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 (柴静) (z-lib.org)

柴静

山西临汾人，一九七六年出生。

曾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在湖南卫
视主持“新青年”。

二〇〇一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先后在“时空连线”“新
闻调查”“24 小时”“面对面”等栏目担任主持人与
记者。

现为央视一套专题节目“看见”主持人。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
想
国
imaginist

看见

柴静

序言

十年前，当陈虻问我如果做新闻关心什么时，我说关心
新闻中的人——这一句话，把我推到今天。

话很普通，只是一句常识，做起这份工作才发觉它何等
不易，“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被
概念化，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识
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

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
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蒙昧就是我自身，像石头-
样成了心里的坝。
这本书中，我没有刻意选择标志性事件，也没有描绘历
史的雄心，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我只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
命印象的人，因为工作原因，我恰好与这些人相遇。他们是
流淌的，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漫溢出来，坚硬的成见和模
式被一遍遍冲刷，摇摇欲坠，土崩瓦解。这种摇晃是危险的，
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

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
疑问、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
也由无数他人构成，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
自己。

陈虻去世之后，我开始写这本书，但这本书并非为了追
悼亡者——那不是他想要的。他说过，死亡不可怕，最可怕
的是无意识，那才相当于死。他所期望的，是我能继续他曾
做过的事——就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人
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这才是活着。

十年已至，如他所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
什么出发。

目录

第一章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1

“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他开了口。
“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

第二章 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24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这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
觉羞惭。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但只不过隐约地感到怪异，
仅此而已。

第三章 双城的创伤.......47

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双城连续服毒事件
调查到最后，我们发现，最大的迷，其实是孩子的内心世
界。

第四章 是对峙，不是对抗.......67

能不能采访准确，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或者能不能有乐
趣这么简单，这事关人的性命，我要是问的不准确，不配
坐在这椅子上。

第五章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89

聚会上，朋友说，你现在做的这些题目太边缘了，大多数
人根本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作家野夫说：“那是因为我们
已经不是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免于受辱了。”

第六章 沉默在尖叫.......109

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
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

第七章 山西，山西.......132

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
类，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但凡有一点诗意，全从天上来。

第八章 我只是讨厌屈服.......155

今天你的权利受到祸害，你不说话，明天你就会失去更多
的权利。

第九章 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176

二〇〇六年二月底，我接到通知，迷迷糊糊去别的部门开
会。被惊着了，因为在“新闻联播”里要开一个有我名字
的专栏，叫“柴静两会观察”。

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199

准确是记者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
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我们需
要提醒自己：决不能走到探寻真相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

第十一章 只求了解与认识而已.......222

虐猫这期节目播出后，我收到王的短信，她要的并不是同
情，节目也没给她同情。她只要求得到公正，这个公正就
是以她的本来面目去呈现她。

第十二章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 唯有真与伪是大敌.......246

我脑袋里旧思维习惯改不了，新的又不知道怎么形成。钱
钢老师说，你可以看一看历史。“你只管用力把一个人、
一件事吃透了，后面的就知道了”。

第十三章 事实就是如此.......266

华南虎照片的真假之争，不仅事关技术，更是对事件各方
科学精神的检验，真相往往在于毫末之间。

第十四章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285

去年地震中坍塌滑坡的山体，现在已经慢慢重新覆盖上了
草木，就在这片山峦之间，正在建成新的房屋、村庄和家
庭。

第十五章 只听到青绿的细流声.......311

全世界媒体都在这儿，金牌运动员有无数人采访。我说：
“那咱们就采访不显眼的吧，失败者也成，只要打动咱俩
的就算。”

第十六章 逻辑自泥土中剥离.......333

新闻调查六年，我做的最多的就是征地题材，各种口音，
各个地方，各种冲突。节目组每天一麻袋信里，一半是关
于征地的。

第十七章 无能的力量.......355

从世俗的意义上说，卢安克做的事情没用，没效果，不可
效仿，也不可推广，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种令人内心惶
然震颤的力量

第十八章 采访是病友见的相互探问.......397

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
解。只有不把这个人鼓励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时间
对时代生活的意义。张妙死了，药家鑫死了，但如果只是
死，结束了就过去了，那就是白白死了。

第十九章 不要问我为何如此眷恋.......419

理解的基础是感受。人能感受别人的时候，心就变软了，
软不是脆弱，是韧性。

第二十章 陈虻不死.......441

谈起陈虻时，有人说智慧，有人说尖锐。白岩松说“那是
个非常寂寞的人”。他的寂寞不是孤单，是没完成。

后记

二〇〇〇年，我还是湖南卫视“新青年”主持人，进了央视后，这
个头发很快被剪断了，穿上了套装，坐在主播台上，想着自己脸上
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不知道怎么
才能忘掉自己。陈虻说：“回家问你妈、你妹，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
什么，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王轶庶 摄）

第一章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二〇〇〇年，我接到一个电话。“我是陈虻。”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可能是想给我一个发出
仰慕尖叫的时间。
“谁？”
“我，陈虻……没给你讲过课？”
“你哪个单位的？”
“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找你合作个节目。”

我们在央视后面梅地亚酒店见了面。
我打量他，中长头发，旧皮夹克耷拉着，倒不太像个领
导。他跷着二郎腿，我也跷着。
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么？”
哟，中央台的人说话都这么牛么？
我二十三四岁，不知天高地厚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种
心理感受的话，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
“我说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他都气笑了：“你再说一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柴静 看见 1

......
“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他开了口。
“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
他在烟雾里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你来吧。”
“我不去。”
我有我的节目，湖南卫视的“新青年”，人物采访，很
自在，用不着签约，我住在北京，每月去一趟，录完拿现金。
“体制里的工作我干不了。”
他也不生气，把烟头按灭了，站起身：“这样，你来参
加一次我们评论部的年会玩玩吧。”

年会上来就发奖，新闻评论部十大先进。
这十位，长得真是。头一位叫孙杰，歪着膀子上了台，
手里拿一卷卫生纸，发表获奖感言：“感冒了，没准备，写
在这纸上了，我讲几个原则啊……”讲完把纸一撕，擤擤鼻
涕下台。
晚会前是智力问答。我跟台长分一组。白岩松主持这环
节。问：“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台长按
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
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
当时正是评论部与“东方时空”分家的阶段。接下去放
的是崔永元的《分家在十月》：“运动啦，七八年就来一次……
兄弟们，抢钱抢女编导，一次性纸杯子也要，手纸也要……”
领导们坐第一排，在片子里被挨个挤兑。
“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气恨地说：‘《痛并快乐
着》，这书只配用来垫脚！，’……”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闻中
心主任李挺正被群众抢钱包，钞票全部被撒向空中，大家哈

柴静 看见 2

哈大笑。其中一百块红艳艳,飘啊飘，飘到了我手里。
嘿，这个地方好。

陈虻拿了一张破纸，让我在上面签个字：“你就算进中
央台了。”我狐疑地看了一眼。这连个合同都不是，也没有
记者证，没有工作证，没有工资卡，连个进台证都没有。

“我们看中了你，这就够了。?’
瞧他的嘴脸。
他带我去新闻评论部。我边走边打量，看了看部门口挂
的牌子： 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前卫……嗯，一个新
闻部门，还想前卫？我左看右看。
他头也不回地走在前头，一边敲打我：“你就是个网球，
我是个网球拍，不管你达到什么高度……”
哦，这人挺记仇。
他转过头盯着我：“记住，我都比你高一厘米。”
切。
一进门，办公室正中间放一把椅子，化妆师熟练地一甩，
往我身上套了块布：“来，把头发剪了。”我一直披挂在半脸
上的头发落了一地，像只小秃鸭子。“这样可以吹得很高了。”
他满意地拨弄一下我那刘海。
男同事们坐一圈，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去，给我们倒
杯水，主持人，我们一年到头伺候你，你也伺候伺候我们。”
我天生没什么机灵劲儿，还在南方女权文化里待惯了，不知
道怎么回应这种幽默，只好呆呆地去倒了几杯水。
他们跟我开玩笑：“柴静，司长大还是局长大？”
我真不知道。
陈虻把我交给那个拿卫生纸上台的家伙：“练练她,”这

柴静 看见 3

家伙看着跟那天不大一样，严肃地看了看我：“你写一写建
党八十周年节目的解说词。”

这个……
我倒真敢写，洋洋洒洒。
写完给他，他真是特别善良，看了一眼，连叹气都没叹，
诚恳地说：“你回家休息吧。”

我要做的这个节目叫“时空连线”，每天十六分钟的时
事评论，连线多方专家同时讨论。我之前从没做过新闻，陈
虻也没看过我在湖南卫视的节目，不过直觉告诉我最好别问
他是怎么发现我的，这种人绝不会按正常方式回答你，还是
少说少问为妙，免受羞辱。他只说了句:“我们要给白岩松
找个女搭裆。”

年会的晚上有人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
谈。”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挺像面试。后来才知道，白
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

大家跟我聊，他只插空问了两个问题：“你喜欢谁的音
乐？”我好像说的是平克.弗洛伊德。他问：“华人的呢？”
“罗大佑。”他没再问什么，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
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第一期节目就是惨败。是关于剖腹产的话题，我自己联
系好医生、生孩子的人，社会学家，约好演播室，化好妆坐
进去。几位台领导正从玻璃外路过，看了一眼：“有点像小
敬一丹。”陈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就代表认可啦。”

现场采访只录了三十分钟，谈完剖腹产怎么不好，就顺
利结束了。那会儿我不把电视当回事，在纸上编完稿子，让

柴静 看见 4

同事帮忙剪片子送审，自己去外地耍了。
放假回来，在办公桌上挂只大画框，是在西藏拍的照片，

还弄个水瓶，插了些花花草草。
看办公室人脸色，知道审片结果很不好。大家不好跟我

转述最狠的话，只说已经这样了，你就把结尾再录一遍吧。
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

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
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
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
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
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人到
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
广，你找了几个层面？”

我越听心底越冰，把结尾一改再改，但已无能为力。

年底晚会上，同事模仿我，披条披肩，穿着高跟鞋和裹
腿小裙子，两条腿纠结在一起坐着，把垂在眼睛上的头发用
手一拨，摸着男生的手，细声细气地采访：“你疼吗？真的
很疼吗？真的真的很疼吗？”底下哄笑，都认同是对我的漫
画像。

白岩松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拔苗助长，
别人笑我的时候，估计他心里比谁都难受。有次我穿印花纱
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

每天节目结尾主持人都要评论，我别扭坏了。按我原来
花里胡哨的文艺路子，肯定是不行的，按节目的习惯写，我
又写不来。一遍又一遍，都过不了关，到后来有一次没办法，
白岩松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

柴静 看见 5

每次重录的时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灯
光、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也不问，沉默地隐忍着。录完，
我不打车，都是走回去，深一脚浅一脚.满心是对他们的愧
疚。

部里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刚来的小姑娘，自然
而然站在最后一排边上。崔永元回头看见我，扶一下我的胳
膊，把我带到第一排正中间他的位子上，他当时连我的名字
都不知道。

他是这样的人。有个场合，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
他进来了，在饭桌边坐下来，什么也没说，但谁都不敬了。

这就是他。
那几年评论部的内部年会，看崔永元主持是我们的狂
欢，看他在台上手挥目送，戏谑风头人物，逗逗女同事，拿
领导开涮。也就他能修理陈虻，说：“陈主任站起来。”
陈虻被群众打扮成日本浪人，头顶冲天辫，重重叠叠好
多层衣服，半天才撑着大刀勉强站了起来，群众起一大哄，
小崔伸手压住，指一指大屏幕上一堆怪诞字符，只有一个中
国字是“钱”。小崔说这些字怎么念，陈主任？”
陈虻踅摸了半天：“不认识。”
“哦，陈主任连钱字儿都不认识。”
大家笑。
“再给你一次机会。”他说，"这些字里头你认识哪个？”
陈虻这次答得挺快：“钱。”
“哦，陈主任原来只认识钱。”
大家吹口哨，尖叫。陈虻手扶着大刀也跟着乐。
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别一根签字笔.揣一颗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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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开说，每次录
节目开场前心里焦虑，总得冲着墙向自己攥拳头。

我见惯了强人，他这点儿软弱几乎让我感激。

我在台里新朋友不多，史努比算一个。那时候好像就我
和他单身，办公室雷姐还想撮合我俩。我看他一眼，年岁倒
是不大，但长得吧……他自己说早上洗完脸抬头看镜子，差
点喊“大爷”。有一次在地铁，他死盯着一个姑娘看，最后
那姑娘犹犹豫豫站起来要给他让座。他真诚地对我说：“我
从小就长这样，等我四十的时候，你就看出优势了。”

他学中文的，在新闻评论部内刊上写文章，题目就是他
的梦想，叫“饭在锅里，人在床上”，不免被一干做新闻的
人讥笑。开会谈节目，他开口，一屋子人就摇头笑“人文主
义者”。别人都做时事类节目，元首访问什么的，讨巧，也
好做，他偏做生僻的，有一期叫“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有
位倾其一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专业人士和普通人都觉得
可笑，但这人在节目中说：“小人物也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
音。”别人笑，史努比只自嘲，从不反击，也没见他对人凶
恶，我有时觉得他有点近于怯懦，他只说："道德，不是没
有弱点，而是看清它，然后抑制它。”

有次聚餐，在一个吃东北菜的地方，都喝得有点儿多了，
有人大声呼喝，有人往地下砸瓶子。他也喝高了，摇摇晃晃
蹲在地上捡碎片。我去捡的时候.听见他嘟嘟囔囔：“什么是
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就是不往地上砸瓶子。”

那时候，他手头正青黄不接，每天拎着单位发的纸袋子，
装着泳衣和盗版碟，游完免费的泳，吃完免费的三餐，回家
看五张盗版碟，发工资全存建行，每天坐公交车时看着建行

柴静 看见 7

的大招牌，“有种深沉的幸福”。
就是这么个人，看我很不得意，居然花钱送给我一盆花。

是他上班路上看到地铁口挤了好多人，想着肯定是好东西，
挤进去一看，是从天安门广场上撤下来的国庆菊花，板车上
放着，一块钱一盆。

很贫贱的小黄菊，他小心翼翼地放我桌上，作陶醉状深
嗅一下，差点熏一个跟头。

中午开会大家评我的节目.他最后发言：“大家都说‘好
的我就不说了，我提点儿意见’，好的为什么不说呢？好的
地方也要说。我先说……”

我看他一眼。
他私底下爱教育我：“你生活得太塑料了，不真实。”
我白他：“怎么了？”
“过分得体。”
“什么意思？”
他来劲了，比比划划：“要像打枪一样。有句话，叫有
意瞄准，无意击发。要有这个‘无意’。”
挺神的反正。

后来，史努比跟我说过，看我当时真是吃力，天天采访
前挨个打四十分钟电话，每次采访都在本子上写一百多个问
题。化妆的时候还斜着眼继续写，化妆师一边抖抖地画眼线，
一边叹气：“我看人家别的主持人这时候拿本金庸看，你怎
么这么紧张？”到录的时候，我就照着本子上的问题往下问，
听不见对方说话，只想着自己的下一个问题。

绳子越缠越紧。
大老杨是摄像，录完节目大雪里送我回家，他说姑娘你

柴静 看见 8

可得加把油啊，领导说扶不起来就不扶了。
当时“时空连线”首次使用连线的方式让三方嘉宾评论

同一新闻事件,试图创造争论和交锋的空间。这个技术刚开
始试，还没办法在演播室里实现三方在屏幕上同时出现，只
能用电话采访，摄像在现场拍下他们说话的镜头，回来合成
画面。在演播室里我盯着空荡荡的屏幕方向，只能在耳机里
听到三位嘉宾的声音。

“往这儿看。”摄像引导我往黑暗里望，做出与三个嘉
宾交流的眼神，“要有交流感。”我只好每个问题都配合点眼
神儿，身体也跟着拧，装作在跟谁交流，营造一种气氛。光
拧这个身子就能把我弄个半死。

摄像“咂”一声：“你眼里没有人。”
我不服气：“是，那些嘉宾的人影都是后期加上的，我
根本看不见他们。”
“不是这意思。”对方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慢慢的，我已经不会写东西了，拿张纸对着，一个字也
写不出来。再过一阵子，我连话都不会说了。在餐厅遇到“新
闻调查”的张洁，他说他理解这感觉，说他拍过一个片子，
白血病人晚期的治疗要把身上的血全抽出来，再换成新的。
我血已流光，龇出一个纸一样苍白的假笑看着他。
再后来，我干脆出溜了。以前当观众时，老讥笑别人八
股腔，现在当了主持人，用得比谁都熟练，每天结尾我都说：
“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早日到来。”
这话是不会错的，然后我就可以卸妆下班了。

梦里我又回到小学四年级。
八岁的我站在教室走道里，一只手捂着左眼，一屋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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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都埋头看书。老师拿一支小棍，点着视力表的最底下一行。
这是我小时候最恐惧的场景，直到现在，看到视力表还

感到条件反射式的恶心。
我早就近视了。但谁也没看出来。
我站在过道上，非常冷静，食指上下翻飞地指着。我已

经把最后一行背熟了。老师把小棍一放，埋头边写边喊：一
点五，下一个。”……现在我跟大家一样了。谁也没注意到我，
我不动声色地回到了座位上。

眼前黑板上的字，我什么也看不清。

有一天穿过客厅，看见电视里“经济半小时”有个记者
正在采访刚当了县长的牛群。这记者叫陈大会，真是职业杀
手，快.狠、准，剑光一闪，夺命封喉。我端着饭碗站在那
儿一直看到完。

业内对他的采访有争议，但都承认他勤奋：“他是第一
个细心研究国外节目的采访记者，把节目像拆螺丝一样拆
开，每一个导语，每一个问题，包括每个表情和姿势，都模
仿研究。”

我把他的采访，还有法拉奇、拉里.金……能找到的都
打印下来塞在文件夹里，提问抄在小本上，采访前常常偷换
一下问题的内容就直接用。江湖上的小女生，以前那点儿华
丽的水袖功夫，上阵杀敌时一概用不上，只能老老实实蹲马
步，照猫画虎。

我遇见陈大会，他说要小心身上的毛病，不要到了三十
多岁改不过来，在连线采访中，要心无旁骛，不要管这节目
到底要什么，不要去管什么气氛啦交流感啦、不要冷落任何
一个嘉宾啦这回事。“你就记住一点，”他说，“新闻本身是

柴静 看见 10

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接近新闻的核心，那你这期节
目就让他一个人说话，其他两个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也无所
谓。”

我迟疑：“嘉宾会不舒服吗？”
“他们舒服不舒服不重要，记者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真
相。”
他这话让我心里动一下，但我根本没这勇气，我像只粽
子一样被死死绑住。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状态：“跟你讲个事，一九九六年的
时候，‘东方时空’开会，制片人问大家，咱们‘东方之子’
的采访记者最差的是谁？XX 还是陈大会？”

我开始向他学，但是这种拣本《葵花宝典》闭门自修的
方式，很容易就向邪路上去了，以为厉害的记者就是要把别
人问得无地自容。

遇上一个新闻，两名陕西青年组队骑自行车飞越长城，
有一位失去了生命。我策划了一期“飞越的界限”，采访遇
难者的队友和教练，他的队友在节目里朗诵爱国的诗，我问：
“你就是想要那种特别来劲的感觉吗？这比命还重要
吗？……这是不是草台班子？你们是不是炒作？……”

录完后同事奇怪我的变化：“哟，这次挺尖锐啊。”我还
挺得意。

李伦当时是“生活空间”的编导，给我发了条短信：“你
把重心放错了吧？”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看到《南方周
末》上刘洪波评论这期节目：“电视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
营。”他认为责问的对象应该是负责安全审查的管理部门，
用不着只拿当事人取笑。

柴静 看见 11

网上有观众写看完这节目的感受：冷酷的东方时空，冷
酷的柴静。

过了好几年再看这期节目，提的问题还在其次，那个坐
在台上、-头短发、雪青色套装的女主持人，脸上都是凌厉，
眼内都是讥诮。我不是试图去了解他们，而是已经下了一个
判断。

满满腾腾都是杀气。
我那点儿本来就少的观众说：“本来觉得你还有点亲和
力，现在不太喜欢你了。”

央视南院食堂，每天集体吃饭时电视上正重播“时空连
线”，陈虻吃完饭给我打个电话：“人家说，这人还是陈虻招
的？你可别让我丟人。”说完把电话挂了。

他骂人的这个劲儿，史努比说过，让人轻生的心都有--
因为他骂的都是对的。

他审一个人的片子，审完把对方叫过来，问人家多大岁
数了。对方莫名其妙，问这干嘛。他说:“看你现在改行还
来不来得及。”

他嫌我小女生新闻的那套路数："你简直矫揉造作不可
忍受。”

小女生血上头，眼泪打转。
他还说：“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可怕。”
直到他看我真没自信了，倒是对我温和点了：“你得找
到欲望。”
“我欲望挺强的呀。”我回嘴。
“你关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说。
“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我拧巴得很。一期节目三方连

柴静 看见 12

线，我得时刻想着我的身体要拧成三十五度、四十五度、六
十度角，还要想脸上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
来什么都得想，我怎么能忘掉自己？

“回家问你妈、你妹，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别当
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我真是一期一期问我妈和我妹，设计问题时有点用，尽
量从常识出发，但一上台，几盏明晃晃的灯一烤，导播在耳
机里一喊“三,二，一，开始”，身体一紧，我声音就尖了，
人也假了。

陈虻说：“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答案么？你要
不期待，你就别问了。”

我不作声。

我问医生朋友：“为什么我呼吸困难？”
他说：“情绪影响呼吸系统使呼吸频率放慢，二氧化碳
在体内聚集造成的。”
“有什么办法吗？”
“嗯，深呼吸。
上楼的时候，我深呼吸；下楼的时候，我深呼吸。我看
着电梯工，她松松垮垮地坐着，闲来无事，瞪着墙，永远永
远。我强烈地羡慕她。
上班时只有在洗手间，我能松垮两分钟。我尽量延长洗
手的时间，一直开着龙头，一边深呼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经开始散发失败者的味儿，再这样下去谁
都会闻出来了--在动物界，你知道，只要你散发出那样的气
味，几乎就意味着没有指望了，很快，很快，就会被盯上，
毫不留情地被扑倒在地。同伴会四奔逃散，甚至顾不上看你

柴静 看见 13

一眼。
那段时间，临睡前，我常看一本叫《沉默的羔羊》的书，

不知哪儿来的满是错别字的盗版，书皮都快掉了。
很多年后，我看到了它的续集，愤怒地写信给作者。我

说你这续集里蹩脚的狗屁传奇故事把我心里的史达琳侮辱
了。那个吃着意大利餐、欣赏油画、跟食人魔医生谈童年创
伤的女人根本不是她。

在我心里，她一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二十四岁的
实习生，说话带点儿土音，偶尔说粗口，没有钱，穿着一双
不怎么样的鞋子，孤身一人去调查杀人案，监狱里的疯子把
精液弹到她脸上，参议员认为她偷了自己女儿的珠宝，她知
道失败和被人看轻是什么滋味。

可是她左手可以一分钟扣动七十四下扳机，胳膊上的筋
脉像金属丝一样隆起，卷起袖子去检验那些腐败的死尸，对
认为她只是依靠姿色混进来的男人说“请你们出去”。

她曾希望在 FBI 这个大机构里得到一席之地，但最后她
不再为身份工作，“去他妈的特工吧”，她只为死去的人工作，
在心里想象这些被谋杀的女人，跟她们经历同样的侮辱，从
刀割一样的感受里寻找线索。

人在关口上，常是一些看上去荒唐的事起作用。在演播
室开场之前，我很多次想过：“不，这个用塑料泡沫搭起来
的地方可吓不着史达琳，这姑娘从不害怕。”

我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是什么
玩意儿。

每天给各个部委打电话联系选题。大老杨看我给外交部
打电话联系大使被劫案的采访觉得好笑：“得多无知才能这

柴静 看见 14

么无畏啊。”但居然联系成了。录节目的时候他负责拍摄，
冲我默一点头。我心里一暖。

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录演播室，凌
晨剪辑送审。

就这么熬着，有个大冬天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
帮我操机,我自己不会，盯着编辑机，心想，我不干了，天
一亮我就跟陈虻打电话，去他的，爱谁谁。我在桌边坐着.
恶狠狠地一直等到七点。电话通了，陈虻开口就问：“今天
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说：“能。”
我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
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工，
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
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十八楼，刚扑到床上，导
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
级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经有人在街上了，两个小青年.惊喜地指着我，
我以为是认出了我。
“瘸子。”他们笑。
浅青色的黎明，风把天刮净了，几颗小银星星，弯刀一
样的月亮，斜钉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
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节目这么播了一期又一期，常被转载，也拿到一些奖，
过得宽松点儿了。但我说不上来自己的感觉。默多克说，新
闻人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但我心里知道我不爱扎堆。

柴静 看见 15

小时候，我有个外号叫“柴老总”，因为老是“总”着
脸，山西话。大人们例行逗孩子取乐，捏个脸啊，亲一下，
说“笑一个”什么的，我总面无表情看着对方，弄得很无趣。
谁喜欢一个不叽叽喳喳的小孩儿呢？

“你不可能是个好新闻人。”有同行直言不讳地对我说。
“什么是？”
“爱打听，好传播。”
是，我本性不是。我每天四处打电话争取采访机会，做
了很多独家的选题，但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领导和同
事接受我，让这件事成为第二天的媒体头条。我知道什么样
的题能拿奖和被表扬，可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些不是我打心
眼儿里有欲望的题，它们不会触动我。
有一些选题会让我心里一动.有次在报纸边角上看到一
个十三岁的女老师带着一批艾滋孤儿的事。那时候媒体还没
有接触过他们。报题会上大家说："那不是我们的题。”
有一天我看见法学会报告上有一个小数字，云南省女子
监狱里，暴力重犯的六成是因杀夫入狱，吓我一跳，想知道
这是怎么了，但报题会上大家说：“这是‘新闻调查’的题。”
……
这样的时候多了，想起九八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去一
家杂志实习。编辑对我挺好，让我做“物种多样性”的封面
选题。我去采访中科院植物所的人，写他们研究的困境。编
辑看了稿说：“我要的不是这个，你去编译点儿最前沿的国
外材料。”
我说：“可是我觉得国内研究的现状要提一下啊。”
“说了有用吗？”
我较劲：“我不知道，但是不说的话肯定没有。”

柴静 看见 16

“这不是我们杂志要的，改吧。”
“可是……”
“去改吧。”
“你改不改？”
“不改。”
我俩同时把电话挂了。这是我来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
我丢了它。

有一天，一个小姑娘，我当年在电台时候的听众，从广
院坐了两个多小时车来我办公室，进门也不寒暄，挺厉害地
问了我一句：“你觉得现在这样有劲么？还找得到当初和听
众之间那种信赖吗？”

我愣在那儿。她转身走了。
少年时代，我爱听台湾电台，喜欢那里的人味儿，想干
这行，一上大学就去电台兼职，毕业后找领导申请一个放花
鼓戏的周末深夜时段，做一档节目。
他跟我说：“这个节目是没钱的。”
“嗯。”
“也没加班费。”
“嗯。”
“坐车也不能报销。”
“嗯。”
我掩饰住我的狂喜--真的？让我干我喜欢干的.还不用
付钱？
节目很简单，听众写信说他们的事，我不评论，也不回
复，只把选中的信每个字都念出来，姓名日期在我看来都金
贵得很。念完往上一推音乐键，我往后一靠，潮乎乎的软皮

柴静 看见 17

耳机里头，音乐排山倒海。胳膊枕在播音台沉甸甸的皮子上，
胳膊肘那块蹭出了深褐色的印子。沉沉的晚上，头顶一盏小
灯烤着，栎木板和皮革有一种昏黄老熟的味儿，对面玻璃反
射这点小光，好像整个世界都窝在里头。从第一次坐在这儿，
我不兴奋，也不担心，心里妥当--就这儿了。

时间长了，听众说：“把你当成另一个自己
现在到了电视台，做了新闻，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在
工作，卖命地工作，但我是在为制片人、奖金、虚荣心，为
我的恐惧而工作。最简单的东西没有了，我的心不在腔子里。
有天，吹着高高的头发，化了妆去录节目，路上碰到一
个当年的朋友，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可小心，别
变成最初你反对的人。”

做了一年多主持人，二〇〇三年二月，白岩松突然把我
叫到办公室，说新疆地震，半个小时后，你去现场。“接接
地气，”他说，“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穿裙子了吧？干这行得随
时准备出发。”

新疆大地震，我们坐伊尔七六军用运输机去喀什。机舱
里开进三辆大卡车，放了十几只搜救犬的笼子，没座位，我
找了个废轮胎坐上，没窗子，噪音大得根本听不见对面的人
说话，飞了五个小时，地震局不少男同志都颠吐了。

到喀什是凌晨三点，大月亮，天地刺白，军用卡车从飞
机里开出来，我们坐上，四小时开到伽师。地面不好走，刚
开始站在卡车车厢里，站不住了就蹲着。路已经破坏得很厉
害，一颠簸，我和巨大的德国搜救犬一起滚倒在厢板上。它
一声不吭，从我身子底下挪幵，把大尾巴抽出来，厢板上一
拍，琥珀色眼睛看着我，等我爬起来了，竖耳拧头目视远方。

柴静 看见 18

下车的时候，我终于踩到地上，以为自己腿软了，低头
看，才发现自己站在一家人原来的茅草屋顶上，已经塌平，
草从地里孳出来。

我茫然往前走，六点八级的地震，两百多人死亡，眼睛
能看到的范围内，土木结构的房子基本完了，喀什噶尔平原
上空空荡荡。往前走，成百的男子，围成一圈，阿訇站在中
央，为盖着白布的死者念诵《古兰经》。再往前，女人们正
在找大石头，在空地上架锅做一点吃的。黎明刚起，巨大的
原野一片青黑，赤红的火苗一蹿一蹿舔着锅底。

如果这会儿是在演播室，灾难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需要
完成的新闻。我只关心我播报赈灾的数字是不是流利，但看
见一个老大爷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穿只解放鞋，拄着拐
走了两里路，从我们的卡车上翻找出一只在北京随处可见的
带眼的旧黄皮鞋，端详一下，套在脚上走了，我才知道什么
是賑灾。

陈虻说过:“去,用你的皮肤感觉新闻。”
这地震把我从演播室震出来，震到了地上。
再往前走，走过一个坍塌半边的墙。我站住，用手指轻
轻碰了一下，是粉砂土加了一点水泥，水泥极少，一捻就碎。
旁边站着一个戴赭黄头巾的维族老人，我还没来得及张口问
什么，她忽然回身把我抱住，在我肩头哭了起来。我下意识
地搂着她一耸一耸的肩膀，脸贴着她的脸，她的皱纹冻得冰
凉。
第二天去拍帐篷小学升旗。去的时候记者云集，小学生
从废墟压着的课桌里，把红色绿色的书包抽出来，拍拍土，
升上国旗，开始念“我美丽的校园”。
做完节目，我被表扬了：“不错，有细节。”

柴静 看见 19

拍完撤器材的时候，边上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在玩。我问
她们住在哪儿，小孩子领着我走，停在一个空地上。房子塌
了，从家里拉出来的两床被子就放在地上，连个铺的毡都没
有。我伸进手一摸，里头都是细碎潮湿的沙砾。当时晚上是
零下十二度。

“喝水怎么办？”
她们的小哥哥拿只铁皮桶，带我走了约莫一里路，有一
个积着雨水的小坑。他把漂在上面的败叶用桶底漂开，装了
半桶，回来搬两块石头，把水倒在铝壶里烧。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而我刚才在向全国人民说他们已经
背着书包开始高高兴兴上学了。
我什么也说不出口，只能蹲下来给小姑娘把鞋带系上。

新疆的最后一天，“面对面”制片人赛纳打来电话，让
帮忙采访个人物。

“采访谁？”
“不知道，你自己找。”
我找到了达吾提.阿西木。他是个村支书，戴着维族老
年人那种黑皮帽子，一圈花白淡黄的络腮胡，脸又红又宽，
坐在塌掉的房子前头砸坏的凳子上。他满脸是灰，我也是，
头发全是头盔压的印子，这次我什么问题也来不及准备。
我看了看周围，问：“您现在房子没有了，晚上睡在哪
儿？”
“地上。”
“睡着了吗？”
“一想到家里有五个人死了，想睡也睡不着。”
“睡不着的时候想什么？”

柴静 看见 20

“想以前的生活，想我村子里的一千四百多户人怎么活
下去。”

如果在演播室，这时候就会想，该第二段落了，该上升
到什么层面了，但是坐在这长天大地上，什么都没了，灯光
没了，反光板没了，耳机里的导播没了,我采访的人听不懂
汉语，翻译是当地人，只能问最简单的问题。

“这个地震怎么发生的？”
“当时感觉有打枪的声音.地就晃开了，晃了两次。我
就在原地蹲下来，旁边的那堵墙塌了下来。我滚进了水渠里。
在水渠里面我抓住了一个桑树枝。满天的灰尘。”
“从水渠出来以后呢？”
“就往家里跑。到了家以后我爬上了房顶，周围全是尘
土。我在房顶上挖，把房顶扒开花了很长的时间。”
"您用什么挖的？”
“当时找不到任何工具，就用自己的手挖。一开始看到
一个手腕时也不能确定是我媳妇还是儿媳妇，等看到衣袖的
时候我才确定是我孩子他妈。然后我就停下来了，其他人把
她挖了出来。”
他脸上全是灰，被泪水冲刷得深一道浅一道，翻译说到
“然后我就停下来了”，我心里抽动，一时问不出下一句来。
回到北京，从来不理我的节目策划陈耀文在食堂里端一
盆菜坐我对面：“现在终于可以跟你说话了，节目有人味儿
了。”

四月十七号，我得到通知，离开“时空连线”，去“新
闻调查”工作。

梁建增主任跟我谈完，看我茫茫然，以一种对小孩子的

柴静 看见 21

怜恤送我本书，写了句话：“在连线中起步，在调查中发展。”
我回去收拾东西。史努比帮我把办公室墙上挂的画框摘

下来，很大很沉。他一路拎着上头的铁丝，笨笨地换着手，
下了楼。

我回头说：“你回去吧。”
他说：“送你过去。”
到了新办公室，他找到我的桌子，退两步，把一张秃桌
子打量一下，满意地左看右看，土得不得了。还跟我的新同
事点头哈腰，意思是“姑娘不懂事儿，以后多照顾，该打打
该骂骂”，就差给人敬支烟架耳朵上了。
“画框挂哪儿？”他东张西望。
“不了，”我说，“不挂了。”

柴静 看见 22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人民医院，运送病人的医生没有隔离服，
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图中正接受采访的人民医院副院长
王吉善，一周后也发病了。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
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下一个念头，我
必须知道。（图片来自视频截图）

第二章 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晚
上大概九点，我给制片人张洁打了一个电话：“我来报到。”

张洁说：“我们正在开关于非典的会。”
我说：“我想做。”
我已经憋了很长时间。之前几个月，“非典型肺炎”已
被频繁讨论。最初，媒体都劝大家别慌，但到了四月，我家
楼下卖煎饼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气，车把上挂着一塑料袋板蓝
根，见了我从自行车上一脚踩住，问：“你不是在电视台工
作吗，这事到底怎么着啊？”我哑口无言。干着急参与不进
去，闷闷地想，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
时候你干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
口。
挂了张洁电话，手机扔在沙发上，我又拽过来给他发了
条短信："我现在就去好吗？”没等他回，我电话打过去：
“十分钟后到》”
一推开门，一屋子人，热气腾腾，跟新同事也来不及寒
暄，直接问：

柴静 看见 24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不知道。”
“那怎么做？”
“去现场。”
这个栏目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

当天晚上开会还在说要采访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
盂学农，但谁也联系不上。大家说，那就去医院吧。那时候
都没防护意识，也没有防护服，办公室姚大姐心疼我们，一
人给买了一件夹克，滑溜溜的，大概觉得这样病毒沾不上。
我分到一件淡黄的。

台里的办公区也发现了疑似病例，为防止蔓延，制作和
播出区的人员巳尽可能减少，宁可重播节目以保安全。正式
的选题程序暂时中止，这时候进不进去现场，请示也只能让
上司为难，我们几个自己商量着来。去跟北京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的人缠：“让我们进去吧。”

负责人看看录音杆：“这个毛茸茸的东西不能进。”
“那好，录音师不进。”
他再看摄像机：“这个没办法消毒，也不行。”
“那……摄像也不进。”
所有机器都不能带。
“那让我进去，我可以消毒。”我说，“给我别一个麦克，
别在衣服里面。”
“有意义吗？”
“有。”
我们跟着一位流行病学调查员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胸科医院，穿了他们的防护服。病区不在楼里，是一排平房。

柴静 看见 25

玻璃门紧闭，没人来开。调查员走在我前面，手按在门上，
用了下劲，很慢地推开，留了一个侧身进去的缝。后来主编
草姐姐说，进门之前，我回头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
在编辑台上一遍遍放慢看过，但我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门推开的那一刻，我只记得眼前一黑。背阳的过道很长，
像学校的教室长廊，那一凉，像是身子忽然浸在水里。过道
里有很多扇窗子，全开着，没有消毒灯，闻不到过氧乙酸的
味道，甚至闻不到来苏水的味儿--看上去开窗通风是唯一的
消毒手段。

病房的木门原是深绿色，褪色很厉害，推开时“吱呀”
一声响。一进门就是病床的床尾，一个老人躺在床上，看上
去发着高烧，脸上烧得发亮，脖子肿得很粗，脸上的肉都堆
了起来，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时候有一种奇
怪的水声。

“哪儿人？”调查员问。
“哈尔滨。”很重的东北口音。
“家里人？”
“老伴。”
“电话？”
“她也得了，咋天去世的。”说到这儿老人忽然剧烈地
咳嗽起来，整个上半身耸动着，痰卡在喉咙深处呼嚕作响。
我离他一米多远，想屏住，却在面罩后面急促地呼吸起
来。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贴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上气来。
背后就是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身体不受控制，脚往后
缩，想掉头就走。
那个三十多岁的调查员，站在床头一动不动。他个子不
高，离老人的脸只有几十公分，为不妨碍在纸上记录，他的

柴静 看见 26

眼罩是摘掉的，只戴着眼镜。等老人咳嗽完，他继续询问，
声音一点儿波动都没有。

整整十分钟，我死死盯着他，才有勇气在那儿站下去。
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另一张病床上的小伙子.脖子上绑
着一个痰巾，上面有一些秽迹，小腿露在被子外面，全是曲
张的静脉。我们走过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我停下来
看他。他没有昏迷，眼睛是睁着的，只是什么表情也没有。
日后，我在很多绝望的人脸上看过同样的空白。我想跟他说
几句话，调查员举手制止了。
这时，我才发现直觉里的诡异之感来自何处--整个病区
里只有三个病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鞋底在水泥地
上的摩擦声，没有仪器转动的声音，没有金属托盘在什么地
方叮当作响，这个病区没有任何声音。
胸科医院当时没有清洁区和污染区。出来后，我们站在
门外边的空地上脱隔离服，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
脱。我单脚跳着往下扒拉鞋套，踩在裤子上差点摔倒。抬头，
才发现摄像陈威正拿机器对着我，红灯亮着，我才想起来得
说点儿什么。边想边说我看到的情况，结结巴巴，没人怪我，
包括我脸上口罩勒的一道一道滑稽的印子。

“疫情公布由五天一次改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长假；
北京市确诊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
十日的新闻发布会后，恐惧“嗡”一声像马蜂群一样散开，
叮住了人群。

系统嘎嘎响了几声后迅疾启动，开始对疑似病人大规模
隔离。海淀卫生院的女医生第一次穿隔离服，穿了一半又去
拎一只桶，拎着那只桶她好像忘了要干什么，拿着空的小红

柴静 看见 27

桶在原地转来转去。我问她怎么了，她嘴里念叨着：“我小
孩才一岁，我小孩才一岁。”

医生都是跑上车的，我们也只好跟着跑，镜头抖得像灾
难片。“趁着天亮，快！快！”他们喊。

上了车，他们都不说话，手腕一直弯着向后反扣.系口
罩。系好了，过一会儿，松开，再系，系得更紧一点。

车开到中国农业大学宿舍楼底下，之前有病人住过这
里，两个穿墨蓝西装的物业在等着接应，看见一大车全副武
装的人下来都傻了。医生给他们手里塞了口罩：“戴上。”他
们木然着，以绝对服从的姿态戴上，一人戴两个蓝口罩，压
在一起。其中那个胖子，不知道从哪找了一个白色护士帽戴
着，有一种让人恐惧的滑稽。

病人的房间在二楼，防疫消毒人员上了楼，没有敲门，
先拿喷雾器往门上喷，声音很大。房里的人打开门，看见一
群通身雪白的人，一声尖叫，“咣”给关上了。门被叩了几
下，从里头瑟缩地打开，喷雾器比人先进去，印花格子被子
上，墙上张曼玉的画像上，粉红色兔子上……过氧乙酸的雾
体漫天飘落下来，掉进桌上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桶里。

后来我发现，人在那样的状况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
一个女生隔着桌子，茫然地把一张火车票递给我：“我今天
下午回家的票……能给我退了么？”我不知怎么办，把票接
过来，又放在桌上。

临走的时候，她们本能地想跟着出来。门缓缓带上，我
看见她们的脸重重地往下扯着，眼看就要哭出来。那个有一
岁小孩的医生又走了进去，安慰她们。我在门口等着她，她
出来的时候大概知道我想问她什么，说：“我也是母亲。”

那时候我才能回答陈虻的问题--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

柴静 看见 28

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到七二一医院的时候，我看到医生护士冲过来，飞奔着
跑向卫生院的消毒车。一个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的男医生
拍着车前盖，泪流满面：“政府去哪儿了呀？怎么没人管我
们了呀？”

去消毒的是海淀区卫生院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他把手
放在这个医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水来。”小伙子把过氧
乙酸沿着塑料桶沿慢慢倒进水里，打开背上的喷雾器，齿轮
低声闷响，转动，他说：“让开一下。”喷嘴处无色的水破碎
成细小的雾滴，被气流吹向远处。

“以后就这样用。”他说。旁边的人点点头，镇静下来。
但是重症病房他只能一个人去，我们的镜头也不能再
跟。
我给他提了一下淡黄色的乳胶手套，往袖子上箍一箍--
他的手套太小了，老滑下来露出一小段腕子。他看着我。我
们不知道对方叫什么，都穿着防护服，只能看到对方的眼睛。
他说：“五一后才是高峰，小心
“嗯。”
他孤零零，背着喷雾器拐过一个弯，不见了。

柴静 看见 29

二〇〇三年五月，北京东城区草厂东巷，一名医务人员正在等待接
收一名“非典”疑似患者。（CFP 图片）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为传说北京要封城。还有
人说，晚上飞机要洒消毒液。北京像一个大锅，就要盖上了。
人们开始抢购食物。我回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
里挤来挤去不知买什么好，找到一箱鸡蛋扛回家。

好像“轰”一声，什么都塌了，工作停了，学校停了，
商店关了，娱乐业关了，整个日常生活被连底抽掉，我们只
能守在急救中心，跟着他们转运病人。到哪儿去，运到哪儿，
都不知道。

二十二号，突然通知有临时转运仟务，开出两辆急救车。
长安街上空空荡荡，交警也没有，司机周师傅开金杯面包车
载着我们，跟在急救车后面开了个痛快。那年天热得晚，来
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疯了，纯金的枝子胡乱抽打着往外
长，衬着灰扑扑的荒街。老金杯在长安街上开到一百二十码，
窗开着，外头没人，风野蛮地拍在脸上。我原来以为这一辈
子，就是每天想着怎么把一个问题问好，把衣服穿对，每天
走过熟悉又局促的街道，就这么到死，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

到医院，车一停下，我看到两个医生推着一个蒙着白布
的东西,颠簸着跑过来。

我吓了一跳。
他们把它往救护车上抬的时候，我才发现，是个轮椅，
一个老太太坐在上面，从头到脚被白布罩着，白布拖在地上。
她是感染者，但没有穿隔离服，没有口罩，从普通的客梯里
推出来，身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单，大概是临时被拽过来，
算隔离手段。
病人一个接一个地出来，很多人自己举着吊瓶，我数了
一下,二十九个。
运送病人的医生居然没一个人穿隔离服，眼罩、手套也

柴静 看见 31

都没有。只是蓝色的普通外科手术服，同色的薄薄一层口罩。
我拦住一个像是领导模样的人，慌忙中.他说了一句“天井
出事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学附厲人民医院的副
院长王吉善，一周后也发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作声。编导天贺抽了一会儿他
的大烟斗，说：“觉得么，像是《卡桑德拉大桥》里头的感
觉，火车正往危险的地方开，车里的人耳边咣咣响--外面有
人正把窗户钉死。”

我们住在一个小酒店里。人家很不容易，这种情况下还
能接收我们。一进大门，两条窄窄的绳子，专为我们几个拉
出来一个通道，通往一个电梯。进了电梯，只有我们住的三
楼的按钮能亮，其他楼层都用木板封死，怕我们乱跑。进了
三楼，没有其他客人，空荡荡的长走廊里靠墙放着一溜紫外
线消毒灯，夜里磷光闪闪。

楼层的服务员挺好的，给我房间打电话，说我们要撤了，
以后你们自己照顾自己吧，给你们一人留了一个体温计，自
己每天量量吧。平常窗外男孩子们打球的操场空无一人，挂
了铁丝，满场晾的衣服，白荒荒的日头底下，飘来荡去。

我家小区也知道我去过病房了。物业给我打电话：“挺
好的吧？大家都挺关心你的……最近不回来吧？”我理解，
拍完了我们也不回办公室，车开到南院门口，把带子放在门
口传达室。会有人来取，把带子消毒后再编辑。

我妹来酒店给我送东西，我让她带只小音箱给我。晚上
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隔着三四米远，我让她站住：“放下，
走吧。”

妹妹在黯淡的路灯下看着我。去病房前我俩谈起过父

柴静 看见 32

母，我问她：
“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她说：“你可以选择不当

记者，但是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一天晚上，张洁莫名其妙地跑来酒店住，还带着一大束
花。“咳，领导，这时候您来干嘛呀？”大家心想，还得照
顾您。他不解释，还一一拥抱，男人们着实不习惯，倒拽着
花，绷着身体忍受领导的亲热。

事后，我在媒体报道里看到过张洁说：“他们儿个早期
的时候回到南院来吃过一次饭，结果大家找我反映：你还注
意不注意我们大家的安全？唉，一瞬间，真是……但转念想，
是啊，大家的安全也重要啊！”

他怕我们心里难受，就来酒店陪着我们。
记者问我，我一点不记得去南院吃饭这事儿了。费劲地
想半天，解释说：“那时，南院好像不存在了，不那么真实
地存在了。”
每天早上醒来，我闭着眼从枕头边摸到体温计，往腋下
一夹，再半睡半醒五分钟。反正发烧就去医院，不发烧也要
去。有一天，我觉得鼻子里的气是烫的，热流直蹿到脑门上，
觉得肯定是感染了。闭着眼睛想，怎么搞个 DV 进病房之类，
不能白死。睁开眼看了看体温计，才三十六度五。
有位女法警，负责给刑场上已被执行死刑的囚犯拍照。
她说从不恐惧，只有一次，晚上洗头的时候，打上洗发精.
搓起泡沫的一刹那，所有那些脸都出现在她面前。
她的话我觉得亲切。非典时，我很少感到恐惧，有一些
比这更强烈的感情控制了人。但那天晚上，我站在水龙头下，
开着冷水，水流过皮肤，一下浮出颤栗的粗颗粒，涂上洗面

柴静 看见 33

奶，把脸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觉得是死神在摸着我的脸。
我一下子睁大眼睛，血管在颈上嘣嘣地跳。我摸着血管，这
就是最原始的东西。活着就是活着。在所有的灾难中，这个
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后来我才知道，有一阵子，我们几个都认为自己肯定感
染了。从医院回来，大家不约而同冲很长时间的热水澡，觉
得有什么粉末已经沾在身上，鼻孔里嘴里呛得都是，但谁也
不说，好像不说就是一种保护。

台里给了我们五个免疫球蛋白针指标，这在当时极稀
缺，是当保命的针来打的，但司机周师傅不是本台职工，没
有指标，这五针被安排到当晚八点打，过后失效。

柴静 看见 34

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北京（CFP 图片）

“要么六个都去，要么都不去。”我们打各个电话争取，
但台里也协调不了。

录音刘昶一边听着，说了句：“别球争了。”七点半，他
把门一锁，不出来了，敲也不开。陈威跟他多年好友，扯了
扯我：“走吧，这样他安心。”

我们五个回来的时候，他正泡好功夫茶等着，一边给他
的录音杆弄土法消毒——罩个女式黑丝袜在杆头的绒上，一
根烟斜衔在嘴角，眼睛在烟雾里眯起来：“没事儿，该死屌
朝上。”

第二天在医皖里碰到个女病人，举着自己的吊瓶，看陈
威拿镜头对着她，转头跟身边医生说：“再拍，再拍我把口
罩摘下来亲丫的。”我们哈哈大笑。

“九.一一”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做娱乐脱口秀，一
边捶着桌子忍住眼泪，一边继续说笑话。我当时不太明白，
现在理解了，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我们待在急救中心，摄像小鹏每天去找漂亮的护士消
毒。他最喜欢一个叫“钢丝眼”的.因为那姑娘戴着口罩，
眼睛又大又亮，睫毛漆黑像一线钢丝。他老站在远处瞄着，
又不好意思近前。钢丝眼呵斥他：“过来！消毒！”

他说：“我不怕死。”
钢丝眼冷笑一声：“不怕死的多了，前几天我拉的那两
个比你还不怕呢，已经死了。”
他立刻凑过去了：“多给点儿。”
钢丝眼白他一眼，咕咚咕咚给他倒消毒液。
“要不要头上也来点儿？”他嬉皮笑脸指着自己的光
头。
姑娘拿起就倒。

柴静 看见 36

他服了。

混在他们当中，我迅速变得粗野了，车在空无一人的长
安街上，他们递给我根糙烟，说抽一根能防非典。工作完找
地方吃饭，饭馆大都关了，就一家湖南小馆子彪悍地开着，
几个服务员大红袄小绿裤，闲来无客在门口空地上抡大绳钻
圈，见我们车来，一笑收绳，上几锅最辣的干锅驴肉，颤巍
巍地堆成尖儿。多要一碗白蒜片，一碗红辣椒圈儿，一碗碧
绿的蒜苗段，齐投进去，滚烫得直溅猩红的泡，往米饭里浇
一大勺，再拿冰矿泉水一浸，把头栽进去吃，几只光头上全
是斗大光亮的汗珠，跟服务员说：“给我一万张餐巾纸。”

他们吃完一锅，也给我倒一杯白酒放着，讲在新疆拍日
全食，天地乌黑，只剩太阳中心鲜红一点，像钻石一样亮。
小鹏说他把机器往戈壁上一扔，放声大哭。他就是这么个人，
拍人物采访时，常是大特写，有时镜头里只剩一双眼睛：“看
这人的眼睛，就知道真不真诚。”

我说不上的跟这些人亲。

我们拍过的从人民医院转运的一部分病人，在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佑安医院治疗，我们去采访时已经可以正式进病房
拍摄了,一位大姐半躺在床上，看我蒙面进来的身形，边喘
边笑：“中央台怎么派个小娃娃来了？”

我也笑：“把脸遮住就是显年轻。”
问她现在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她看外头：“要是好了，真
想能放一次风筝。”
小鹂的镜头，跟着她的视线摇出窗外。五月天，正是城
春草木深。

柴静 看见 37

出了门，我问主治的孟医生：“她情况怎么样？”女医
生四十多岁，笑起来像春风，没直接答：“一个病人来了之
后晚上从来不睡，总张眼睛坐着，怕睡着了就死了。再这么
着就垮了。我说给我三天，我一定让你好。”

天塌地垮，人只能依靠人，平日生活里见不着、不注意
的人。这个病区里的人，连带我们这几位蛮汉，看着盂医生
的眼神，都带点孩子式的仰赖。告别时她对我说了句：“医
生要让人活着，自己得有牺牲的准备。”

“你有么？”
“我有。”她为我们拉开了玻璃门。
在空地上收拾家伙的时候，天贺拿只小 DV,突然问我：
“你害怕非典吗？”
“我不怕它，我憎恨它。”我掉头就走。
从医院出来，五月玫瑰色的晚霞里，看着湿黑的老榆树，
心想，树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晚上用小音箱听钢琴，这东
西怎么能这么好听呢？走在路上，对破烂房子都多看两眼。
干完活，无处可去，我们几个到北海坐着，架鸟的、下
棋钓鱼的、踢毽子的、吃爆肚的……都没了，四下无人，大
湖荒凉，热闹的市井之地难得闻到这青腥野蛮的潮气。远远
听见琴声，顺声望，只一位穿蓝布衫的老人，坐在斑驳剥落
的朱红亭子里，膝上一块灰布，对着湖拉胡琴，琴声有千灾
万劫里的一点从容。我们听了很久，一直到暮色四合。

这期节目叫“非典阻击战”。播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坐
在宾馆房间看，只看了前面的十分钟，就都埋头接电话和短
信。在那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我在这世界上认识这么多人，
那期节目的收视率是百分之五点七四，意思是超过七千万人

柴静 看见 38

在看。那时候才知道电视的阵势真大，短信里有个不认识的
号码，说：“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

一瞬间确实一闪念，要是现在死了，总算不会浑身散发
着失败的腐味儿。

小鹏看了一会儿手机，没理解为什么舆论会有这么大反
应，抬起头说：“咱这不就一恪尽职守么？”

陈虻也给我打了个电话，没表扬，也没骂我：“送你一
句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我父母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妈学校停课，
正在邻居家打麻将，一看见片子，手停了。邻居说我妈哭了。
但她没跟我说。她不是那种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问了我
一句：“你接下去做什么？”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医院，因为心里一直没放下那个叫
“天井”的地方。四月二十二号，我在那里看到病人从头到
尾盖着白布推出来。两天之后，我们的车又经过那里。这个
有八十五年历史的三级甲等医院刚刚宣布整体隔离。

黄色的隔离线之后，有三个护士，坐在空空荡荡的台阶
上。她们手里拿着蓝色护士帽.长长的头发刚洗过，在下午
的太阳底下晒着。相互也不说话，就是坐着，偶尔用手梳一
下搭在胸前的头发。

车在医院门口停了十分钟.小鹏远远地拿 DV 对着她们。
人类与非典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
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
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
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这里。我不明白这家医
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

柴静 看见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