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號

程介明 《信報》《教育評論》

2015-02-27 文化的跨境錯解

《信報》《教育評論》(15/02/27)

文化的跨境錯解

春節前本欄兩篇文章，引起一些迴響。不過，迴響者，或者旨在維護學術自由，
或者焦點在於港大副校長的委任。這些都不是筆者的原旨。筆者有興趣討論的，而且
是更加根本的，是各式各樣的推理所得出的結論，是否與現實吻合。近來中央電視台
在播放《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裡面經常提到“實事求是”與鄧小平的名言：“實踐是
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打破文革思維的關鍵。看香港的問題，也難以有其他的標
準。

在香港問題上的跨境錯解，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陰謀論所致，即把看得到的鳳毛
麟角，統統盡量往陰謀論的框架裡面塞；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結論一定是反映預設
的陰謀。另一種可能，是沒有注意兩地的文化差異，因此對於事情做出了不符合現實
的判斷；由於基本的假設錯了，推論就一直錯下去，雖則原來並非有敵意。在內地看
香港，在香港看內地，都會有同樣的錯解。

這裡舉幾個有關教育的例子，讀者也許就更加明白何所指。
分配工作與自由擇業
1984 年，訪問了教育經濟學的“教父”Mark Blaug，（當年在《信報月刊》登過訪問
記）。其中提到，他應邀訪問中國。他對大學生的就業問題特別感興趣，曾經有一篇
關於印度大學生失業問題的經典文章。他問傳譯員，中國的大學畢業生是如何找工作
的？傳譯員向他解釋了非常複雜的“分配”過程：每年一度，所有大學的代表、政府各
部門的人事機構代表，集中在北京開會，完成非常細緻的對口分配方案；代表回各自
的單位，落實到每一個畢業生的具體計劃。Mark Blaug 給她弄糊塗了，表示很難想像
如此大的國家，竟然可以如此細緻地計劃每個畢業生的去路。
傳譯員回過頭問他，“那你們也是如何搞‘分配’的？”Blaug 說，“我們沒有分配，是
畢業生各自找工作，用人單位各自聘人”。這次輪到傳譯員給弄糊塗了：“就那麼簡單？
不是會很亂嗎？真是不可思議。”
中國以前有句話：“存在決定意識”。人存在的特定環境與條件，會讓人有某種特定
的思想意識。習慣了畢業生自顧出路的 Mark Blaug，無法明白為什麼需要政府下那麼
大的功夫去為畢業生安排工作；而習慣了“工作分配”的傳譯員，自然也很難明白，成
千上萬的畢業生，如何會一一對應落到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
回顧中國，“包分配”（即保證每個人分配到一個職位）的概念，是經過了一個漫長
的過程，才過渡到目前的畢業生自謀職業。開始的時候，“不包分配”是貶詞，“不包分
配，讀來幹嗎？”開放改革，逐漸有了公營機構以外的職位（如“三資”、旅館），才有
畢業生嘗試不要分配。那些職位，因為不是國家分配的，沒有保障，高風險，然而高
收入，但也只有最勇敢的畢業生才敢嘗試。學校也不習慣，開始的時候，離開“分配”
體系的，叫做“不服從分配”，有些地方還要罰款賠償才能放人；意思是“你糟蹋了國家
的培養！”後來，不受分配的比例愈來愈大，於是出現了畢業前的“雙向選擇”，即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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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到學校擺個攤位，與學生自由洽談。一段時間，實行“計劃內”招生來的“包分配”
學生，與“計劃外”招生來的“不包分配”學生，“雙軌”並存。1997，“並軌”，全部學生不
包分配，“包分配”成為歷史。“分配”（assignment）被“就業”（employment）代替了。

即使如此，“分配”的影子仍然若隱若現。近年，畢業生失業成為社會隱憂，政府因
此關心畢業生就業率，院校於是又覺得應該為畢業生找工作。；當然那與人力規劃已
經沒有直接關係。

全面組織與自由互動
從“分配”問題的演化，可以看到幾點。第一、社會現實與社會意識是互為因果的；
有了“分配”的現實，就有“分配”的意識；就會不明白沒有“分配”的世界。第二、社會現
實的變化，促使了社會意識的變化。因為市場經濟的需要，計劃經濟概念的人力規劃
就需要變化，分配的意識就會逐漸消亡。第三、社會現實的變化往往比較快，社會意
識的演化過程卻比較緩慢；到了今天，很多內地的年青人，也許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分
配”；但那是出現勞動力市場幾乎 30 年以後的事。
從以上關於“分配”的例子看，也可以觀察到，中國是一個組織得很全面的國家。作
為一個 13 億人口的大國，政府卻可以調度全國性的例如“分配”如此龐大的運作，這是
外國人無法理解的。用西方“陰謀論”的角度看，這是“控制嚴格”，香港人也會如此看，
因為我們沒有這種現實的經驗。用內地的社會組織的觀念看，像香港這樣的自由互動
的社會就是“雜亂”、“自由主義”、“沒人管”。
換一個角度，用文化差異的視角來觀察，又不一樣。文化視角的基本點，就是人
類社會都會面臨類同的問題，都要發展；但是由於長期隔離，各個社會逐漸發展出一
套自己內部認同的理念、假設、準則與習慣，也就是該社會的社會意識。這樣的意識，
在本社會裡面，大家會覺得行之有效，理所當然，不須存疑。但是同樣的理念、假設、
準則與習慣，從另一個社會意識的視角看，假如不是全面地、溯源地看，就會覺得看
不慣，甚至認為是不應該、不可能、不能忍受的。那就是文化的跨境錯判。內地看香
港，香港看內地，都會有這種情況。因為是在“一國”之內，更容易在“兩制”之間互相錯
解。
一國兩制與跨境錯解
另一個例子。內地的大學，學生宿舍都是按專業、按年級共住的。若干年前，內
地某大學準備效法香港，學生宿舍“混住”。就有原來非常開放的學者，說：“不行的！
一定會出亂子的！”我一直不太明白。最近接觸一所 985 大學，新校區準備文科與理科
的宿舍毗鄰，作為一項改革，說是讓文理學生多點機會接觸。為什麼不乾脆混住呢？
他們說“會很不方便”。回來問問內地來的朋友，才明白，原來假如是物理系的宿舍，
輔導員也是物理系的人員；有什麼指示、措施，都是物理系管的事。假如“混住”，就
變成無法釐清管理關係。在內地的現實看來比較難以改變的事，我們從香港的現實看
來，卻非常簡單，因為我們不生活在內地的現實；而生活在內地現實的朋友，也不容
易明白香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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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例子，是港大學生會競選，其中一個閣的閣員，“被揭發”是共青團員。稍微
了解內地的朋友都知道：內地的高中生，很少不是共青團員的；要是來自不錯的名校，
更不會不是共青團員。那是內地組織學生的常態，何來“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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