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Gün R. Semin and Christianne J. De Poot, “The Question-Answer Paradigm:You Might Regret Not Noticing How a Question Is Worded,”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1997): 472–80.
结语 理性的幸福 真理会让你自由，但首先会让你痛苦。 ——马克·吐温，作家 我们不会犯错，因为我们很难看到真理，它只在一瞬间显现。我们会犯错，因为错误 让我们感到更舒服。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小说家和历史学家 有时，人们很容易看到真理，它就在我们面前，但我们仍旧难以接受它。被性侵和其 他悲剧事件伤害过的人都是受害者。许多人认为他人履行职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向我 们表明他们的个人偏好或人格特征。虽然我们一直相信政党候选人，也一直在批评我们的 主流媒体，但是，政党候选人确实可能撒谎，而我们却无视真相，继续参加游行集会支持 他。 即使有好几百项研究和几近百分之百的科学家反对我们坚定持有的观点，许多人还是 会找方法回避、不重视或歪曲那些证据。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我们的自我、政治忠诚或 控制需求会让我们不惜代价地维护我们坚定持有的观点。我们需要时间去接受那些证据， 但是有些人永远也不会接受。在“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魔法部部长不相信黑魔王伏地 魔回来了，但是当伏地魔就站在他面前时，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事实。 但是，当新闻媒体或政治广告向我们隐藏情境信息时，人们就难以看到真相，真相也 没有有形的可见特征。当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播放911报警录音时，听众听到“这家伙看上去 图谋不轨……他看起来是黑人”这句话后怎么能知道有重要的信息被省略了？当我们在照 片中看到一个表情或一个手势时，我们无法看到照片之外的情境，即使这个手势符合帮派 手势的样子也不能说明什么。当我们看到别人驾驶技术很糟，工作、学业表现不好时，或 者当我们听到人们说出伤人的话时，我们通常无法看到在他们所处的情境中发生了什么。 司机急着送人去医院吗？表现不佳的学生遭受了刻板印象威胁吗？这些人在与世隔绝期间 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他们是从哪里学到这些可以伤害人的语词的？ 我们不用假定一定有一个情境因素可以改变行为呈现的方式，但是我们也不能假定不 存在情境因素。罗宾·威廉斯说，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你一无所知的事情战斗。他 是对的吗？如果不对，或许就很难区分孰对孰错。减少认知偏差的最大挑战是，即使我们 无法看到情境力量，情境力量也总是在起作用，而我们需要对这一可能性持开放态度。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所处的情境。我们知道911接线员是否要求我们说出受害者 的种族身份；我们知道自己是否急着送人去医院；我们知道自己正在为什么而战斗，即使 其他人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是由情境原因导致的，尤其 是当行为和行为的结果是有害的或是极端之时。但是，许多人很难允许他人身上存在这种 可能性。蕴藏在解释行为和结果之中的真理就是这种普遍的可能性，也就是有比眼睛看到 的更为重要的东西在其中，但是在理解他人的行为时，肤浅片面的解释更让人舒适和节省 时间。 在写这本书期间，从许多文献中，我更新了知识，而且被自己发现的一些信息震惊， 因为这些信息数量极多，内容还很新颖。一次又一次，驾车行为研究专家将路怒症与谴责 其他司机联系在一起。研究公正世界信念的专家已经非常详细地了解，我们究竟可以（或 为什么可以）将无辜受害者确实是无辜的这一真相无视到何等程度。受害者承受的后果和 事件结果越不公正，我们无视事实的程度越明显，而且给受害者造成的结果越消极。研究 情绪和非言语行为解读的学者越来越关注情境和文化在理解面部表情中的作用。准确解读 情绪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普遍。情境确实很重要。 情境的力量确实比我们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多。情境不仅是我们在确定原因时所低估 的因素，也是帮助我们解读他人言语、行动、表情、困境和情绪的力量。审视和整合情境 需要花费更多的努力和时间。不得不否定我们最初对某个人的假定，会让我们感到难受或 尴尬，尤其是在这个人不公正地对待我们的情况下（而我们想报复他）。意识到这个世界 比我们所想的要更不公正、更难以控制，会让我们感到痛苦或害怕，听到能够反驳我们长 期持有的观点的证据时也是如此。 真相可能让人感觉不适，让我们感到害怕、焦虑和抑郁。因此，心理健康的人通常有 不少正向错觉，为支持这些错觉而出现认识偏差，一点也不奇怪。有些研究甚至认为，抗 抑郁药物一开始会诱导正向的认知偏差从而改善我们的情绪状态。 我们的幸福是不理 性的。 复杂又让人感到害怕的现实世界是多重的和背景性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通过 犯下基本归因错误可以减少不确定感，增强控制感。为我们毫无缘由的愤怒进行辩护，支 持对公正的和安全的世界的幻想，出现这样的基本归因错误可以减少认知失调所带来的不 适感。 但是，产生包括基本归因错误在内的认知偏差，也会承担不少成本，而且在我看来， 这些成本远超认知偏差所带来的收益（请参见第十章）。因此，减少认知偏差势在必行。 我们可以减少认知偏差而不因此焦虑或抑郁吗？在减少基本归因错误和其他正向的认知偏 差的同时，维持幸福状态，这可能吗？答案是肯定的。我相信，人们既可以理性地认识这 个世界，也能获得幸福。我称这种状态为理性的幸福——拥有良好的心理状态，而不像许
多心理健康的人一样很容易产生非理性的认知偏差。 我在第十章已经说过，我认为，我们绝大多数人在不产生抑郁或焦虑的前提下仍有改 善的空间。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我不相信略微减少认知偏差就会危及我们的心理健 康。但是，大幅度减少认知偏差，或者快速减少为数众多的认知偏差，或许会带来风险。 而对某些人而言，认知偏差的小幅度减少也会威胁到幸福。我们或许必须在变得更为理性 的同时努力维持我们的幸福。 终极建议 在结语部分，我承诺提供一些既可以把我们患抑郁症的风险降到最小，也可以在减少 认知偏差的同时让我们能够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的建议。我曾在第十章给出了一些减少认 知偏差的建议，现在，我提供的建议有助于抵消抑郁风险。如果你已经能够做出准确的判 断，但是被中度抑郁困扰，那么希望这一节的内容能对你有所帮助。在社会心理学课程的 最后，我会与我的学生分享这些建议，也许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他们已经不会出现那么 多的认知偏差。对于严重的抑郁症（如果不是中度抑郁），我建议向医生或心理治疗师寻 求专业的帮助。 我告诉我的学生，我的建议就是抗抑郁药物，但是我允许服用的是那种不会带来危险 的药物。从本质上说，这些建议就是提醒事项。例如，我会提醒我的学生准确判断的好处 是什么（来源于认知偏差的所有弊端）。这些好处包括：更好地为自己做决定、更好地解 决问题、减少受害者耻辱感、提升帮助他人的意愿、与其他人和睦共处、减少群体间的偏 见、减少刻板印象威胁、减少无缘由的愤怒和报复心理以及防止或减少个体间的冲突和压 力。 因此，为了在能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的同时，抵消患上抑郁症的风险，我的第一个建 议是，记住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所能获得的所有好处。这些好处并非不值一提。我们甚至 可以大声地复述这些好处。这让我们能够更加愉快地接受让人难以接受的真相，并且用愉 悦的心情抵消出现抑郁的风险。 此外，这与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是一致的，而调和的认知是减少认知失调带来的不适 感的首要方法。你还记得吗，某些认知偏差的出现理由是减少认知失调。善良、无辜的人 可能遭受噩运这一现实与我们的公正世界信念不符。承认他人对我们施以恶行是情有可原 的，与我们感到愤怒并准备报复不协调。接纳气候变化的证据与质疑气候变化不相一致。 认知失调是负面情绪和抑郁的一部分，准确判断和接受那些证据会造成认知失调。一种常 见的避免认知失调的方法是，拒绝接受这些证据，对受害者、我们愤怒的对象、记者和科 学做出有认知偏差的判断，这些认识偏差是典型的非理性幸福的基础。
我的观点是，要减少在接纳难以接受的真相时所产生的认知失调，另一个方法是增加 调和的认知。如果你已经避免了这些认知偏差，但是又被恐怖或令人悲伤的真相困扰，那 么就想一想准确判断所能带来的好处。如果你能借助这类调和的认知减少认知失调，那么 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受一点，而且我们也不会被引诱，以扩大认知偏差的方法去减少认知失 调。如此，我们就可以用一种更加理性的方法维持我们的幸福。 为了在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的同时，抵消患上抑郁症的风险，我的第二个建议是，接 受判断越准确说明你越聪明这一观念。这就是书本智慧和街头智慧的结合。这是一件值得 骄傲的事情。换句话说，告诉自己，我是聪明的人，或表明自己是聪明的人，就是一种自 我肯定，而自我肯定可以减少认知失调，因为认知失调经常会威胁自我。即使自我肯定不 会直接减少认知失调，它也能抵消抑郁。 某些名人名言能够帮助我们用自我肯定的方法将判断的准确性与智慧等同起来。亚历 山大·蒲柏说过：“人不应该对自己的错误感到羞耻，因为这正好说明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更 加睿智。”减少认知偏差可以让我们更睿智。“真正的智慧在于你知道你的无知”，这个观 点通常被认为来自苏格拉底。或许有点夸大其词，但是这听上去似乎是，我们不可避免地 无法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如此这般地行动。接受这一点，也挺睿智的。 我的第三个建议来自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卓越的理论，即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在此，我要强调的信条是，与不如自己的人相比，人们就能好受 些。你有阅读本书的动力，而且你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说明你已经高于平均水平。这是 千真万确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相较于没有读过社会心理学教材或这本书的 人，你希望满满，知道更多的认知偏差知识，而且知道如何减少认知偏差，这些会让你享 受准确判断带来的好处。 社会比较研究同样表明，与有着和你一样处境的人相比，人也可以加固自我，抵消患 上抑郁症的风险。知道自己不是唯一有特定问题的人，这是社会支持团体能够帮助许多人 的原因之一。尤其是，知道不是只有自己有出现认知偏差的风险。我的匿名网站PARBs就 是利用这一点建立的（PARBs的意思是“有认知偏差风险的匿名者”）。因为我们都有认知 偏差风险，所以我可以自夸，这个网站拥有地球上非官方成员人数最多的支持团体。 当然，临床心理学在社会比较过程之外也找到了其他原因，可以说明支持团体能够帮 助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心理学已经发展出了许多干预方法以提升人们的正面情绪。有些 干预方法对特定的人更加有效，但是为了抵消在判断变得更加准确的同时出现抑郁的风 险，这些方法还是值得一试的。近来，一项综述研究发现，这些干预方法有强大的支持效 果。这些干预方法包括：想象可能会在未来发生的积极事件、回忆或写下过去发生的积极 事件、强迫自己大笑（如练习大笑瑜伽和有氧大笑），还有正念练习，如仁慈冥想。 和这本书尤为相关的其他干预方法包括尝试影响我们所处的情境。这些干预方法被称
为情境修正或情境选择。虽然我们能为自己选择的情境很明显是有限的，但是研究表明，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社交、锻炼、身处自然环境、参与慈善活动，让自己变得更 快乐，同时，工作不要太辛苦，通勤时间不要太长，和电子设备相处时间也不要太长。 （当然，有人确实热爱他的工作，这另当别论。）参与活动的方式也很重要。能够将积极 情绪的增加最大化，活动参与策略是：最好玩的活动放在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令人 愉悦的活动间隔开。 尝试影响我们所处的情境，让自己更加快乐，这反映了这本书所要传达的重要信息： 我们的行为和结果通常是个人和情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人和情境都很重要，但是在 解释他人行为和结果时，绝大多数人在识别情境因素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1. Barnaby D. Dunn, “Helping Depressed Clients Reconnect to Positive Emotion Experience: Current Insights and Future Directions,”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19 (2012): 326–40; Catherine J. Harmer, Guy M. Goodwin, and Philip J. Cowen, “Why Do Antidepressants Take So Long to Work? A Cognitive Neuropsychological Model of Antidepressant Drug Action,”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5 (2009): 102–108. 2. Alexander Pope, as quoted in Jonathan Swift, Swift’s Miscellanies (1727). The quote from Socrates might be apocryphal. 3. Jordi Quoidbach, Moïra Mikolajczak, and James J. Gross, “Positive Interventions:An Emotion Regulation Perspective,”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1 (2015): 655–93.
致谢 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帮助。苏珊·西蒙斯（Susan Simmons）是一名 作家，也是本书的编辑，她帮助我了解整个出版过程并全程相伴。她帮助我专注于我的观 点，向我提供最初几个章节的重要的反馈意见，而且一直尽她所能和我讨论问题或给予我 社交上的支持。我非常感谢那些能够阅读本书章节，并和我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写作经 验的人，他们包括：约翰·韦弗（John Weaver）、琳达·沃里克（Lynda Warwick）、戴维· 哈瓦斯（David Havas）、海迪·伯格（Heidi Berg）、朱莉·麦奎因（Julie McQuinn）、黛 安娜·克尼奇（Diane Knich），尤其是我的朋友兼写作好友雪莉·尤克（Sherrie Yurk）。 我要感谢编辑史蒂文·米切尔（Steven Mitchell）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出版公 司给了我这样一次机会，能够与公众分享我的研究。我要感谢罗伯特·巴伦（Robert S. Baron）和约翰·哈维（John Harvey），他们是我研究生时期的导师，在他们的影响下，我 成为一名研究学者，他们总能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找出时间给我写推荐信，还在我开启本书 的写作计划时，给我鼓励。 我要感谢我的父亲罗伯特·斯塔尔德（Robert Stalder）和我已故的母亲特蕾莎·斯塔尔 德（Theresa Stalder），他们在我求学的每一阶段都给予我莫大的支持。如果能看到这本 书出版，我的母亲一定会很高兴。生活在继续，而我和我的妻子一直在承受所爱之人的离 去，包括妻子最伟大的叔叔达塔·帕蒂尔（Datta Patil）。没有他的帮助，我的妻子绝没有 机会从印度来到密尔沃基与我相遇。所爱之人的离去，是完成这一写作计划遭遇的诸多挑 战之一。我和我的妻子非常感谢在这段艰苦的时光里给予我们帮助的人，尤其是我的姊妹 朱莉·麦奎因。 我要感谢我的父亲和兄弟姊妹，他们考订了我在书中分享的家庭故事的细节。我还要 感谢妻子的姊妹阿努拉达·萨伦克（Anuradha Salunke），她经常特意问起写作进度，并表 达对我的支持。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舒本吉·斯塔尔德（Shubhangi Stalder），是她倾听 我的观点，阅读书中章节，鼓励我写作之余要勤加锻炼，总之，她在各个方面都支持我。 我的妻子比任何人都更鼓励我接下这个项目。 最后，我要感谢威斯康星大学—白水文理学院（University of Wisconsin-Whitewater College of Letters and Sciences），在我开启写作计划时，给了我一个学术假期。我还要感 谢我的系所同事，他们同意承担更加繁重的教学任务，没有他们的支持，我的学术假期也 不可能获得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