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介明 《信報》《教育評論》
2015-05-08 跨科語言
2015-05-29 大屠殺的教育
2015-05-22 教育歐洲在追趕
《信報》《教育評論》(15/05/08)
多語社會·語言學習·教學語言
上月底,語常會(語言教育與研究常設委員會)圍繞著世界閱讀日,舉辦了一連
串的活動,其中邀請了歐洲語言議會的克萊恩(Piet Van de Craen)作了兩場演講,馬
上引起了聽眾的熱烈討論。值得在這裡與讀者分享一下。
克萊恩是比利時自由大學(Vrijs University)的教授,是橫跨心理、社會、腦神經
的語言學家。歐洲語言議會是歐洲共同體一些語言學者的聯合組織,為語言政策和語
言學習提供智囊式的服務。因此,克萊恩的觀點,不止有學理根據,還有在學校中實
施的實證。
克萊恩的演講,圍繞著一個主題: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也就是把內容的學習與語言的學習綜合在一起來考慮,而不是把語言的學習作為一種
孤立的學習過程。也就是說,比如學習物理,既是學習物理的知識,其實也是學習語
言的過程。反過來說,學習語言,其實也是在學習各式各樣的知識;沒有所謂獨立於
知識的純粹語言學習。
語言與學科知識的一致性
這種觀念,在學理上其實並不完全陌生。香港自 1998 年開始,大部分中學必須用
中文授課,人們馬上就感覺到,不是說懂得粵語,就懂得用粵語授課。比如說,數學
裡面用的語言,就與化學裡面用的語言很不一樣,更不用說與經濟、歷史裡面用的語
言,更不一樣。這些學科裡面用的語言,又與我們平常生活用的粵語很不一樣。我們
學院裡面就有專門培訓不同科目的教師,在該科裡面用的中文語言。中文如此,英文
也如此,任何語言都一樣。
於是,在學理上,長期以來,都有“跨越學科學習語言”(Language across the
Curriculum,LAC)的理念。這種理念,著眼點是:每一種學科的學習,都有語言的元
素。演繹下來:學生在學習每一種學科的時候,其實都在學習語言。進一步演繹:每
一位學科的教師,教授學科的時候,其實都在教授語言;每一位教師,同時也都是語
言教師。
在單語的地方,例如中國,社會上基本只有一種語言;學校裡面除了外語課(而
學習外語,經濟因素大於社會因素),其他都是用同一種語言教授,而教師也是各自
在本學科裡面成長的,不會不熟悉本學科裡面的語言。比如說,化學教師都是念化學
出身,不會不熟悉化學語言,因此不會感到有跨學科的語言學習問題。
在香港,學科裡面的語言水平,其實一直是問題。一方面,用英文作為教學語言
的(例如教化學),本身的英語並不一定好,也許學生整天聽到的,是不標準的英語。
而香港人會覺得,“他不是教英文的,莫怪!”也就覺得理所當然。另一方面,1998 年
以後,很多學校改用中文授課(也例如化學),而教師本身在以往的中學、後來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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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都是用英文學習,不知道化學裡面的中文語言是怎樣的;於是,學生也就無法學
到以標準的中文化學語言授課。在我們高喊“母語教學”的時候,這些問題是沒有人提
出的;彷彿,“用中文教,母語嘛”,以為是理所當然,不在話下。
母語與學習外語的迫切性
在歐洲,這問題就更嚴重了。因為歐洲高等教育的一體化(Bologna Process),學
生可以跨境入學;再加上如 Erasmus 計劃,學生需要在就學期間跨境學習。熟悉外語,
成為了完成學業的必須。這種學習外語的迫切性,促使了歐洲的學者,加倍努力研究
學習外語的善法。
就是在這種情境下,歐洲語言議會就把研究外語學習,放在首要的位置。再加上
腦科學近年的發現,提出的 CLIL,又把 LAC 的理念推進了一步。
簡單地說,CLIL 是提倡以目標語言(非母語)來學習學科的知識。以理念來說,
是與香港過去提出的“母語教學”,恰好相反;也可以說是“以外語教學”。不過歐洲語言
議會提倡的,是在學生學習的時間中,撥出 20-50%用外語授課。克萊恩提出的幾個理
據。
(一)外語學習,不是學習外語本身,而是學會使用外語。此點本欄多次提過,
香港許多學生的確學了很多年的英語,但是從未學會使用英語;內地學生往往“托福”
可以考很好的成績,卻不會使用英文;本地一些大學授課不嚴格使用英語,卻熱衷於
學生畢業前考一個英文試;等等。
(二)外語學習,正如一切學習一樣,是在使用中發生的。這是上述(一)同一
原理的另一面。克萊恩在演講中多次強調,學習語言主要不是背熟語法與記憶詞彙,
而是在使用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學會的。也就是不經意的學習(Implicit Learning,
本欄多次討論過)。經意的學習,就是經過具體的分析和設計,讓學生按照分拆的步
驟而學習。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學習漢字:要學生根據筆劃認字;還是由學生按照字的
總體形象來認字(就像認人臉)?另一個例子是學習唱歌,是先學習看譜,還是先模仿哼
歌?後者都是不經意的學習。
語言與腦部發展的對應性
(三)多語學習,已經成為歐洲各國的共識。經濟因素以外,更大的動力,是腦
科學證明,多語學習,有利於學生智力的發展。這與本欄多次提到的美國國家科學基
金(NSF)的發現是完全一致的。克萊恩說:法國大革命時代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一種語言”,雖然根深蒂固,卻顯然已經不合時宜。
克萊恩說,目前大多數歐洲國家都在採用 CLIL。而且經過實證,回答了幾個他們
關心的問題:
是否真的有利於外語學習?答案是肯定的。是否有了利於學習學科知識?答案也
是肯定的;數學學習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學生學習的態度與動力,是好了還是差了?
實證說明是都轉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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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會妨礙母語學習?答案是否定的。過去有所謂外語與母語之間“互相抵消”
(subtractive)的說法,證明是沒有根據的。甚至由於增強了學生的總體的語言學習能
力,也會對學習母語有積極影響。
更重要的是,學生的智力發展(如解題能力),明顯地增強了。克萊恩更展示了
腦部發展的顯示圖:單語學習的學生,與多語學習的學生,腦部發展的區域與強度,
明顯地後者要比前者強得多。因此,教學語言、語言學習、智力發展、腦部發展,是
互相關聯的幾個方面,不可以分割來考慮。
這些理念和實證,對於香港以往不斷討論的“教學語言”話題,衝擊很大。因此引起
了在座不少的教育界和決策人士熱烈的討論。如此看來,前兩年出現的教學語言的“微
調”,放寬了單語學習的勒令,似乎是歪打正著,對於香港關於“教學語言”的種種迷信
和禁忌,打開了一個缺口。正因為如此,下一代要面對多語的社會,香港的學校還要
走漫長的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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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教育評論》(15/05/22)
教育:歐洲在追趕
五月初的柏林,一派清新明快的氣象。今年年初的一期《美國國家地理雜誌》,
就專門報導了柏林與雅典的雙城記,以近年急速發展的柏林,與黯淡衰落的雅典,做
了一個強烈的對比。這個曾經是冷戰的歐洲焦點,曾經因為政治對壘而慘被分裂的歷
史名都,現在算是恢復了她的自信,毫不遜色地傲立在歐洲名城之列。
這是德國的 Robert Bosch 基金,準備 2016 年在德國召開一個“全球教育峰會”。原
來說這是一個預備會議,只有二十多人;後來說想來的人多了,會有四十多人;結果
參加的有八十多人。只是開了一天的會,倒也緊湊而高效。
洪堡大學現代大學先鋒
會議就在原來的東柏林舉行。開會前一天,組織者給大家送了一個禮:“洪堡遊”。
這個名稱,組織者說其實是專門造出來的。今天在大學工作的朋友,大概都會知道洪
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一般認為是現代研究型大學的始祖。洪堡大學就在柏
林,也是柏林引而自豪的機構。我們住的酒店,就在洪堡大學所在地,周圍都是洪堡
大學的建築物。忽然洪堡大學就在你的眼前,發覺自己置身洪堡的建築群之中,也算
是一種驚喜。
洪堡是德國望族,其中兩個兄弟貢獻最顯赫。哥哥 Wilhem Humbold(t 1767- 1835),
終身奉獻教育與文化發展,也是出色的語言學家。一般認為他是現代德國教育制度的
締造者。他於 1810 年創建柏林大學。弟弟 Alexander Humboldt(1769-1859),周遊列
國,足跡遍及歐洲及拉丁美洲;醉心自然科學,對於洪堡大學自然科學的發展,尤為
顯著。1949 年,為紀念洪堡兄弟,大學改名為洪堡大學。
柏林的朋友自豪地說說,洪堡大學出了三個偉人:馬克思、愛恩斯坦、普朗克。
普朗克也許自然科學界比較熟悉,馬克思和愛恩斯坦則是無以匹比的大家。洪堡大學
先後產生過 29 為諾貝爾獎得主,的確不同凡響。
學術界一般認為,洪堡大學影響著整個歐洲大學的發展。許多人認為,現代大學
崇尚的“學術自由”、“研究與教學相長”都是由洪堡大學開始的。在當時是革命性的。西
方的大學,開始的時候,是一班追求知識的人士,邀請智者傳授知識、傳遞智慧。基
本上是以教學為主。一般都認為,把科學研究作為大學卓越的一個標誌,而且上升成
為首要的標誌,是由洪堡大學開始的。雖則當年的研究,以自然科學為主,今天的洪
堡大學,其人文與社會科學也有相當的領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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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大學也讓德國成為科學研究的世界中心。筆者念大學的時候,60 年代,在港
大念的是數學與物理,許多數理的課本與參考書,原版都是德文。我們一班同學,還
聯群到香港的歌德學院,一起念了兩年的德文。時移世易,德國雖然還有首屈一指的
研究所如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但是無論是研究的數量、經費、還是
卓越的程度,都早已讓位給美國。而到處不受歡迎而又不得不接受的國際大學排名,
能夠排上榜首的德國大學寥寥可數。
國際比較歐洲被擠出局
而更要命的是,舉世矚目的、測試 15 歲學生能力的 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chievement),德國更是排名很低。這次會議,雖然沒有名言,但
是分明是在這種種教育遜色的陰霾下召開的。開幕的主旨報告,請來了 OECD 的
Andreas Schleicher,因為主持 PISA 而聞名。Schleicher 的確為教育的國際比較花了不
少功夫,由於 PISA,他掌握了大量數據,遠遠超越語文、數學、科學等等方面的測試
成績,細緻分析了 PISA 學生表現的種種教育與社會因素。搖身一變成為教育專家,號
稱 Mr PISA。全球各地都找他演講,尋求 PISA 成功的靈丹妙藥。Schleicher 去年升任
為 OECD 的教育主管。請他作主旨報告,分明是把歐洲放在國際地圖上,為自己定位,
尋找方向。
出席的不少外國朋友,其實經常在國際會議被邀出席,幾乎是同一批人,不過在
不同的地方見面。他們都提出疑問。現在以種種形式與名稱出現的“全球”“峰會”,多得
難以勝數;現在再辦一個,特點何在?與其他的“峰會”比較,有何不同?
開完了一天非常緊湊的會,還是沒有答案。看來,主辦者雖然有非常誠懇的善意,
但是為什麼要開如此一個峰會,似乎還沒有一個清晰的想法。主人家非常謙虛,不斷
說就是為了聽聽大家的意見;但是在典型的德國思維下,國際朋友的種種問題,似乎
沒有引起多大的反應。
大會原來的主題是“Making ideas travel!”蘊涵著教育的問題,是好的主張,沒有得
到好好的傳播。也就是假設,假如有方法讓好的主張傳播,教育就會有所改善。這裡
面的意思:像 PISA 測試的強者如新加坡、上海、香港的做法能夠傳播出去,其他的地
方也可以有同樣的表現。
歐洲教育還在尋找目標
近年深受注意的美國教育評論家 Marc Tucker,在總結的時候,表示不贊同。提出:
“我們在討論兩碼幾乎互相矛盾的事。一方面我們羨慕新加坡式的教育發展模式,研究
新加坡等東亞社會為什麼教育如此成功;另一方面我們又在討論西方國家教育發展遇
到的種種困難,而後者都不是如上海、新加坡會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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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全天的討論,歐洲的代表,很快就墮進訴說本身遇到的困難,如政治選舉
的干擾讓教育政策無法有長期的思考,政黨紛爭讓許多政策的實施陷入僵局,政府部
門的分隔有讓教育改革孤掌難鳴,等等。偏偏上海和新加坡都不沒有多少政黨政治,
政府也有很大的自由度調度資源、有效實施。
筆者在總結的時候,提出現在教育面臨的任務,不是“改善”,而是“改革”。因為社
會變了,而教育還是幾十年前的老框架。教育的根本考慮,是學生的未來,以面對變
化了得社會。現在全世界應該探索的,首先不是“改善”的方法,而是“改革”的目標。沒
有前瞻性的目標,教育就只能夠原地踏步。有些現在解決不了的,也許永遠解決不了,
因為目標本身就是不符合社會現實的。
剛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工作的李榮安教授,是被邀嘉賓之一,他前後說了兩點,非
常有意義。一點是 PISA 表現好的制度,如幾個東亞社會,學生能力高,但是社會的不
均,近年都加劇了。說明學生能力的提高,只是教育社會功能的一部分,不是全部。
另一點是他覺得,很多政府決策,很少與研究機構合作,因此隨意性很高,政策就維
持不久;這一點新加坡就做得特別好。(以上皆大意)
總的印象,德國在追,很想追;但是還弄不清好追什麼。感覺上,他們對於國際
上發生了什麼是,似乎知之甚少。這點與去年在法國、瑞典遇到的情形,非常相似(本
欄報導過)。值得注意的是,被邀的嘉賓之中這批人之中,絕少有歐洲的,尤其是來
自西歐的。
怪不得最後閉幕前,不少人建議,不如首先開一個歐洲的教育高峰會。歐洲教育
源遠流長,目前卻顯得舉步維艱;歐洲要是能夠合力打開一個缺口,將會是對世界的
一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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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教育評論》(15/05/29)
大屠殺的教育
上周談到柏林的納粹大屠殺紀念館,本欄曾經報導德國從幼兒園到中學,不斷通
過種種可能的渠道—敘述孤兒慘狀的兒歌、參觀集中營、老人追憶、閱讀記載文學、….
--務求讓學生體現大屠殺的慘狀,教育下一代一定不要重蹈覆轍。
在柏林的時候,剛好日本首相在美國演講,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雙方”的人員傷亡
表示遺憾,沒有對亞洲各國在二次大戰喪失的生命表達道歉。有觀察認為,納粹的大
屠殺,是在德國本土對本國國民的種族滅絕,因此對於傷害特別刻骨銘心。而日本的
屠殺,不發生在本土;本土受害的(因參戰而間接受害的不算),都是美國丟下的兩
顆原子彈造成。似乎在日本政府心理,那都是戰爭行為的必然,無所謂對與錯,因此
無所謂道歉。他們關心的,似乎只是本國陣亡的戰士;別國的生靈塗炭,那是戰爭中
弱者的必然下場。
在二次大戰受過害的國家,並不一定是人們難忘深仇大恨(如韓國慰安婦),而
是人們擔心歷史重演,擔心慘事再度發生。對於過去的不後悔,覺得沒有做錯,就會
不在乎在再做,甚至很想再做。
大屠殺的現實意義
歷史上發生過什麼,即使是大屠殺,人們會逐漸淡忘。因此,其中一個關鍵,就
是如何向下一代交待。也是因此,亞洲的國家對於日本修改教科書,極為敏感。刻意
避開與隱瞞歷史上的罪過,等於對下一代說,“別理人家胡說八道,我們這個偉大的民
族,從來不會錯的”。而德國的做法,截然相反,是對下一代申明:“我們做錯了,害
慘了很多人,千萬記住,我們以後都不再犯如此的罪過。”
有善心的朋友會說:世世代代,冤冤相報何時了?前二十年左右,有朋友誓死抵
制日本,筆者腦裡也閃過,這筆帳,何時才得了結?那時覺得,歷史上上國際之間欠
下的“債”,何時才算還清?由誰來還?隔了幾代的人,如何償還上幾代的債?!我們從
小就聽父母講日佔時期的苦況,腦子裡面有這筆“債”;但是這些“債”,對於年輕的一代,
太遙遠了,情感上不容易代入。對於屠殺,對於他們,只是聽得來的,也會理論上譴
責,但是很難有直接的感受。
但是現實是殘酷的。假如連這筆債的是非黑白都還要爭議,又假如這類爭議有其
非常現實的意義,有極其現實的利害關係,那就不是“冤冤相報”那麼簡單了。假如如
此看,目前國際舞台上對於日本在二戰時期的屠殺,就顯得很不著實際:要就是美國
的取態,純粹按眼前圍堵中國的需要,而忘記了二戰時“血的教訓”;要就是中國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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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取態,着重譴責日本對歷史不負責任,而沒有指出和分析日本政府如此態度背
後的現實危險。
兩種取態,對於下一代,都沒有教育意義。美國的取態,只有利益,沒有正義;
結果在世界各地造成一處一處的戰爭火頭,進入 21 世紀,戰爭的火頭愈來愈多,而且
愈燒愈旺。下一代也只有愈燒愈旺的仇恨,冤冤相報,只有愈來愈激烈。中、韓的取
態,下一代若不是盲目跟隨,就會逐漸覺得與己無關,以為純粹是政治遊戲。
大屠殺與種族絕滅
天主教教宗最近提及一百年前亞美尼亞族人遭受的種族滅絕(Genocide)。剛好上
周在亞美尼亞,有機會在首都耶勒凡(Yerevan)參觀他們的紀念館。亞美尼亞曾經是
一個大王國,有深厚的文化歷史,亞美尼亞語至今是一支獨立的語種。亞美尼亞是第
一個以基督教定為國教的國家(公元 301 年)。但是亞美尼亞經歷過各種入侵與征服,
16 世紀,已被波斯帝國(今伊朗)和奧圖曼帝國(今土耳其)瓜分,分別稱為東亞美
尼亞與西亞美尼亞;隨後東亞美尼亞又轉手陷入俄國手中。1915 年當時奧圖曼帝國的
少壯派(Young Turks),對境內(即西亞美尼亞)信奉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展開種族
絕滅運動,燒毀教堂,吊死基督教士,絕滅性地殺死男性,擄走女性、兒童賣到中東
為奴,或者去感到敘利亞餓死;又想盡一切辦法毀壞與亞美尼亞文化傳統有關的一切
文物,特別是宗教文物。
紀念館內有大批的照片,不少是當時的土耳其當權者炫耀其殺人功績的照片,與
南京大屠殺的照片很相似。但是當時美國與英國的報章,如《紐約時報》、《獨立人
報》,都已經詳盡報導,還多次發表強烈的社論譴責。紀念館中還有不少當時駐土耳
其的西方國家使節,向本國政府告急的信件和他們的回憶錄。也許當時的列強,最關
心的還是如何瓜分世界,事件結果還是不了了之。
事後的統計,大屠殺中死亡人數超過二百多萬。大批亞美尼亞人流離國外。1920
年,亞美尼亞(即東亞美尼亞)成為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但是亞美尼亞文化的發
源地,已經落在土耳其境內。聖經中諾亞方舟的故事,發生在亞美尼亞的 Ararat 山,
如今也是在土耳其境內。今天,亞美尼亞國內人口不到三百萬,但是在國外的亞美尼
亞人,估計 1200 多萬。全世界各地,都有亞美尼亞教堂。
亞美尼亞紀念大屠殺一百週年的主題,是呼籲世界上不要再有 Genocide,希望絕
滅性的大屠殺,不要再在地球上出現,沒有冤冤相報的意識。
大屠殺與宗教矛盾
教宗在亞美尼亞滅絕性大屠殺一百週年的當兒,特別提及往事,頗不尋常,尤其
是亞美尼亞的教會,比較接近東正教,並不隸屬羅馬天主教。但是不少人估計,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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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是針對最近伊斯蘭國與其他伊斯蘭極端組織,在世界各地虐殺基督教徒,有感而
發。
但也有認為,雖然亞美尼亞人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地被霸佔,尤其是其宗教的發源
地流落異教國家,但是土耳其與亞美尼亞在現實中並沒有顯著的戰爭對立。教宗的言
論,也許會不必要地從新燃起宗教之間的仇恨。
亞美尼亞人的情形,與猶太人有點相似。都是有強烈的文化傳統,但又因為歷史
的變遷,族人分散流離。不過亞美尼亞人比較幸運,最後還有自己的國家,不像以色
列需要驅逐其他民族而“復國”。
歷史很無情。照道理,所有的宗教,都是勸人為善,導人和平的;偏偏翻查世界
近代史裡的戰爭,相當大部分是由於宗教分歧而起。何其諷刺!
亞美尼亞在高加索國家中,也許屬於最窮。由於天然資源短缺,依賴俄國甚重。
經濟與政治,都看不出有近期的樂觀前景。但是在亞美尼亞各地,都可以看到教師和
家長,帶著一群一群的中小學生,到處參觀文化遺跡、參加宗教儀式。下一代對本身
的文化和歷史有認識,這樣的民族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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