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尖叫着制止她上车，但她还是走上了列车。正当车门即 将关闭的瞬间，男人试图冲进去。杰伊和那名同伴不假思索地 抓住他，把他按在地上。他们艰难地控制住他，就差挨拳头或 被他吐唾沫了。这时，他们意识到列车员发现了骚动，停下了 列车。他们抬起头，看到数百名乘客盯着他们。列车停驶，站 台上空无一人，然而没有人愿意下车帮忙。 杰伊暗自嘀咕：这就是旁观者效应！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向 围观者解释清楚情况，请求他们的援助。他需要打破“多数无 知”和“责任分散”的惯性理念，正是这些想法让他们裹足不 前。他的确这么做了，成功地说服了另外两个陌生人下车帮 忙。他们一起按住那个满口脏话的男人，直到两个身材魁梧的 保安到达现场，才移交给他们接管。 了解旁观者效应可能有助于人们克服在紧急情况下不愿挺 身而出的心理障碍，就像杰伊那样。但是我们现在也知道，无 论是姬蒂·吉诺维斯遇害的惨剧，还是旁观者效应都不像人们 长期以来认为的那样简单。6 在姬蒂·吉诺维斯遇害的那晚， 听到她呼救的一些邻居确实以某种方式进行了干预。虽然他们 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但有几个人隔着窗户大声呵斥袭击者，曾 一度吓跑了他。某些邻居，包括一名后来成为警察的纽约男 孩，宣称自己曾在袭击中报警。对此，警方从未做出回应，这 可能与美国直到4年后的1968年才设立统一的911报警电话系统 有关。在此之前，所有警察局、消防站和医院的电话号码都各 不相同，没有设立接听或响应公众来电的统一系统。
旁观者效应可能会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人们会误以为在 紧急情况下是很难获得援助的。然而，研究表明，人们确实在 许多（也许是大多数）紧急情况下进行了干预。例如，最近的 一项研究回顾了荷兰、南非和英国的城市地区的监控录像记录 的攻击性事件。7 研究人员发现，在219起涉及两人或两人以上 的公共冲突中，有199起冲突会出现至少一名旁观者出手干预 ——相当于91%的概率。 仅凭这些数字，你也许会认为，周围的人越多，就越可能 有人站出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你干预的概率会增加。理解 这种差异是很重要的：周围的人越多，其中一些人最终会意识 到问题并采取行动的机会就越大。但是，任何一个人在这种情 况下会干预的概率仍然很低，除非有什么因素触发了那个人产 生干预的念头。 理解“多数无知”和“责任分散”这两个概念仍然有助于 了解人们何时可能施以援手，以及何时不太可能施救。如果人 们由于不确定自己看到的是不是紧急情况而不愿干预，他们会 产生一些与直觉相反的预判，认为自己在更危险的情况下不太 会受“旁观者效应”的影响。当局面真的十万火急时，人们应 该更清楚紧急情况确实存在，或许也更清楚地意识到需要大家 一起施以援手。与此相一致，100多项基于旁观者研究的元分析 表明，在更危险的紧急情况下，人们不太会因为旁人的存在而 裹足不前。8
在杰伊的案例中，他对旁观者效应的理解——以及或许是 基于一名社会心理学家的新身份——促使他在旁人无动于衷时 进行了干预。但很显然，你不一定非要成为社会心理学家才进 行干预，其他身份也会对是否干预起到重要作用。事实上，仅 仅认识到你与某人共享某一身份这一点，似乎也是一个重要原 因。
扩大我们的道德圈 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我们对他人提供何种程度的帮助取 决于我们是否认为与他们共享某一身份。哲学家彼得·辛格将 之称为“道德圈”（moral circle），其界限决定了谁值得我 们的关切——当然还包括谁不值得。9 许多现今被认为是基本 人权的东西——言论自由、不受压迫的自由以及投票权——曾 经是统治阶级中的少数精英拥有的特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更 大的群体普遍拥有了这些权利。扩大妇女、少数族裔、有色人 种、宗教少数群体和性少数群体的权利，可以被理解为对道德 圈的拓展。 我们的身份的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会随时间推移和 情势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取决于最突显出来的是什么。马丁 ·路德·金曾说：“道德宇宙的光弧虽长，却终究归于正 义。”他可能是对的。因此，在不同的时刻，我们觉得有责任 帮助和照顾的对象也是不同的。 英式足球的球迷名声虽不佳，但他们愿意帮助自己阵营的 球迷。马克·莱文和同事们将曼联球迷邀请到自己位于兰卡斯
特大学的心理实验室。10 他们到达后完成了一系列实验任务， 这些测试旨在唤起他们作为曼联球迷对这支球队的热情。然 后，他们被要求步行到另一栋建筑完成这项实验研究。 半路上他们遇到了紧急情况。一个年轻人从他们前面的小 路上跑过时绊了一下摔倒在地，一边捂着自己的脚踝，一边痛 苦地呻吟着。这些球迷会帮助这个陷入困境的人吗？ 每次半路冒出来的那个笨拙的陌生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他是实验者秘密安排好的，但他的身份在每次出现时都不一 样。第一组粉丝遇到的是穿着一件无任何装饰衬衫的年轻人； 第二组见到的年轻人则穿着曼联球衣，表明自己是红魔的忠 粉；第三组遇到的则是一名身着利物浦球衣的球迷。在许多曼 联球迷眼中，利物浦是他们最强劲的对手。 上衣的简单差异至关重要。当受伤的陌生人穿着曼联球衣 时，在场有92%的曼联球迷会帮助他；如果他是利物浦球迷，在 场只有30%的曼联球迷会停下来帮助他。很重要的一点是，受试 者不愿伸出援手看似是不愿帮助竞争对手俱乐部的球迷，其实 是因为没有共同身份，因为也只有33%的人愿意帮助穿着无装饰 衬衫的陌生人！ 好吧，好吧，你肯定在想：曼联球迷是狭隘的卑鄙小人， 他们不愿意向自己团体之外的任何人伸出援手。但不要太快得 出结论……
在第二项研究中，莱文和同事们再次进行了这项实验，但 在曼联球迷到达实验室后，更换了询问他们的问题。这一次， 他们完成的实验任务旨在提醒他们多么热爱“足球这项传统悠 久的竞技比赛”，以及他们是足球迷，以此激发出他们更广 泛、更包容的那重身份。 实验研究的其他环节都和之前一样，但结果却大相径庭。 这次，受试者愿意帮助受伤的利物浦球迷，将他与曼联球迷一 视同仁。然而，他们仍然不太愿意帮助那个倒霉的穿无装饰衬 衫的陌生人。换句话说，这些粉丝被激发出了比以前更宽泛的 社交身份。他们的道德圈得到了拓展，因此愿意帮助更大范围 内的同类人，尽管只限于足球迷。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反射出那些在约旦的沙漠中被劫持的 乘客的经历。当他们有共享身份感时，他们很乐意合作。但是 当他们在食物分配、子女问题或护照问题上产生分歧时，他们 就不太愿意彼此扶持了。同样一群人在某种状况下表现得漠不 关心，换了另一种状况则可能表现出乐于助人的一面，这一切 都源于身份的转变。 急救培训项目通常聚焦于如何识别突发事件，以及相关的 应对措施。然而，提供帮助不仅仅意味着要知道施救内容。正 如以上研究所示，帮助始于我们如何构建一种充分的共享身份 后施以援手，尤其是在危险或恐怖的情况下。
潜在新身份 正如上文所述，不同情况可以激发我们的不同身份，并对 自身思维、感受和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你和其他球迷一起 挤进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时，呈现在脑海中的可能是自己的球 迷身份，而不是职业、家庭或宗教信仰身份。你拥有多重不同 的身份，环境的变化会使不同的身份轮流凸显。当然，有时我 们会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可能促使新的身份产生。 我们在第一章中曾讨论到，“物理群体”——恰巧同时聚 集于同一空间的一群人——和“心理群体”之间存在一个重要 的区别：前者仅仅共存于一个公共空间，而后者则共享同一种 身份，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具有意义的集体，比其中的个体更为 重要。 “物理群体”是潜伏的、待形成的潜在群体。无论是飞机 上的乘客、餐馆里的用餐者，还是市郊的邻里，只有发生了让 他们形成共享身份的事件时，这群人才会构成群体。有些事件 可能是经过缜密思考的故意行为，比如有人把邻居们组织成群
体以团结和组织当地社区；或者，有些事件可能是完全未经筹 划，甚至是不受欢迎的，比如劫机或灾难来袭。 这样的灾难在2005年7月7日就到来了。恐怖分子在早高峰 时段袭击了伦敦庞大的交通网络。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地铁站 引爆了3枚炸弹，还在双层巴士上引爆了一次。包括恐怖分子在 内共有52人丧生，700多人受伤。 爆炸发生后，数千名乘客受伤，许多人被吓得目瞪口呆， 被烟雾、黑暗和爆炸残骸包围。在这种可怕的情况下，人们已 经预估可能会出现大规模性恐慌——群体相互推搡、疯狂逃 跑，完全不顾伤亡人员。场面喧嚣嘈杂、混乱不堪。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英国心理学家约翰·德鲁里对群体 在紧急情况下（包括伦敦爆炸案在内）的反应进行了深入研 究。他认为，人们对灾难的认识有以下四大方面可以提高。11 第一，恐慌和过度反应并不常见。西尔维娅·雅各布森的 描述中也提到劫机事件中的人们并没有恐慌。尽管被劫持的乘 客对当时面临的事件表现出震惊、恐惧、沮丧以及极度的难以 置信，但他们从未失去理智。第二，幸存者互相扶持很常见。 第三，这种广泛的互相扶持源于他们那个时刻的共享身份。第 四，应急人员和当局对待聚集群体的方式决定了群体的反应方 式，因为前者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群体的共享身份感。
伦敦爆炸案发生后，德鲁里和同事们采访了事故幸存者， 并搜寻了亲历者对这起事故的公众陈述记录。12 尽管这些人使 用“恐慌”一词的频率不低，但大都用来描述他们恐惧和震惊 的生理反应，而不是无序或疯狂的行为。尽管面临动荡不安， 但他们普遍使用了“冷静、有序、可控”这些词来描绘人们当 时的表现。一位受访者表示： 这是一次相当平静的疏散，没有人大喊大叫地跳下地铁。 大家都很冷静。当时确实有人在哭喊，但大多数人都很冷静， 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 此外，受访者表达了与彼此间形成的团结感： 我感觉我们像是在同一条船上……当时压力很大，我们在 一起经历着，摆脱的最好方式就是互相帮助……是的，所以我 感觉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很亲近。 相互支持很常见，这与共同身份和彼此帮助方面的研究一 致。报纸报道了一系列相关故事，有57人称进行了施助、17人 称自己得到了帮助，还有140人见证了施助行为。其中仅在三则 报道中出现了有人称目睹了自私行径的情况。 紧急情况和灾难虽是极端事件，但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许多 身份动力学在相对常态且并不恐怖的情况下的运作机制。命运 共同体的感受会产生共享身份——我们都是群体的一部分。这
种共享身份产生了凝聚力，让人们能够共同努力。当人们凝聚 在一起时，共享身份就成了他们展开协作的基础。
众志成城 在本书中，我们一直认为共享身份的其中一项必要益处在 于，能使群体做到个体单枪匹马无法做到的事情。在某些情况 下，共同努力显然可以让我们获得卓越的成就。只有人们同心 协力，才能建成一座大教堂，演奏一首交响乐，或是完成全民 接种疫苗的任务。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共同努力并不一定是最 佳方式。很显然，某些任务最好是单独完成，或者至少是出于 个人兴趣才能完成。 在最近的研究中，我们开始就以上问题进行测试，审视当 我们团结一致而不是单打独斗时，我们的大脑会受到何种影 响。我们致力于研究“心理群体”是否更易实现相同的神经波 长，从而比“物理群体”——恰巧同时聚集于同一空间的一群 人——表现更佳。 在一项由迭戈·雷内罗博士主导的研究中，我们邀请174人 在实验室里完成了一系列难度较高的实验任务。13 例如，在其 中一项实验任务中，他们得到了一份物资清单，并被要求按照 在隆冬时节坠机中幸存的重要性排序。有些选项与直觉相反
——除非你是生存专家——需要缜密的推理才能做出明智的决 策。 每组实验会邀请四名受试者同时进入实验室。在他们投入 实验解决难题之前，我们会随机分配出数个四人小组展开协作 （“群体小组”），或是四人分别以个人身份全力以赴（“个 人小组”）。 为了在群体小组中建立团结意识，我们告知他们将与其他 群体竞争这项实验任务。我们还为此设立了奖金：如果某小组 在所有小组中排名前5%，他们将平分200美元奖金（每人50美 元）。之后，我们要求他们起一个队名，并让他们彼此面对 面，随着放克音乐 [1] 一起轻叩节拍。随音乐摆动是一种帮助 人们感受集体目标感的古老方式。 与此相反，被分配以个人身份完成实验任务的受试者被告 知他们将单独行动，并与其他个人展开竞争。排名前5%的个人 将获得50美元奖金。之后，我们要求他们为自己起一个代号， 让他们离开小组，用自己的耳机收听同一首放克音乐。这一安 排旨在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处于异常激烈的个人竞争中。 你可能会注意到，这种状况和你熟悉的组织或工作场所在 某些方面存在令你感到不适的相似之处。许多公司、学校，甚 至家庭的激励机制都酷似我们设置的个人赛制。人们相互竞争 奖项，强化个人身份。在开放式办公室里，许多员工戴着耳机 屏蔽掉同事，完全沉浸于自我的精神世界。
老生常谈的一个观点是，人们在可以将收益最大化时表现 最佳。然而，就我们对身份的认知而言，我们认为当人们团结 一心共同努力时，会比单打独斗时表现得更好。 当受试者准备开始实验任务时，我们的研究小组会在他们 每个人身上配置一枚小型耳机，追踪他们完成实验后的脑部电 流活动。这些耳机相当小，戴在头上如同小皇冠一般。一旦实 验开始，许多受试者似乎完全忘记了耳机的存在。 当受试者进行实验时，我们能够记录他们的大脑活动模 式，观察他们的脑部是否和小组中的其余成员处于相同的波 长。为了评估受试者的神经同步水平，我们对每位受试者在整 个实验过程中的大脑活动与其他同时进行实验任务的受试者表 现出的模式进行了比较。同一时间，他们的大脑发射电波的相 似程度有多大呢？ 我们在数据分析时首先注意到，群体小组几乎在每项任务 上都比个人小组表现更佳。他们在生存任务、数独游戏、记忆 力测试、头脑风暴和单词排序等测试中，都比单打独斗的受试 者找到了更佳的解决方案。群体协作能比单枪匹马持续稳固地 获得更好的成绩。 人们身处一个有意义的群体时，比他们仅仅是群体中的个 体时合作更多。我们告知每组实验的受试者，在每一轮的实验 中，他们个人赢得的10美元可以捐赠给所在小组，所有奖金集 中起来之后会增加一倍，然后再平均分配。所以，如果四人均
捐出各自的10美元，最后每人能因此分到20美元。我们发现， 群体小组中有74%的受试者向自己的群体捐赠了10美元，但个人 小组中这一比例仅为51%。 换句话说，群体小组几乎在集体决策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比 个人小组表现得更好。群体表现唯一不如个人表现的实验任务 是一项简单的打字任务，因为合作和协调应对拖慢了他们的速 度。群体合作并不总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但在大多数情况 下肯定是更优的选择。 观察大脑活动时，我们关注到一个几乎固定的模式。起 初，群体小组的受试者并没有比个人小组的受试者更同步。但 是随着实验深入，群体小组成员的脑部会开始彼此映射。实验 结束时，群体小组和个人小组的大脑同步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大脑同步与表现是挂钩的！同步性 更高的群体在实验任务上表现更佳——他们更擅长集体决策。 群体小组获胜的一个因素是他们的脑部处于相同的神经波长， 尽管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本身并没有察觉到这点。 类似的动力学也在教室里发挥作用。教室是人们视作“物 理群体”或“心理群体”的又一场所。在我们的共同研究者苏 珊·迪克的牵头下，我们将一个高中生物班的学生作为实验对 象，观察他们在整个学期里的大脑活动状态。14 在大约3个月 的时间里，苏珊每周都去授课，并给12名学生佩戴我们的耳
机。这样，我们对他们学习神经系统科学时的大脑活动进行了 记录。 对教师而言，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让整个教室的孩子在难度 较高的学习材料中持续保持专注。在我们的实验中，苏珊采取 了包括出声朗读、播放视频、上台演讲和引导讨论等多种方式 帮助学生们学习。这时，我们会观察这些学生在哪个环节大脑 的波长相等。 事实证明，观看视频和参与讨论不仅是课堂上最令人愉快 的环节，也是学生们大脑活动模式最相似的时段。随着学生们 的同步性增加，他们表现得更为投入，对课程内容的反馈也更 为积极。有趣的是，我们还发现，如果两名学生在上课前进行 过简短的交流，他们的脑部活动更有可能在课堂上达到同步， 当天他们会感到彼此更为亲近。那些转瞬即逝的联系似乎会让 人们大脑波长相等。 在这些研究中，人们的大脑波长相等是他们做出群体决 策、进行学习和合作的关键。他们谈到，在某些日常情况下， 提高对于共享身份和社会联系的结果的认知，可能是真正有益 的。 然而，共享身份也具备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尤其是处于 社会变革和追求世界上更大正义的时期。马丁·路德·金所说 的“归于正义的长光弧”不是人类启蒙运动的必然结果，而是 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的成果（这些抗争往往由那些无法获
得公平正义的人发起，用来提升人权以及其他集体权益）。当 人们彼此团结并将正义捍卫到底时，变革就会发生。 [1] 放克是一种美国的音乐类型，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 晚期。它是非裔美国人音乐家将灵魂乐、灵魂爵士乐和节奏蓝 调融合后，形成的一种有节奏的、适合跳舞的音乐新形式。它 也被认为是迪斯科的前身。——编者注
争取变革 共享身份能将边缘化群体及其盟友组织和动员起来，从而 推动变革。正如上文所述，人们可能就任何事情构建起社会身 份。然而，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大量遭受压迫的群体—— 农奴、奴隶、被污名化的群体和阶层——鲜有机会因共同利益 而被动员起来。这引出了一些关键问题：边缘化和被剥夺权利 的社会群体何时会因自己的社会身份团结起来，然后推动变 革？又有哪些因素可以使他们的集体行动取得成功？ 人类最重要的社会身份是围绕着共同的传统、仪式、历 史、神话故事、对成就的记忆和欢乐创造和培育的。然而，人 类的社会身份也是由逆境、困苦以及他人如何对待与“虐待” 自己这些因素促成的。当人们意识到，生活中的机遇和收益受 到限制是由于自己碰巧属于某个特定的群体，并且这些限制是 不合理的，他们往往会认为彼此是命运共同体，从而产生一种 共享的身份感。 作家兼教育家杰克逊·卡茨进行的一次演示对这一现象做 出了有力的说明。15 他首先向在座的男性发问：“你们每天会
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自己受到性侵？”这种问题被提出后伴随 的往往是令人尴尬的沉默。在大多数情况下，男性无言以对。 然后当卡茨向在座的女性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后，台下立刻纷纷 举手，女人们分享了自己每天采取的许多常规的安全预防措 施，比如手持钥匙以备防卫之需，上车前检查汽车后座，时刻 携带手机，晚上避免独自外出，随身携带胡椒喷雾，在光线充 足的地方停车，等等。 这项小实验揭示了女性面临的极其严重的危险（而许多男 性对此并不知情），但也表明了有多少女性在性别认同上的经 历。大多数男性可能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过多考虑自己的性别， 因为身为男性不会让他们置于危险之中。但是，女性采取的大 量例行预防措施表明，许多女性会更长期地意识到自己的性 别，因为要时刻预防大多数情况下由男性对她们构成的危险。 当弱势或受压迫群体认为其所处的社会制度不合法且不具 渗透性（impermeable）时，他们的社会身份就会得到强化，这 更有可能成为变革的凝聚点。16 当人们认为一项制度不具渗透 性，就会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历与自身所处的群体捆绑在 了一起，所以不能像其他处于更有利的群体的成员那样获得自 由长足的发展。同样，当他们认为这项制度不合法，他们会认 为现状从根本上讲就不公平。就性别暴力而言，女性遭遇危险 的比例比男性大得多——这种经历必然会影响她们的群体成 员。通过像“#MeToo（我也遭遇过）运动”这样的形式，人们
越来越意识到男女经历的这种差异，并认为这种差异是可怕的 且其存在完全没有正当理由。 另一个体现不合法的非渗透性的例子来自臭名昭著的“玻 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女性在职场中晋升到高级职 位前会遭遇的障碍。然而，正如“（透明）玻璃天花板”一词 暗示的，群体障碍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往往有一些力量让其 处于不可见状态。在许多文化中，类似的力量有一种强烈的、 将结果完全归因于个人行为的倾向。也有一种倾向，认为世界 和世事本质上是公平的，会将我们生活的体制合理化——这一 过程被称为“系统辩护理论”。17 很多人似乎内心相信因果报应。当坏事降临在某人身上， 他人总以为这些人多少有些罪有应得。当人们因不可控的情况 与事件而被追究责任甚至遭受羞辱或惩罚时，这种“罪有应 得”的想法就构成了“受害者有罪论”。18 这种观点常见于性 侵案，因为公众——有时甚至是司法系统——对受害妇女的指 责不亚于甚至甚于对罪犯的指责。更常见的是，将结果归咎于 个人的倾向，会导致人们在知晓不同群体在薪酬、健康状况或 司法制度存在差异时，将其视作个人选择或个人的失败。 她在酒吧里被骚扰了？好吧，她就不该穿成那样。她为什 么这么晚还出门？
她挣得比他少？确实，她没跟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好好谈 吧。 他开车又被警察拦下搜查了？好吧，如果他不开那么拉风 的车，就不会这么引人注目了。 当人们把以上种种情况的发生归为个体原因而非外部因 素，就会让人们忽视这样一个问题：一些系统性或结构性因素 对某些群体成员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其他群体成员。 另一股反对基于人们所属的社会的类别认可他们遭受的非 法待遇的力量，就是一种被称为“象征主义”的现象。19 除了 最为残酷的镇压性政权外，至少有一小部分弱势群体成员，能 克服某些障碍而取得成功。当这部分人被认为是体制是公平且 具有渗透性的证据时，就会出现“象征主义”。社会上可能出 现的任何问题都被认为是过去的事情。看，我们有一位女性CEO 了，或者我们有一位同性恋市长了，或者我们有一位黑人总统 了。 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时，至少有些人将黑人入 主白宫视作美国已经突破种族界限的一个标志。华盛顿大学的 谢里尔·凯泽教授及其同事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认为在奥巴 马当选总统后，当代种族主义问题在美国已不再是一个问题。 20 他们对减少种族不平等政策的支持度也不如奥巴马当选前
了。他们认为，奥巴马总统的成功似乎证明了美国的政治体制 是公平与公正的。 通过上述的以及其他一些方式，人们实际上参与到了体制 性辩护中，将对自己、对他人的不平等现象合理化。在我们针 对这一话题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种为制度辩护的倾向会导致 人们更严厉地评判少数族裔，抵制性少数群体应享有的平等权 利。21 当人们认同某一压迫性制度时，往往会被激励去维护这 一制度。 为了超越这种为制度辩护的力量，被剥夺自由的群体成员 及其盟友会经历一次缓慢而艰难的意识提升：“是的，这是一 个真正的问题。这确实是错误的。它是系统性的。这不是个别 事件。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什么。” “#MeToo（我也遭遇过）运动”和 “#BlackLives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最近尚在进 行中的关于意识提升的成功案例。两个运动都涉及重大组织与 街头抗议，以及有机的网络行动主义。某些人批评这两个运动 的网络部分仅仅是标签式抗议或“懒人行动主义”，但社交媒 体与手机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已经改变了这些民权问题的游戏规 则。 一些影像资料——尤其是记录警察对黑人与其他少数族裔 暴行的视频——让世界各地的人们看到了发生此类事件的惊人 频率。2014年（当年纽约警察杀害了埃里克·加纳）至2020
年，美国人中认为警察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对黑人使用过度武力 的比例从33%上升到57%。22 同样，“MeToo”标签让女性得以 记录和证明性骚扰和性侵犯在全世界不同社会中是普遍存在 的。 重要的是，类似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和MeToo运动达 成的意识提升不仅仅影响了弱势或被剥夺权利的群体成员的身 份和忠诚度。男性在得知女性遭受的性骚扰和不公平待遇后， 也会感到瞠目结舌。因此，白人也开始理解，自己相较于黑人 和其他少数种族群体成员，更受益于社会制度的结构（或享有 无罪推定的优势）。他们也开始明白这些差异从根本上而言是 不合理的，从而提倡社会变革。 当然，并不是每个男性、白人或处于优势地位的人都会发 生这样的转变，仅仅了解差异不足以促成跨群体联盟。然而， 当这些观念上的转变导致认同上的转变时，我们最终会迎来变 革运动，就像2020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游行一样，当时不 同种族、年龄、性别、宗教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发 出了自己的声音。23
阻力使我们更团结 2020年当我们在撰写本书时，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运 动的抗议活动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进行得如火如荼。抗议活动始 于明尼阿波利斯，人们要求逮捕参与杀害乔治·弗洛伊德的警 察。另一名黑人公民的不正当死亡也引发了人们的悲痛和愤 怒，人们更普遍地团结起来反对警方暴力。夏季参与“黑人的 命也是命”抗议的人数显示，该项抗议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 的抗议活动。同时，远在伦敦、多伦多、阿姆斯特丹、悉尼和 里约热内卢等城市的人们也举行了游行示威。 这些抗议绝大多数是和平抗议，但也有一些例外，抗议中 发生了抢劫案，还有抗议者与警方发生了暴力冲突。随着对抗 议活动的支持越来越多，反对声也越来越多。很明显，人们在 这些事件中看到的结果是通过自身身份的视角感知的。有些人 看到的是和平的人群行使自身的权利，另一些人看到的则是不 守规矩的暴民。有些人看到的是过度好斗的警察，另一些人则 看到警察在履行职责。身份再一次塑造了认知，构筑了他们自 身特有的现实。
但这不仅仅涉及感知。抗议期间实际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 保持和平或变得暴力的可能性与身份动力学息息相关。尤其 是，抗议者的反应往往受当局对待他们的方式的影响。这些群 体之间的关系塑造了他们的认同感以及关于适当行动路线的规 范。就这一点而言，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期间的事 件反映了从此前许多抗议运动中观察到的规律。24 例如，在2011年，英国警方在伦敦郊区的托特纳姆枪杀了 混血男性马克·达根。在他遇害后，托特纳姆爆发了骚乱，之 后蔓延到英格兰的其他一些地区。骚乱中发生了抢劫和纵火， 有五人死亡。成千上万的民众在与警方的愤怒对峙中被捕。 尽管骚乱在社区和城市间蔓延，但并没有波及所有地方。 原因何在？一份题为《伦敦骚乱》的报告发现，发生骚乱的地 区贫困程度更高，这体现在相对更低的收入、更差的健康状况 与更多的教育障碍这些因素。25 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发生骚 乱的地区受警察拦截和搜查的居民的比例也更高。 马克·达根遇害时，许多地方都存在有人被剥夺自由，以 及经常与警察发生冲突的现象。在这些地方，人们已经不信任 警察，认为自己与警察当局处于一种对立关系。当达根被枪杀 时，这些条件为公众联合起来反对警察的社会身份的出现提供 了基础。当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的人们因为警察的态度联合在 一起时，他们开始将彼此视作命运共同体。骚乱由此蔓延开 来。
警方的行动进一步培养和塑造了这种身份。直到达根死后 两天，托特纳姆才发生第一次骚乱。那天是周六，达根的家人 和朋友在托特纳姆警察局门口发起了一次抗议活动。这是一次 和平抗议，直到有人认为警察殴打了抗议人群中的一名年轻女 性，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与警方的暴力对抗第一次成为常 态”，之后情况愈演愈烈。 当然，大多数抗议并不针对警方，或者至少初衷不是如 此。人们集会反对搭建输油管道或是垃圾场。他们走上街头反 对不得人心的税收政策或政治丑闻。警察维持秩序，维护国家 权威。大多数参加抗议或参与其他集会的人是为了追求自己认 为重要的以变革为导向的目标。他们的目的不是抢劫、闹事或 加入与警方的暴力对抗之中。 当然，有时也有少数寻衅滋事的行为。媒体的报道往往集 中在砸窗户或者抢劫商店的人身上，因为他们具有新闻价值。 然而，有证据表明，真正的抗议者往往会阻止这些人或把他们 赶出去。人群会围绕适当的行为规范进行协调，并且遵守这些 规范。他们能够而且确实会自发地管理好自己。然而，这种动 态在面对警方的攻击性行动时很快就被打破了。26 在2020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中，我们看到世 界各地的警察做过好事，也看到他们做过坏事（至少就促进和 平抗议而言）。我们看到穿着普通制服的警察和抗议者一起游 行，跪在地上安慰哭泣的人们，并停下脚步帮助受伤的人。在
这种情况下，冲突逐步缓和。我们看到警察局长为社区领袖提 供平台，他们在极度沮丧的同时，试图将公众的愤怒情绪引导 为非暴力行为。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打破“我们”和“他们”的 区别，在人群中促成自我管理的形成。 然而，我们也看到警察穿着防暴装备，驾驶军用车辆驶向 和平抗议的民众。我们看到军官冲向似乎毫无挑衅意味的平 民。我们看到警察向没有违规行为且不构成威胁的抗议者和媒 体人员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这些行动强化了“我们”和 “他们”的区别，并可能将抗议者群体中的规范从和平行动转 变为暴力行动。当这些行为的视频在网上疯传时，就如同把一 根火柴扔向汽油中。 通过主观地将人群视为危险的巨石，警方引发了一种命运 共同体的体验，这种体验会制造出抗议者与当局对立的身份。 警方先发制人地使用暴力通常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在许多人看 来，这可能是抗议者使用暴力作为报复的正当理由。被驱逐的 麻烦制造者可能开始在人群中获得信任和影响力。更提倡和平 方式的抗议者可能会被赶出抗议者行列，或者他们可能选择采 用一种新的、更为暴力的规范。 换句话说，警方过激的反应往往会不必要地升级为暴力， 将人群变成暴民，将抗议变成骚乱。或许警方希望这种恐吓性 的武力方式能起到威慑作用，让抗议者落荒而逃，但他们忽略
了社会认同的力量。如果人们普遍认为当局的行为非法时，反 对者就会团结在一起对抗当局。
选择正确的立场 最终，对谁的行动和主张最为合理的认知会影响社会变革 运动的成败。一旦有足够多有能力实现变革的人加入时，社会 运动就能成功推动变革。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些人可能是投票 的公众、媒体成员、政治家，甚至是安保人员和警队本身。在 默认情况下，这些第三方倾向于支持现状，或者至少通常没有 反对的动机。当他们的忠诚度发生转变时，变革会来得更为迅 速。 抗议者和反抗运动使用的策略似乎对推动变革至关重要。 政治学家埃丽卡·切诺韦思和玛丽亚·斯蒂芬对1900—2006年 之间世界各国社会运动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27 他们比较了暴 力运动和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与“只有枪杆子里出大事”的 直觉认知相反，他们发现在历史长河中，非暴力运动比暴力运 动要成功得多。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为26%，而非暴力运动的成功 率达53%，在产生变革方面的成效是前者的两倍。 非暴力运动更具成效性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非暴力运 动对潜在支持者更具吸引力，有助于他们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社
会身份。非暴力策略被认为更合理，让更多的人加入运动中 来，并从外部获得更多支持者。第二，当局对非暴力运动使用 暴力往往会适得其反，增加人们对抗议者和激进主义分子的同 情和支持。这使得认同警察的人数减少了，同时认同抗议者的 人数增加了。 忠诚度开始转变。在那些渴望通过抗议运动改变政权—— 取代领导人和推翻独裁者——的地方，安全部队本身的忠诚度 往往至关重要。当警察和军人不愿意对和平的平民和同胞采取 更暴力的行动时，他们的忠诚度更有可能发生改变，而对此持 拒绝态度的政权则会垮台。 重要的是，要注意，非暴力抵抗不是消极抵抗。推动变革 的群体需要引起人们对其变革目标的关注。他们需要头条新 闻，需要增强意识，这通常意味着非暴力反抗，从而引起骚动 以及触犯法律。我们可能会看到人们做一些通常我们厌恶的事 情：喷涂鸦、堵塞道路和铁路、占用公园和办公楼。这些行动 不仅是为了挑战当权者，也是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最终改变 公众的舆论导向。 这导致了马修·范伯格及其同事所说的“维权人士的困 境”。28 封锁高速公路和破坏财产这样的抗议行动可以有效地 向相关机构施压并提升认知，但这些行为也可能破坏公众对社 会运动的支持。找到适当的平衡点对于推动有效的社会变革至 关重要。
媒体通常也至关重要。大多数人无法目睹抗议或其他形式 的集体行动，而是通过新闻渠道得知这些事件。媒体塑造抗议 和抵抗的方式——他们将抗议者定义为“好人”和“坏人” ——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媒体也对抗议策 略做出了回应。 政治学教授奥马尔·瓦索最近对美国民权运动期间不同类 型的抗议活动以及出现在主要报纸上的头条新闻进行了分析。 29 他发现，非暴力抗议活动与更多关于民权的头条新闻联系在 一起，而随后的民意调查发现，民权被认为是一个重要问题。 相反，暴力抗议与更多关于骚乱的头条新闻以及公众对社会控 制更强有力的认同有关。 他的分析报告表明，美国某县的非暴力抗议活动使投票给 民主党人（他们普遍支持扩大民权）的人数增加了约1.6%，但 暴力抗议使投票给民主党的人数减少了2.2%～5.4%。 大多数时候，对于大多数社会不公平现象，大多数人都属 于第三方，他们的拥护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打破平衡。即使他们 是一场变革斗争中的积极分子，他们亦是许多其他斗争中的旁 观者。作为一名旁观者，每个人都必须问自己这些基本的问 题：我和谁站在一起？谁的诉求更合理？谁站在正义一边？谁 拥护着历史的道德光弧？我认同的是谁？
第八章 培养异见 直升机炮手罗恩·赖德诺尔在1968年4月下旬听闻了那则 “黑暗而血腥”的谣言。在美国驻越南司令部附近闲逛时，赖 德诺尔遇到了他接受航空训练期间认识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 讲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故事。大约一个月前，隶属查理连队的 士兵对一个可疑的越共据点发起了本应是一次寻常的进攻。但 他们乘坐直升机进入美莱村时出了可怕的岔子。 [1] 1 匪夷所 思的是，美军只发现了一个很小的聚居地，这里只有树木、小 屋和农场动物，而其中居住的不是敌方士兵，而是妇女、儿童 以及年龄大到无法战斗的男人。在接下来的几小时里，美军屠 杀了手无寸铁的村民。大量越南平民被无情杀害——被机枪扫 射，被手枪射击，又或是被扔进家中的手榴弹炸死。据估计， 美莱村有500多人因此死亡。最后小村庄被付之一炬。 赖德诺尔震惊不已，难以相信他听到的一切。但在接下来 的一年里，他将从曾是查理连队成员或认识这些成员的人那里 听到的故事片段拼凑起来，这些细节全都十分恐怖，而且惊人 地一致。赖德诺尔竭尽所能地收集这些真实的故事。在结束任 务返回美国后，他将这一切写成一封信，并寄给了包括国会议 员、总统及五角大楼官员在内的30个人：
1968年3月在美莱村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不确定，但我确定的 是，这其中的内幕绝对非常黑暗。我仍然义无反顾地相信，无 论我们的身份多么卑微，如果你和我真的相信这个国家的建国 根基是“正义原则”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我们 必须齐心协力，推动就此事展开广泛而公开的调查。2 赖德诺尔的信引发了军队的内部调查，并导致了几起起 诉。最终，只有一个人，即威廉·凯利中尉因在美莱村犯下的 罪行被判刑。 [2] 当美国公众意识到大屠杀及其证据遭到掩盖 时，这些故事撕裂了这个国家。公众对越南战争进一步反感。 但与此同时，许多人认为罗恩·赖德诺尔及其他举报人的行为 动摇了军心，是不爱国的背叛行为，并为此感到愤怒不已。 1974年，在美莱大屠杀6年后，唯一被追究责任的威廉·凯利获 得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赦免。 罗恩·赖德诺尔仍然是一名受人尊敬的调查记者。后来回 顾他揭露士兵在美莱的暴行时，他写道：“我经常被问到的问 题不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而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3 在本章中，我们将解释社会身份如何推动人们表达异见。 尽管大多数人认为，合格的群体成员会遵守社会规范并阻止对 其群体的批评，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当人们认为有必要挽回群 体价值观及目标时，最深层次的群体忠诚往往包含表达异见。
[1] 1968年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在越南广义省美莱村制造 了“美莱村大屠杀”，杀害了500多名手无寸铁的平民。这件惨 案被认为是越战的分水岭，推动了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 译者注 [2] 1971年3月31日，美国军事法庭开庭审理了一起美军屠 杀越南平民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陪审团一致认为美军威廉 ·凯利中尉，因为谋杀了102名无辜的越南平民，该为此案负全 责。他因此获罪，审判最终结果是凯利中尉被判终身监禁。 ——译者注
权利和义务 在众多国家中，美国是深知“公民不服从”之价值的国 家。这使得持异见者和揭发者如罗恩·赖德诺尔等人引起的负 面反应更令人惊讶。从波士顿倾茶事件 [3] 到民权运动，抗议 是美国人基因的一部分。1776年发表的《独立宣言》以激烈的 异见行为建立了美国，由此，支持反抗不仅是这个国家的权 利，更是义务： 我们认为这一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并由造 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 幸福的权利……然而，当一系列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的行为表 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暴政之下时，人民就有权也有义务 去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未来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 [4] 最初隶属于英国的13个殖民地代表大会可能针对的是英国 乔治三世国王 [5] ，但他们的话语持续影响到20世纪的独立运 动，因为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试图推翻他们认为不合法的统治者 和殖民者。
在美国国内，这些话语启发了几代美国公民质疑现状和挑 战权威。在大概是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最有影响力的 演讲中，他大量引用了《独立宣言》的内容，他说，“我仍然 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是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中的。我梦想有 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 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正如罗恩·赖德诺尔将他的抗议与该国的建国根本联系起 来一样，马丁·路德·金使针对美国黑人权利的政治抗议立足 于国家最初的原则。马丁·路德·金和赖德诺尔都明白，提出 异见的代价是推进国家建国文件中体现的价值观所必须承受 的。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从受人 厌恶到遭到暗杀——以确保这个国家能践行其信念。 [3] 为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贸易，1773年12月16 日夜间，数名波士顿人化装成印第安人，潜入东印度公司的3艘 运茶船，将船上装的茶叶倒入海里。这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 火线，最终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从而促使美国独立。 ——译者注 [4] 节选自《独立宣言》。——译者注 [5] 为了节省政府在北美的军事开支，乔治三世决定限制 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向西扩展，且对当地课以重税，这就是美国 独立战争的开端。——译者注
text/part0065.html 危险的群体规范 某些真理可能是不言而喻的，但异见的价值并不属于其 中。批评者的优点和反叛者的正义都只能在旁观者的眼中得到 证实。当一个人置身事外或从历史的角度回顾过去时，很容易 高度尊重异见者或举报者，甚至将他们视为英雄。但是，当人 们在当下面对他们时，对这些人的看法可能截然不同。在现实 生活中，在我们所属的群体内，他们往往是麻烦制造者、煽动 者、离经叛道者、怪胎，甚至是彻头彻尾的大麻烦。 美国如今有一个为纪念马丁·路德·金的全国性节日。其 间，政治家、各公司以及公众人物都会向他的言辞及为后世留 下的遗产致敬。直到2011年，人们普遍视马丁·路德·金为英 雄，他的全国好感度为94%。但在他追求公民权利的年代，人们 对马丁·路德·金的看法分歧很大。1966年，也就是他发表 《我有一个梦想》这一演讲三年后，只有33%的美国人认为他是 一个正面的人物。4
事实上，在当下，人们常常对“道德反叛者”（那些在重 重阻碍下仍坚持自己价值观的人）感到不适。 伯努瓦·莫南和他的同事研究了人们对做了正确事情的人 通常会产生的不同反应。5 例如，在一个实验中，受试者们了 解到一位先前的受试者被要求撰写和录制一段演讲，她将不得 不在其中公开发表与自己信仰相悖的观点。现在的受试者有机 会听取这段录音。一组受试者听到的是这个人顺从地听从实验 者的要求，表达了自己不认同的观点。然而，另一组受试者听 到的却是一个拒绝服从的声音，拒绝任何让她讲出自己不相信 的话的意图。 一边是讨喜的服从行为，另一边是有原则的违抗行为。如 果你自己是受试者，你会更尊重哪一个？如果你和我们一样， 你会很自信地认为自己更喜欢有原则的反叛者。 但是你会如此吗？我们会如此吗？ 我们没告诉你的是，在他们了解其他任何受试者之前，上 述每种情况下的一半受试者也被要求写下和录制他们自己的演 讲，而这些受试者已经服从了实验者的要求，表达了他们不认 同的观点。另一半受试者没有收到这样的要求，因此只是其他 人服从或不服从要求的旁观者。 与服从者相比，旁观者更喜欢和尊重叛逆者。愿意为自己 的信仰坚持到底的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得出相
同的结论，很可能是因为你作为读者，并没有参与其中。 但对于那些服从要求的受试者来说，这种模式完全相反。 他们更喜欢和尊重服从的演讲者，而非反叛的拒绝者。 在随后的实验中，受试者们了解到有一位受试者拒绝完成 某项任务，理由是该任务可能涉及种族主义。重要的是，无论 受试者是否完成了这个涉及种族主义的任务，他们都再一次了 解了这位反叛的同伴。当被要求描述这位反叛的同伴的特征 时，旁观者（和自己的行为没有利益攸关）称，拒绝完成种族 主义任务的道德反叛者“意志坚定”“独立自主”“坚决果 断”或“公平公正”。但已经按要求做完同样任务的受试者则 将同一个叛逆者描述为“自以为是”“防御戒备”“容易被冒 犯”或“困惑糊涂”。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差异呢？ 站在远处，我们钦佩道德反叛者。但是，当他们动摇了我 们是善良和有道德的人这一信念时，就会改变我们的视角。在 这些情况下，道德反叛者让我们否定自我并遭他人冷眼，我们 担心这些更有道德的人会对我们做出负面评价。 我们当中谁没有听见过某人在压力下做出不道德或不高尚 的行为呢！这个人也许是迫于老板的要求而欺骗客户，或者因 为每个人都觉得有趣而去欺负某同事，然后自己心里却念想 着：“我永远不会做这种事！”然而，至少在某些时候，我们 中的许多人确实会做自己不认同的事情。反叛者在其他人保持 顺从的情况下做出不服从决定时揭露了一个事实，即许多人在
面临道德困境时往往未做正确之事。直到更有勇气的人让人们 意识到自己的道德弱点，他们才会承认甚至意识到自己的局限 性。但这些人会想：“（这个有勇气的人）真是自以为是的傻 瓜！” 事实证明，人们并不一定欣赏做好事的人，即使他们客观 上是在为他们的群体做好事。虽说人们对“吃白食”的人产生 反感并不奇怪（这种人对困难的集体项目贡献甚微，但却在项 目成功时攫取功劳；又或者逃税但又过度享用政府服务），但 更令人吃惊的是，人们对非常慷慨的群体成员也可能有同样的 负面评价。 研究人员帕克斯和斯通的一项研究聚焦人们对那些为团队 资源贡献了很多但自己却很少从中获利的个人的反应。6 他们 发现，当有机会驱逐一些群体成员时，人们渴望驱逐这些慷慨 的人，一如他们想要驱逐自私的人！ 当研究人员询问人们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反应，有人说是因 为比较慷慨的群内成员让自己看起来很糟糕。但也出现了第二 种解释：慷慨之人打破了群体规范。一位受试者写道：“一个 人不断给予而不要求太多回报是很奇怪的。如果你付出很多， 你就应该获得很多。”另一位受试者写道：“如果我没看到其 他人的选择，看到他如此不同，我还可能和他相处融洽。但他 和我们大家太不一样了。”
在探究人们如何回应异见者、反叛者和批评者的科学文献 中，各类事件都会引发负面反应。将其联系在一起的主线是这 些事件威胁了人们的身份。有时，就像我们上面讨论过的道德 反叛者一样，威胁可能是群内成员的个人自我意识，但通常是 针对他们的社会身份以及他们认为的群体利益和规范。 人们捍卫他们的群体规范，因为这些规范定义了他们并有 助于协调行动，让每个人步调一致。因此，离经叛道者往往在 较小的群体中遭到更强烈的排斥，因为他们可能会对规范与共 识造成更大的破坏。7 当违反规范的人的行为模糊了群体之间的界限，混淆了成 员喜欢维护的“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时，他们会受到 特别严厉的批判。当群体面临截止日期的压力或卷入与外部群 体的竞争时，他们也往往不会欣赏越轨行为或异见。8 稍稍偏 离常规可能是合理的，但现在不是时候！当群体处于战争状态 时，是时候闭嘴并团结在旗帜周围。你要么与我们站成一队， 要么就站在我们的对立面！ 图像 但镇压异见的群体也是在玩危险游戏。在时间长河中，兼 听各种观点、听取批评意见，对于群体在面对新挑战和逆境时 保持生命力是必要的。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讨论的那样，群体 和组织过于强调遵循规则，或早或迟，往往注定要失败。
为什么我们需要异见？ 要正确理解异见、批评和反叛的优点，显然我们不能完全 依赖当前人们所持的观点。幸运的是，有大量研究异见优缺点 的科学文献。 查兰·内梅特教授，是《为“捣乱者”辩护》一书的作 者。在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致力于研究异见的影 响。她认为，异见者存在的真正好处，与其说是来自他们支持 的想法或他们提出的建议，不如说是他们改变了其他人的思维 方式。9 当人们接触到大多数人普遍持有的观点时，他们的思维往 往会变得懒惰和狭隘，专注于判断大多数人的观点是否正确。 但是，当他们听到少数人的观点，从更罕见的角度看待问题 时，他们的思维就会扩展。他们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有人会持 有这样的想法。说实话，他们经常在一开始反对这类想法，但 在反对的过程中，他们被迫撒下更广阔的思想之网，仔细考虑 甚至质疑自己一开始的想法。
这至关重要，因为这就是异见提高创新力、创造力和改进 集体决策的方式。异见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其改变了其他人的 思考方式。这意味着并不是说异见者的观点必须是正确的才能 使群体受益。他们只需要不太保留地表达，引发其他人的思 考。他们的存在可以激发更多不同的想法，并为其他人提供表 达不同观点的空间。 为了评估异见的影响，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 实验：在一个学期的课程中向其中一些学生小组中安插了异见 者。10 在超过10周的时间里，28个小组参与了解决问题的任 务，研究人员对其解决方案的独创性进行了评估。对学生而 言，其重要性相当高，因为这些问题的分值占最终成绩的40%。 在一半团队中（每队由5名成员组成），其中一人在其他人 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研究团队征募为异见者。这使研究人员能够 确定在团队中加入一位异见者是否会改进团队表现，或是只会 造成冲突并拖团队的后腿。 研究人员并没有盲目挑选这些异见者。他们需要的是能够 自然而然地提出不同意见并且乐于表达的人。因此，这14名异 见者是在之前的调查问卷中认同诸如“我预估会冒险在我的团 队中表达我的想法”和“我重视人们行为中的新颖性”之类的 表达。研究人员培训并鼓励这些学生在提出异见时始终如一并 坚持到底，但不要显得僵硬呆板。他们还要求这些异见者只有 在他们真正不同意时才表达与自己团队不同的意见。
在学期末，结果出来了。 异见者加入一个小组中会在多方面见到成效。随机分配到 异见者的团队比没有异见者的团队表现更好，而客观的外部专 家对他们作品的评价是“更具原创性”，甚至与异见者合作的 学生也注意到了不同之处。当他们思考自己小组的思维模式 时，他们认为自己小组比没有异见者的小组思维更为发散。 类似的情形在公司和组织中也发挥了作用。在对七家《财 富》世界500强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中，组织研究人员通过详细 的案例分析，来研究高层领导团队在两个特定的时间点如何发 挥作用：一是在公司成功期，二是在被广泛认为未能使关键利 益相关者满意的时期。11 在公司成功和失败这两个时期，领导 团队的动态大为不同。 共同身份的重要性显然与成功时期有关。在这些时期，领 导团队似乎更有命运共同体的感觉，更致力于解决群体问题， 表现出更多的团队精神，更专注于共同目标。 至关重要的是，在成功时期，这些组织还鼓励成员在非公 开会议中表达更多异见，成员彼此间更加开放和坦诚。这表明 异见可以随着对共同身份的强烈认同和团队精神而得到充分表 达。事实上，这些因素似乎是实验室和现实世界中团队成功秘 诀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表明，当异见持续出现并保持一致时，最有可能产生 效果。在亨利·方达主演的经典电影《十二怒汉》中，陪审团 需要决定一名被指控谋杀父亲的18岁男子是否有罪。证据似乎 很清楚，在首轮无记名投票中，12名陪审员中有11名准备投票 该男子罪名成立。其中一名陪审员想快速了结，因为他买了棒 球比赛的门票。 只有一名陪审员（第八号）认为被告可能是无罪的，而且 证据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确凿。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的观察 和提出的质疑开始慢慢改变其他陪审员的想法，他们自己也开 始质疑证据。起初还有人坚持被告有罪。但最终，最后一位支 持有罪判决的人屈服了。陪审员一致同意宣布这名年轻人无 罪。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唤醒人心的故事，其内容包括异见者 的责任以及单个坚持不懈的怀疑论者如何改变其他人的想法与 司法进程。更笼统地讲，异见者愿意在反对意见前坚持自己的 立场，这促使其他人更加仔细地思考问题。我们认为，这个人 必须真正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这是为什么呢？ 然而，与涉及人类的一切事物一样，关于异见的整个故事 是复杂的。异见并非对所有群体均产生积极影响，并且不同的 研究结果显示好坏参半。在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中，科杜·桑 巴及其同事发现，高级管理团队之间的“策略性异见”与低质 量的决策和较差的表现相关。12 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异见似乎
恶化了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实际上减少了他们对信息 的深思熟虑。 然而，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人员所称的“策略性异见”不 仅反映了某群体或组织应该如何实现目标的分歧，还反映了目 标应该是什么的分歧。在领导团队这一案例中，这种冲突反映 了组织高层对他们试图实现的目标以及他们潜在身份的分歧。 正如桑巴及其同事所说：“策略性异见与其说抓住了可以有效 整合的多样化信息和深刻见解，不如说代表了成员在捍卫既得 利益中相互冲突的目标和偏好。因此，策略性异见会扰乱信息 深究，因为管理者的动机是捍卫自己的立场，而非以开放的态 度参与搜寻和分析。”13 在前面提到的七家《财富》世界500强公司成功的时期，公 司整体拥有更高的异见度，但也有明显的团队精神，并专注于 共同的目标。在明确共同身份的背景下，异见是有益的。对于 缺乏共同身份或身份受到严重质疑的团队，异见更具挑战性和 难度，并且可能并不总是与更好的决策或业绩立即产生关联。 这不是说异见并不重要。有时，群体——无论是高级管理 层还是更广泛的社会——进行辩论及彻底改变其目标，并从根 本上重塑它们是谁以及它们代表什么，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个 过程并不容易。 为了利用异见的潜在好处，团体必须做到如下两点：其一 是必须吸纳愿意表达不同观点的成员；其二是其他成员必须并
愿意带着好奇心而非防御的态度倾听。以上两点都基于牢固而 安全的身份。
人们都会从众吗？ 尽管异见、异常行为、批评和煽动民心是很重要的课题， 但科学家已经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了解其对立面，即从 众、顺从和服从。心理学家中的“墨守成规者”对服从的关注 可以追溯到该学科历史上的两个关键事件。 一个是所罗门·阿施进行的从众实验，在该实验中，尽管 亲眼看到证据，但人们仍会接受他人的错误判断。14 正如我们 在第二章中所述，这些研究的受试者需要完成一项极其简单的 视觉任务：确定哪几条线段的长度相等。每个人都可以很好地 完成任务，直到前面回答的人开始给出错误的答案。突然间， 受试者面临着“随大流”的压力，他们在大约1/3的时间里屈服 于这种压力，通过错误地回答问题，以达到与人群一致。 第二个重大事件是几年后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 格兰姆进行的一系列研究。15 米尔格兰姆通过研究单个有权势 的人在风险远高于预计的情况下如何塑造自己的行为，扩展了 阿施的一致性发现。
他招募了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居民，进行了一项关于 “惩罚对学习的影响”的实验。受试者成对抵达耶鲁大学，一 名身穿实验室外套的实验员与他们会面。如同阿施一样，米尔 格兰姆特意做了安排，即每对受试者中只有一名成员是实验对 象，另一名则秘密地为研究团队工作。该实验指定真正的受试 者为“教师”，他们被告知将测试被分配为“学习者”的合作 伙伴的记忆力。 教师被要求向学习者朗读单词对列表，然后学习者必须背 诵下来。每次学习者犯错时，教师要施加不断升级的电击作为 惩罚。最开始时，电击电压很小，为15伏，但每多犯一个错误 电压就会增加15伏。随着研究进行，学习者犯了更多错误，他 们要遭受的电击越来越令人生畏：强烈电击，危险级电击，最 后是450伏的电击。 当教师施加电击时，学习者被要求发出越来越强烈的抱 怨，表现出痛苦，并请求教师在他们陷入有预兆的休克前能停 止电击。如果教师对实验本身表示抗议，实验员会坚定地回应 “请继续”“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你必须继续”“你绝对 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当然，实际上学习者并未接受电击， 整个场景只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诡计”。 你会不会在听到完全陌生的人痛苦地尖叫或抱怨心脏不适 时，依然对他们进行电击？大多数人说他们不会。
在进行实验之前，就“当被要求对同伴进行明显危险的电 击时，实验受试者们会如何回应”这一问题，斯坦利·米尔格 兰姆询问了一组精神病学医生的观点。临床医生的共识是，只 有千分之一的人会完全听从这样的请求。 专家们大错特错。在实验中，近2/3的受试者完全听从了实 验员的指示。相当多的人对看上去毫不知情的学习者施加了最 大程度的电击，仅仅是因为一位身穿实验室外套的人指示他们 这样做。 在阿施和米尔格兰姆的研究中，受试者们都没有对自己所 处的情况感到高兴。阿施的实验的受试者显得很困惑，他们试 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别人怎么可能弄错了呢？我的眼 睛有问题吗？”米尔格兰姆实验的许多受试者则质疑实验员： “你确定吗？我们不应该去看看他吗？”实验员不耐烦地回 答：“请继续，实验必须继续。”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坚持到 了最后，一次又一次对隔壁房间里那个看上去无助的人进行电 击。 最初，这些研究的结果非常令人惊讶并颇具启发性。他们 揭示了人类行为中那些让人始料未及的方面。许多人看到了米 尔格兰姆的实验与大屠杀暴行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是人们的想 法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很快从令人震惊的启示变成了普通的 想法，至少对社会科学家的影响是这样的。从阿施和米尔格兰 姆的实验中得出的经验似乎很清晰。人们非常循规蹈矩，即使
面对的只是来自同龄人的轻微压力，他们也像绵羊一样顺从。 人们也是盲目服从权威的，这种不假思索的服从可能导致他们 参与罪大恶极的活动。 在教科书和通俗心理学书籍中，通常仍从这些研究中汲取 上述观点。但专家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在不断发展，今天的社会 科学家对这些研究有不同的解读。从这些经典研究得出的新结 论更加微妙和复杂，甚至可能会让很久以前了解这些研究的人 感到惊讶。在每项研究中，实验的发现与受试者的社会身份之 间的联系比以前理解的要密切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