
同，收不到预付的钱，她就无法继续工作下去。

（1949年1月31日）
郭海伦小姐真是个好司机。我们到迈阿密用了三天半的时间。最糟
糕的一段路是在乔治亚州的公路上，站在路中间的不是警察而是牛群，
而郭小姐竟然一头也没轧死！
郭小姐到离迈阿密七英里的乡下干她自己的活去了。我住在福拉格
勒饭店，这是一家小而干净的旅馆，价钱也适中。这里也很暖和，但愿
对我的腿有好处。

（1949年2月9日）
我在迈阿密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现在已回到纽约。很不幸的
是，我的腿还没好，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我行动不便，您能给我寄张支票来吗？

（1949年4月18日）
谢谢您寄来的一百一十二点五美元的支票。
一两天之内我大概就要去巴瑟·埃斯乐医院住院，可能要动手术。
戴得里奇大夫看过几次之后，腿病一天比一天重。今天早晨他说要送我
去巴瑟·埃斯乐医院住院，到了那以后，我再告诉您是否要动手术。
《鼓书艺人》的初译稿已寄给我了，我想在住院之前看完。阿穆森
先生手里也有一份，他看完以后，我再和他一起商量一下需要修改的地
方，然后就算定稿了。
咱们答应给哈帕的短篇您是否已寄到英国去了？

（1949年8月18日）
阿穆森先生已去度假，我想他一定在看《鼓书艺人》呢。
下星期一上午十一点，我想带着《四世同堂》第三部的稿子去见
您。明天我再和浦爱德小姐最后商量一次。

（1949年9月12日）
我和浦爱德小姐在费城她哥哥的家里过了一个周末。和她一起在树
林里散步时，我突然给《四世同堂》的英文版想到了一个很好的书名
——《黄色风暴》，您觉得怎么样？星期四上午我要去见阿穆森先生。
我会把有关《鼓书艺人》的一切情况都告诉您的。

第三节　启　程〔15〕

（1949年9月21日）
和您在电话里谈过之后，我觉得最好还是把我在香港的地址留给
您：

香港　香港大学
病理系
侯宝璋先生转

“S. Y. SHU”是我英文签名“SHEH-YU SHU”（舒舍予）的简写。

注释

〔1〕　老舍的对外文化介绍工作，除了一些演讲与文章，如《现代中国小说》等，主要
集中在小说翻译上。老舍到美国是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讲学，计划为时一年。同时受邀请的有曹
禺。二人同行。曹禺先老舍归。老舍在美国三年半，全力完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的
撰写及《离婚》的翻译。老舍于1946年3月4日离开上海赴美。1945年11月底，因《骆驼祥子》
英译本（伊万·金译）在美国畅销并博得好评，美使馆文化专员曾亲访老舍。可以说，老舍是作
为美国人眼中最出色的中国作家之一而受邀请的。本章选材大多根据老舍给代理人的书信。所
述不外乎他与译者、出版商、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这些信件中记载了他在美的主要活动经历，
只是太简略了些。因为是书信，故文字的风格与其他几章就有较大的区别，这似乎与“自传”文
体有点不合，但却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关于这段生活，老舍几乎没有文章谈及。

〔2〕　此节为老舍书信片语摘出汇成，为便于阅读，略去书信格式，注明时间。下同。
〔3〕　老舍的首任出版代理是休伊特·赫茨。这里提到的沃尔什夫人即美国著名作家赛珍
珠。她帮老舍联系了新的代理大卫·劳埃得。赛珍珠在致劳埃得的信中详细交代了老舍作品翻译
出版的各种问题，信文如下：
亲爱的劳埃得先生：

舒舍予先生（即老舍，《骆驼祥子》的作者）正在寻找新的代理人。眼下休伊特·赫茨是
他的代理人，但她由于家务繁重，可能要减少委托工作量，甚至可能要放弃这一工作。舒先生

请我们给他推荐一位代理人，我认为你是很理想的人选。舒先生人很文静、十分腼腆，还很不

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

目前，他正在翻译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叫《四世同堂》。由于下面一些原因，他的事情

正处于混乱状态。或许，我最好先给你简单谈一下问题的症结所在。

他的作品的译者伊文·金（笔名），在没和他打招呼的情况下，翻译了《骆驼祥子》。该
书经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出版后，你可能也知道，入选为“每月佳书”。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
舒先生没有收到任何报酬。我猜想，当时他可能不知道那本书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甚至可能

根本不知道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后来，还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才分享到百分之五十的版权

税。

去年，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想翻译舒先生早期的一本小说《离婚》，因为约翰德不知

道他们此举和舒先生与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的出版计划相冲突，结果这一设想就流产了。与此

同时，伊文·金返回中国后生了一场大病，在住院恢复期间，他着手翻译了《离婚》。开始的时
候，翻译工作似乎进行得还顺利，他好像也很为舒先生着想。但后来，使舒先生十分不安的

是，他发现伊文·金的译文在许多重要方面大大偏离了原著，结尾则和原著完全不同。事实上，
他对伊文·金在翻译《骆驼祥子》时擅自进行改动本来就十分不满。因此，当他发现伊文·金又
故伎重演时，他感到无法容忍这件事，并且拒绝承认伊文·金的工作。伊文·金先生变得极为粗
暴，他告诉舒先生他（伊文·金）有权获得全部版权收入。他还说，照他看来，要不是他在翻译
过程中对原著做了进一步完善，舒先生的著作根本一文不值。他还通过律师恫吓过舒先生。金

先生眼下大概在佛罗里达，或在其他什么地方疗养，但我看他再也不会恢复成一个好人了。雷

诺和希契科克公司曾向舒先生施加过很大的压力，坚持要出版《离婚》一书，但在目前这种情

况下，他们当然不可能继续出版该书。他们也试图另外找人重译，但未能成功。在这期间，既

然《离婚》成了一起悬案，舒先生便和艾达·浦爱德小姐一起，着手翻译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
《四世同堂》。他们给人看了这本书前十章的译稿。据我所知，正在气头上的尤金·雷诺先生
说，当《离婚》还在悬而未决时，他不愿意再惹麻烦。因此，舒先生问过我是否还要继续翻译

下去，我看过他们的译稿，我认为翻得不错，书的前景应当很好。可能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舒

先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所以我建议他和艾达·浦爱德小姐继续翻译下去，事实上，他们
取得了很不错的进展。另外，为了让他能完成这一工作，我还帮助舒先生延长了他的签证。他

现在回国也很不安全，因为他是个著名的民主人士，回去后不是被杀，至少也得被捕进监狱。

我建议，如果你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接受舒先生作为你的委托人的话，你们应该就他

的事好好谈一谈。我们也应该见一见约翰德先生，我觉得他应该得到周到的照料，他有些神经

过敏，而且不善于辞令。虽然尤金·雷诺先生一点也不了解他，但约翰德先生本人仍会坚持出版
界的一些最强硬的职业道德观念。任何变动都应当征求舒先生的意见，并经过他同意。

以上大致包括了一些主要问题，你和舒先生谈过之后，会详细地了

解到更多的情况。

你真诚的

理查德·沃尔什夫人
〔4〕　此信中所谓的“一百万汉字的小说”即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5〕　即《马裤先生》，罗斯·琼翻译成英文。
〔6〕　参见前附赛珍珠致劳埃得的信。
〔7〕　郭小姐，Hellen Kuo（郭海伦），中文名郭镜秋，《离婚》、《鼓书艺人》的译
者。

〔8〕　沃得即伊文·金，后者是笔名。
〔9〕　即赵家璧先生。
〔10〕　伊文·金只是《骆驼祥子》的译者，不是出版人，版权若属出版公司，则对老舍
有利。

〔11〕　WANG HOWE．制片经办人。
〔12〕　指《鼓书艺人》。
〔13〕　都指《鼓书艺人》。

〔14〕　都指《鼓书艺人》。
〔15〕　1949年7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周恩来说，打倒了国
民党反动派铲除了障碍，南北两路文艺队伍大会师了，就是缺少我们的老朋友老舍，已经邀请

他回来了。10月，老舍接到受周恩来嘱托的冯乃超、夏衍先后写来的邀请回国的信，扶病归
国。

第六章　晚年逢盛世

我高兴回到祖国来，祖国已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而是崭新的，必能领导全世界
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自由与幸福的路途上去的伟大力量！

第一节　由三藩市到天津

一、旧金山

到三藩市（旧金山）恰好在双十节之前，中国城正悬灯结彩，预备
庆贺。在我们的侨胞心里，双十节是与农历新年有同等重要的。

常听人言：华侨们往往为利害的，家庭的，等等冲突，去打群架，
械斗。事实上，这已是往日的事了；为寻金而来的侨胞是远在一八五〇
年左右；现在，三藩市的中国城是建设在几条最体面，最冲要的大街
上，侨胞们是最守法的公民；械斗久已不多见。

可是，在双十的前夕，这里发生了斗争，打伤了人。这次的起打，
不是为了家族的，或私人间利害的冲突，而是政治的。

青年们和工人们，在双十前夕，集聚在一堂，挂起金星红旗，庆祝
新中国的诞生。这可招恼了守旧的，反动的人们，就派人来捣乱。红旗
被扯下，继以斗殴。

双十日晚七时，中国城有很热闹的游行。因为怕再出事，五时左右
街上已布满警察。可惜，我因有个约会，没能看到游行。事后听说，游
行平安无事；队伍到孙中山先生铜像前致敬，并由代表们献剑给蒋介石
与李宗仁，由总领事代收。

全世界已分为两大营阵，美国的华侨也非例外：一方面悬起红旗，
另一方面献剑给祸国殃民的匪酋。

在这里，我们应当矫正大家常犯的一个错误——华侨们都守旧，落
后。不，连三藩和纽约，都有高悬红旗，为新中国欢呼的青年与工人。

就是在那些随着队伍，去献剑的人们里，也有不少明知蒋匪昏暴，
而看在孙中山先生的面上，不好不去凑凑热闹的。另有一些，虽具有爱
国的高度热诚，可是被美国的反共宣传所惑，于是就很怕“共产”。

老一辈的侨胞，能读书的并不多。晚辈们虽受过教育，而读不到关

于中国的英文与华文书籍。英文书很少，华文书来不到。报纸呢（华文
的）又多被二陈所控制，信意的造谣。这也就难怪他们对国事不十分清
楚了。

纽约的华侨日报是华文报纸中唯一能报导正确消息的。我们应多供
给它资料——特别是文艺与新政府行政的纲领与实施的办法。此外，也
应当把文艺图书，刊物，多寄去一些。

二、太平洋上

十月十三号开船。船上有二十二位回国的留学生。他们每天举行讨
论会，讨论回到祖国应如何服务，并报告自己专修过的课程，以便交换
知识。

同时，船上另有不少位回国的人，却终日赌钱，打麻将。
船上有好几位财主，都是菲律宾人。他们的服饰，比美国阔少的更
华丽。他们的浅薄无知，好玩好笑，比美国商人更俗鄙。他们看不起中
国人。
十八日到檀香山。论花草，天气，风景，这真是人间的福地。到处
都是花。街上，隔不了几步，便有个卖花人，将栀子，虞美人等香花织
成花圈出售；因此，街上也是香的。
这里百分之四十八是日本人，中国人只占百分之二十以上。这里的
经济命脉却在英美人手里。这里，早有改为美国的第四十九州之议，可
是因为东方民族太多了，至今未能实现。好家伙，若选出日本人或中国
人做议员，岂不给美国丢人。
二十七日到横滨。由美国军部组织了参观团，船上搭客可买票参
加，去看东京。
只有四五个钟头，没有看见什么。自横滨到东京，一路上原来都是
工业区。现在，只见败瓦残屋，并无烟筒；工厂都被轰炸光了。
路上，有的人穿着没有一块整布的破衣，等候电车。许多妇女，已
不穿那花狸狐哨的长衣，代替的是长裤短袄。
在东京，人们的服装显着稍微整齐，但仍掩蔽不住寒碜。女人们仍
有穿西服的，可是鞋袜都很破旧。男人们有许多还穿着战时的军衣，戴
着那最可恨的军帽——抗战中，中国的话剧中与图画中最习见的那凶暴
的象征。
日本的小孩儿们，在战前，不是脸蛋儿红扑扑的好看么？现在，他
们是面黄肌瘦。被绞死的战犯只获一死而已；他们的遗毒余祸却殃及后
代啊！
由参观团的男女领导员（日本人）口中，听到他们没有糖和香蕉吃

——因为他们丢失了台湾！其实，他们所缺乏的并不止糖与香蕉。他们
之所以对中国人单单提到此二者，倒许是为了不忘情台湾吧？

三十一日到马尼拉。这地方真热。
大战中打沉了的船还在海里卧着，四围安着标帜，以免行船不慎，
撞了上去。
岸上的西班牙时代所建筑的教堂，及其他建筑物，还是一片瓦砾。
有城墙的老城完全打光。新城正在建设，还很空旷，看来有点大而无
当。
本不想下船，因为第一，船上有冷气设备，比岸上舒服。第二，听
说菲律宾人不喜欢中国人；税吏们对下船的华人要搜检每一个衣袋，以
防走私。第三，菲律宾正要选举总统，到处有械斗，受点误伤，才不上
算。
可是，我终于下了船。
在城中与郊外转了一圈，我听到一些值得记下来的事：前两天由台
湾运来的大批的金银。这消息使我理会到，蒋介石虽在表面上要死守台
湾，可是依然不肯把他的金银分给士兵，而运到国外来。据说，菲律宾
并没有什么工业；那么，蒋自己的与他的走狗的财富，便可以投资在菲
律宾，到台湾不能站脚的时候，便到菲律宾来做财阀了。依最近的消
息，我这猜测是相当正确的。可是，我在前面说过，菲律宾人并不喜欢
中国人。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国人的经营能力强，招起菲律宾人的忌
妒。那么，假若蒋匪与他的匪帮都到菲律宾去投资，剥削菲人，大概菲
人会起来反抗的。一旦菲人起来反抗，那些在菲的侨胞便会吃挂误官
司。蒋匪真是不祥之物啊！
舟离日本，遇上台风。离马尼拉，再遇台风。两次台风，把我的腿
又搞坏。到香港——十一月四日——我已寸步难行。

三、香　港

下船好几天了，我还觉得床像是在摇晃。海上的颠簸使我的坐骨神
经痛复发了，到现在几乎还无法行走。香港大学又在山上，每次出门都
给我带来极大的痛苦。

我在此地已待了十天，仍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北京。此地有许多人等
船北上，所以很难搞到船票。看来，我还得再待上一段时间，我没法从
这里游回家去。

两个多星期了，可我仍搞不到去北方的船票。在这期间，病痛却一
天天加剧，我已根本无法行走。一位英国朋友正努力帮我搞一张到天津
的船票，但我实在怀疑他是否能行，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离开香

港。
等船，一等就是二十四天。
在这二十四天里，我看见了天津帮，山东帮，广东帮的商人们，在

抢购抢卖抢运各色的货物。室内室外，连街上，入耳的言语都是生意
经。他们庆幸虽然离弃了上海天津青岛，而在香港又找到了投机者的乐
园。

遇见了两三位英国人，他们都稳稳当当地说：非承认新中国不可
了。谈到香港的将来，他们便微笑不言了。

一位美国商人告诉我：“我并不愁暂时没有生意；可虑的倒是将来
中外贸易的路线！假若路线是‘北’路，我可就真完了！”

我也看见了到广州去慰劳解放军的青年男女们。他们都告诉
我：“他们的确有纪律，有本事，有新的气象！我们还想再去！”

好容易，我得到一张船票！
不像是上船，而像一群猪入圈。码头上的大门不开，而只在大门中
的小门开了一道缝。于是，旅客，脚行，千百件行李，都要由这缝子里
钻进去。嚷啊，挤啊，查票啊，乱成一团。“乐园”吗？哼，这才真露出
殖民地的本色。花钱买票，而须变成猪！这是英国轮船公司的船啊！
挤进了门，印度巡警检查行李。给钱，放行。不出钱，等着吧，那
黑大的手把一切东西都翻乱，箱子再也关不上。
一上船，税关再检查。还得递包袱！
呸！好腐臭的“香”港！

四、天　津

二十八日夜里开船。船小（二千多吨），浪急，许多人晕船。为避
免遭遇蒋家的炮舰，船绕行台湾外边，不敢直入海峡。过了上海，风越
来越冷，空中飞着雪花。许多旅客是睡在甲板上，其苦可知。

十二月六日到仁川，旅客一律不准登岸，怕携有共产党宣传品，到
岸上去散放。美国防共的潮浪走得好远啊，从三藩市一直走到朝鲜！

九日晨船到大沽口。海河中有许多冰块，空中落着雪。离开华北已
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
转了。

因为潮水不够，行了一程，船便停在河中，直到下午一点才又开
动；到天津码头已是掌灯的时候了。

税关上的人们来了。一点也不像菲律宾和香港的税吏们，他们连船
上的一碗茶也不肯喝。我心里说：中国的确革新了！

我的腿不方便，又有几件行李，怎么下船呢？幸而马耳先生也在船

上，他奋勇当先的先下去，告诉我：“你在这里等我，我有办法！”还有
一位上海的商人，和一位原在复旦，现在要入革大的女青年，也过来打
招呼：“你在这里等，我们先下去看看。”

茶房却比我还急：“没有人来接吗？你的腿能走吗？我看，你还是
先下去，先下去！我给你搬行李！”经过这么三劝五劝，我把行李交给
他，独自慢慢扭下来；还好，在人群中，我只跌了“一”跤。

检查行李是在大仓房里，因为满地积雪，不便露天行事。行李，一
行行的摆齐，丝毫不乱；税务人员依次检查。检查得极认真。换钱——
旅客带着的外钞必须在此换兑人民券——也是依次而进，秩序井然。谁
说中国人不会守秩序！有了新社会，才会有新社会的秩序呀！

又遇上了马耳和那两位青年。他们扶我坐在衣箱上，然后去找市政
府的交际员。找到了，两位壮实，温和，满脸笑容的青年。他们领我去
换钱，而后代我布置一切。同时，他们把我介绍给在场的工作人员，大
家轮流着抽空儿过来和我握手，并问几句美国的情形。啊，我是刚入了
国门，却感到家一样的温暖！在抗战中，不论我在哪里，“招待”我的总
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给我的是恐怖与压迫，他们使我觉得我是个小
贼。现在，我才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

检查完，交际员们替我招呼脚行，搬运行李，一同到交际处的招待
所去。到那里，已是夜间十点半钟；可是，滚热的菜饭还等着我呢。

没能细看天津，一来是腿不能走，二来是急于上北京。但是，在短
短的两天里，我已感觉到天津已非旧时的天津；因为中国已非旧时的中
国。更有滋味的是未到新中国的新天津之前，我看见了那渐次变为法西
斯的美国，徬徨歧路的菲律宾，被军事占领的日本，与殖民地的香港。
从三藩市到天津，即是从法西斯到新民主主义，中间夹着这二者所激起
的潮浪与冲突。我高兴回到祖国来，祖国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
家，而是崭新的，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和平，自由
与幸福的路途上去的伟大力量！

第二节　致劳埃得〔1〕

（1950年2月27日）
回到北京后，我一直忙于读书和写作。本想到各处多走走，多看
看，好为写作搜集些素材，但坐骨神经一直疼得厉害，结果我只好待在
家里，在阅读中获得新知识。
虽然经过十五年的分离，我的三个姐姐（七十三岁、七十岁和六十

四岁）还都住在北京，身体也都尚好。我大哥也住在这里。他们看见最
小的弟弟终于回来了，都非常高兴。两年前，我哥哥差点饿死。现在他
的孩子全有了工作，他自己也恢复了健康。他们全都非常喜欢这个对人
民真好的新政府。

我的家眷将要从重庆回到北京，我得给他们准备房子。北京现在又
成了首都，想要找一处合适的房子既贵又困难。如果您能给我寄五百美
元到香港，再由侯先生（香港大学病理系侯宝璋大夫）转寄给我，我将
非常高兴。

那部长篇小说进行得怎么样了？我听说阿穆森先生不再为雷诺和希
契科克公司工作了〔2〕，是真的吗？

（1950年7月7日）
非常抱歉，这么长时间没给您写信了。我正忙于筹建北京市文学艺
术工作者联合会的工作和写作。刚刚完成一部五幕话剧剧本〔3〕的写作工
作，不久就能公演了。
谢谢您把五百美元寄到香港。侯先生已转寄给我。我很高兴你告诉
我《四世同堂》的译稿仍保存得很好。请您转告浦爱德小姐，我太忙
了，实在找不出给她写信的时间。还请您告诉她，现在北京的湖和河全
都重新治理过了，水都变得干净了。今年的小麦收成比去年要好，饥荒
就要过去了。

（1950年8月26日）
那个五幕话剧现已交给一位导演，估计九月就能公演了。我的另一
部短剧也可望于今年十二月公演〔4〕。北京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已经成
立，我担任主席。我现在要干的事太多，实在是太忙了。
今年夏天天气很热，不过最近两天凉快了一点。市场上梨、苹果、
桃子很多。我的小女儿（小立）除了苹果什么都不吃，她晚上还要在床
上藏几个苹果。
北京现在很好，通货膨胀已经过去，人人都感到欢欣鼓舞。食物也
充足。人们开始爱新政府了。
关于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5〕提出的共同分享额外编辑费的问题，我
看我们应该同意，他们支出得太多了，我们要帮助他们。
请将随信寄去的短信和十五美元寄给罗伯特·兰得先生〔6〕。地址如
下：

作家协会
东三十九街三号
纽约十六

（1950年11月17日）
我的工作十分忙，所以一直没给您写信。
除了坐骨神经疼之外，我很健康。我想方设法治疗，可全都无济于
事。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才能去掉这烦人的痛苦。

（1951年5月3日）
作为北京文联的主席，我要干的事太多，简直找不出时间来处理我
自己的私事。北京现有二百万人口。有许多艺术家住在这里，我必须努
力帮助他们。
我很想看到《黄色风暴》的样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收到您寄给我
的样书。我希望您能寄两本样书给瞿同祖先生（纽约一二三西街，五十
二公寓四三五号），一本给他，一本给我，他会通过香港把样书寄给我
的。您也可以通过他把东西或钱寄给我。
浦爱德小姐已给我几份有关《黄色风暴》的评论文章。看来他们都
很喜欢这部小说。

（1951年5月21日）
听说您寄给我的样书（《黄色风暴》）已到了香港，我的朋友侯先
生会设法转寄给我的。瞿同祖先生住在纽约一二三西街的五十二公寓四
三五号，他也会帮您把书和钱寄给我，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可以在
您给我的信的信封上写中文。
这段日子我一直很忙，坐骨神经痛也一直没停，我想尽了一切办
法，可全都无效。
我家的白猫生了三只小猫——一只白的，两只黄白花的。可我家的
小鸟死了，这下可给了我小女儿一个大哭一场的机会。

（1951年7月23日）
今年北京的夏天很热。我每天只能在大清早写一会，下午就热得没
法工作了。北京有许多美丽的公园，在那里我可以休息，吸到新鲜空
气。可坐骨神经痛使我没法走到公园。过去三个月里，我只完成了一个
短的电影剧本〔7〕，其他别无建树。
对于新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说，总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政府好。中国人民弄不清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反对北京的好政府，而支持
台湾的坏政府。
十分感激您告诉我《黄色风暴》将在英国出版，我很高兴。
请给瞿同祖先生五百美元。他的家眷在北京，他们会把钱交给我

的。

（1952年4月1日）
我现在仍忙于写那部话剧〔8〕。不知何时才能完成。新社会激励全国
的作家奋发写作，每一位作家都在辛勤耕耘。冬天就要过去了，北京的
春天很美。我养了许多花，侍弄这些花为我在写作的间隙提供了一个休
息的机会。坐骨神经痛稍稍好了一点。我也该做些轻微的运动了，浇花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轻微的运动。

（1952年5月14日）
感谢您一九五二年三月七日的来信。两天前我收到两本《鼓书艺
人》的样书，售价那么高，而书本身又不是太好，我怀疑是否能有好销
路。您如果能给我寄些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文章，我将不胜感激。对《黄
色风暴》的评论大都是称赞的，但我怀疑《鼓书艺人》是否还会获得同
样的好评。
我一直很忙，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坐骨神经痛好了一点，这要感
谢维生素B针剂。

（1952年10月1日）
对不起，这只能是一个短短的便条，我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牛天赐传》是我的一部不重要的作品，不值得译成英文。我对柯
林先生本人及其用意一无所知。请告诉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这部书不
好。如果其他出版商想出版的话，那么他们一定要经过您，在美国您是
我一切书籍的出版代理人。〔9〕

第三节　“歌德”〔10〕

纵使我有司马迁和班固的文才与知识，我也说不全，说不好，……
我爱，我热爱，这个新社会啊！

一、做个学生

在天坛举行了控诉恶霸的大会。
本来，我的腿病警告我：不要去吧，万一又累垮了！可是，我没接
受这警告。我这么想：要搞通思想，非参加社会活动不可；光靠书本是

容易发生偏差的。
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

往四下看了看，我看到好些个熟识的脸。工人，农人，市民们，教授，
学生，公务人员，艺人，作家，全坐在一处。我心里说：这是个民主的
国家了，大家坐在一处解决有关于大家的问题。解放前，教授们哪有和
市民们亲热的坐在一处的机会呢。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
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
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像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
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像多少把
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
下了。恶霸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
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
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
嘴一齐喊：“该打！该打！”

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
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
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
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
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
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
有一位控诉者控诉了他自己的父亲！除了在这年月，怎能有这样的
事呢！我的泪要落下来。以前，中国人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于
是隐来隐去，就把真理正义全隐得没有影儿了。今天，父子的关系并隐
埋不住真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紧。父亲若是人民的仇敌，儿子就
该检举他，控诉他。一个人的责任，在今天，是要对得起社会；社会的
敌人，也就是自己的敌人；敌人都该消灭。这使我的心与眼都光亮起
来。跪着的那几个是敌人，坐着的这几万人是“我们”，像刀切的那么分
明。什么“马马虎虎”，“将就将就”，“别太叫真”这些常在我心中转来转
去的字眼，全一股脑儿飞出去；黑是黑，白是白，没有第二句话。这么
一来，我心里清楚了。也坚定了；我心中有了劲！
这不仅是控诉几个恶霸，而是给大家上了一堂课。这告诉我曾受过
恶霸们欺负的人们：放胆干吧，检举恶霸，控诉恶霸，不要再怕他们！
有毛主席给我们做主，我们还怕什么呢？检举了恶霸们，不单是为个人

复仇，也是为社会除害啊！这告诉了我，和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
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
人民大众站在一起，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恶霸们并不是三头六臂
的，而是在我们眼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恶霸们不仅欺负了某几个
人，与我们无关；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仇敌！

一位卖油饼的敦厚老实的老人控诉恶霸怎样白吃了他的油饼，白吃
了三十年！控诉完了，他转过身去，向毛主席的像规规矩矩的鞠了一
躬。这一鞠躬的含义是千言万语也解释不过来的。我也要立起来，也鞠
那么一躬！人民是由心里头感激毛主席。不是仅在嘴皮子上说说的！

这样，我上了一课，惊心动魄的一课。我学到了许多有益处的事。
这些事教我变成另一个人。我不能再舍不得那些旧有的习惯，感情，和
对人对事的看法。我要割弃它们像恶霸必须被消灭那样！我要以社会的
整体权衡个人的利害与爱憎，我要分清黑白，而不在灰影儿里找道理，
真的，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我愿在这个学校里作个肯用心学习的学
生。

二、文艺新生命

一九四九年年尾，由国外回来，我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泽东选
集》。头一篇我读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读完了这篇伟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
里，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样去服务
的。可是，狂喜之后，我发了愁。我怎么办呢？是继续搞文艺呢，还是
放弃它呢？对着毛主席给我的这面镜子，我的文艺作家的面貌是十分模
糊了。以前，我自以为是十足的一个作家，此刻，除了我能掌握文字，
懂得一些文艺形式之外，我什么也没有！毛主席指示：文艺须为工农兵
服务。我怎么办呢？从我开始学习文艺写作起，二十多年来，我的思
想、生活、作品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我最远的“远见”是人
民大众应当受教育，有享受文艺的能力与权利。享受什么样的文艺呢？
很简单：我写，大家念。我写什么呢？随便！我写什么，大家念什么。
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确是可以这样狂傲无知的。这种狂傲使我对于工农
兵，恰如毛主席所说的，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
友，不善于描写他们。我真发了愁。

毛主席提出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道理。这又使我手足失措。我在小
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既已混了很久，我的思想、生活、作品，已经都慢慢
地瘫痪了。我每每觉得我可以不吸收任何新思想，还是照旧可以写东
西。我的生活方式呢，似乎也恰好是一个文人所应有的，不必改变。作

品呢，不管有无内容，反正写得光滑通顺，也就过得去了。这样的瘫痪
已久，使我没法子不承认：文艺不但可以和政治分家，也应当分家；分
了家日子好过！我以为，仗着一点小聪明和长时间的写作经验，我就可
以安安稳稳的吃文艺饭。可是，毛主席告诉了我和类似我的人：你们错
了，文艺应当服从政治！

我怎么办呢？
首先，我决定了态度：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听从毛
主席的话是光荣的！假若我不求进步，还以老作家自居，连毛主席的话
也不肯听，就是自暴自弃！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
生命。
态度决定了，我该从哪里下手去实践呢？我不敢随便地去找一点新
事物，就动手写小说或剧本；我既没有革命锻炼，又没有足够的思想改
造学习和新社会生活的体验，若是冒冒失失地去写大部头的作品，必会
错误百出。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写作经验的作家，而须自居为小学
生，从头学起。这样，我决定先写通俗文艺，这并不是说，通俗文艺容
易写，思想性与艺术性可以打折扣，而是说通俗文艺，像快板与相声，
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长，较比容易掌握。
在从前，我写一篇一百句左右的鼓词，大概有两三天就可以交卷；
现在须用七八天的工夫，我须写了再写，改了再改。在文字上，我须尽
力控制，既不要浮词滥调，又须把新的思想用通俗语言明确地传达出
来，这很不容易。在思想上，困难就更多了。当我决定写某件事物的时
候，对那件事物我必定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可是，赶到一动笔，那点
了解还是不够用，因为一篇作品，不管多么短小，必须处处结实、具
体。我的了解只是大致不差，于是字里行间就不能不显出只知其一，不
知其二的贫乏与毛病。有时候，正笔写得不错，而副笔违反了政策。有
时候，思想写对了，可是文字贫弱无力，没有感情——只把政治思想翻
译一下，而没有对政治思想所应有的热情，就一定不会有感动的力量。
有时候困难很多！可是我决定：第一不要急躁，第二不要怕求别人。我
既决定听从毛主席的指示：思想改造必须彻底，也就必是长时间的事；
我就不能急躁。我必须经常不断地学习，以求彻底解决。以前，我可以
凭“灵感”，信笔一挥，只求自己快意一时，对读者却不负责任。现在，
我要对政治思想负责，对读者负责，急于成功会使我由失望而自弃。另
一方面，我须时时请教别人。时常，我的客人，共产党员或是有新思想
的人，就变成我的批评者；我要求他们多坐一会儿，听我朗读文稿；一
篇稿子不知要朗读多少回，读一回，修改一回。我自己的思想不够用，
大家的思想会教我充实起来；当他们给我提出意见的时候，他们往往不
但指出作品上的错处，而且也讲到我的思想上的毛病，使我明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