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给出建议和反馈。按照这门课的意图，我认为疲惫应该首 先来自身体，因为我们必须每天划皮划艇行驶数公里，而且每 次都要拆卸营地，并在其他地方把它重新搭建起来。然而事实 并非如此，阿拉斯加的恶劣天气为我们奉上了完全不同的冒险 经历。几乎每一天，海洋的力量都显得过于强大，并迫使我们 经常在同一个地方扎营。稍稍高于零度的气温和无休止的降雨 是我们最忠诚的伙伴，只有一个下午，天空放晴，展示出威廉 王子湾的美丽风光。另外，我们每天都要评估把这次探险继续 下去的风险，因为无线电广播警告，飓风正在向我们靠近。 总之，因为总是被迫暂停训练，我们在身体上并不怎么疲 惫，但还是感到非常不适，这让我们有机会表现出对逆境的耐 受能力，在自己和同伴们身上发现这种特质总是让人放心的。 积极为整个团队的福祉做出贡献同样重要：无论是装满水袋， 还是在倾盆大雨中走出避难所，移动一顶即将被淹的帐篷，或 者仅仅是洗盘子，哪怕是最令人不快的工作，总会有人自愿去 做。此外，无法进行户外活动，使我们得以在公用帐篷里面进 行数小时的长谈，从而比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更加深入地彼此了 解。我带着一种特殊的兴趣注视着布奇和特里，他们将是我的 两位指令长，负责管理空间站上的生活，使团队充满活力，并 与休斯敦进行最重要的沟通。在领导力方面，布奇和特里在我 看来非常不同。布奇是一个充满快乐的感染力的人，具有天生 的魅力，而且喜欢做出决策，或者说至少提供已经深思熟虑的 解决方案。特里则更加谨慎，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并倾向 于让大家共同决定。抽象地讲，两种领导风格没有孰优孰劣。
当然，两者各自适合不同的情况。总之，我认为我们的乘组掌 握在可靠的人手中。 经过十天户外生活的磨炼之后，我回到欧洲，随后很快又 出发去“星城”。在那里，作为“鬼把戏”小组的同事阿莱克 斯的后备乘组人员，我会在那个秋天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机 会：穿着奥兰航天服（Orlan），在俄罗斯进行太空行走训练。 (1) 即亚历山大·萨马库季亚耶夫（Alexander Samokutyaev），俄罗 斯宇航员。
13 莫斯科，2012年10月19日 程序写在大纸板上，由环固定在一起，用绳系在支撑舱外 活动控制面板的框架上。面板上布满控制键和指示灯，以及气 动接口，中间有一个大大的蓝色旋钮，可以根据不同工作阶段 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压力设置，打开和关闭通往航天服的氧气管 道。在轨道上有两个相同的接口，各自位于用来充当俄罗斯式 太空行走气闸舱的两个小太空舱。 阿莱克斯阅读程序，而我要根据他的指令以及需要操作按 钮和阀门。首先要进行泄漏检查：我们打开氧气导管并给航天 服充气，然后在一分钟内仔细观察压力表。它移动了一点，但 压力下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在过去的几周里，我在“星城” 做过许多次这种检查，但今天我格外留心。毕竟前几次没有人 有意愿或者办法除去我们周围的空气。而今天，在星辰公司 （Zvezda）——它一直是俄罗斯航天服的生产商——的总部， 这正是我们计划要做的事：阿莱克斯和我正置身一间巨大的真 空室。 从某些方面来讲，今天的练习与之前的模拟没有太大差 别。今天早上，我们乘坐小巴从“星城”出发，在经历了习以 为常的严峻交通考验之后到达这里，随后在陪同下走进一间小 小的更衣室，在那里穿上亮蓝色的冷却服。它与美国航空航天
局的液冷通风服类似，里面装有循环水管，但同时还配有一顶 帽子，不过看上去不太精致。穿成这样走在任何地方都会显得 奇怪，但在星辰公司很正常。我们被带着穿过有些阴暗的走 廊，这里有棕色的层压墙和印花油毡地板，通向一个宽敞高大 的房间。房间中央就是真空室，它仿佛一条张开嘴的金属鲸 鱼。这是一个巨大的白色圆柱体，直径约四米，长约七到八 米。我们到达的时候，真空室较远的一端是关闭的，较近的一 端已经打开，就像一个开盖的罐子，而盖子就悬挂在几米以外 的绞盘上。 鲸鱼的腹部覆盖着灰色金属板条，航天服就在那里等待我 们，它们被固定在一个悬挂装置上，与“星城”的那个类似， 可以轻松地移动我们穿好航天服后一百五十公斤的体重。我们 听取了关于安全的简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迅速地重新给 真空室加压。随后，我们打开电源，就像俄罗斯同事喜欢说的 那样，进入航天服中。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并不是穿上奥兰 航天服，而是钻进去。只有手套例外，它们是独立的部分。与 舱外机动套装一样，生命支持系统位于航天服背部一个类似壁 橱的容器里。不过，在奥兰航天服上，这个壁橱是铰链式的， 可以像门一样打开。宇航员坐在门上，把腿伸进航天服，同时 连接循环水管，以及音频通讯和医疗遥测电缆；接着，风扇和 水泵也打开了；最后，宇航员把身体滑入内部，让脚找到靴 子，伸展手臂，直到双手戴上手套。与穿着舱外机动套装的复 杂程序相比，这些操作显得尤其简单迅速。
在确保我们已经正确地穿好航天服之后，专家们离开了。 我想象着身后巨大的盖子慢慢靠近开口处，直至封闭罐子。今 天要进行的是最终实践测试。我们已经通过了关于奥兰系统的 非常详细的理论考试，现在我们必须证明自己能够执行所有舱 外活动之前和之后的操作。只有在这个阶段结束后，我们才能 穿着航天服进行水下训练。在休斯敦，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 而这里的做法却截然不同。 泄漏检查之后，我们排出奥兰航天服里的气体，从而恢复 与外界压力的平衡。之后，当周围压力降至几乎为零时，航天 服的调节器将进行干预，使内部压强保持在0.4 bar，即海平面 大气压强的百分之四十。如果我们在这种条件下呼吸正常的空 气，氧气的分压（仅占混合气体的百分之二十一）会过低从而 不足以维持生命，所以，现在我们不得不用氧气替换所有空 气，就像在轨道上进行真正的舱外活动之前所做的那样。因 此，我们打开氧气供应管道，将空气从我们的航天服里面排 出。 低至0.4 bar的压强会导致潜水员熟知的另一个问题：减压 病的风险。我们的身体组织中总是存在一定量的氮气，这种惰 性气体占空气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如果环境压强增加，比如当 我们潜入水下的时候，额外量的氮气就会扩散到血液和组织 中。在我们回到水面的过程中和之后，氮气又被释放，这与碳 酸汽水罐被打开时，溶解在饮料中的二氧化碳所发生的情况有 点类似。为了确保释放不会产生太大的气泡并造成危险，潜水 员在上升并返回水面期间，会分阶段减压。潜得越深，时间越
久，减压阶段便越是繁复漫长，允许氮从身体组织扩散到血液 中，并逐渐安全地输送到肺部。身着压强为0.4 bar的奥兰航天 服进行太空行走，和从水下返回水面时的情况是一样的，因为 环境压强会降低。在这种情况下，解决方案不是一系列减压阶 段，而是预防性去饱和：我们呼吸纯氧半个小时，这样有助于 氮气逐渐排到体外。这在通常的练习中仅仅是模拟程序中的一 个步骤，但今天我们要真的那样做。三十分钟后，准备就绪： 我们打开模拟排气阀，坐在外面的技术人员为我们打开真空 泵。 当周围的压力降到0.4 bar以下时，我开始听到航天服在充 气时通常会发出的噼啪声。航天服里的空间开始扩大，腿和手 臂上的软膜变成了坚硬的墙壁。这些都是熟悉的感觉，但我很 清楚，这一次航天服外面的压力确实在减小，就好像我真的身 处国际空间站，排气阀已经被打开，空气正向太空逃逸。我甚 至没有察觉到来自外部的背景噪声在逐渐减弱，直到某一刻完 全消失。除了技术人员通过音频系统发出的声音外，我们与外 界之间的声音已经被隔绝。 我试着吹口哨。我把嘴噘成圆形，然后使出所有的力气， 但只能偶尔发出一种沙沙的声响。我在耳机中听到阿莱克斯的 尝试同样不成功。吹口哨本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当你的奥兰 航天服里面的压强还不到海平面压强的一半时，就不一样了， 因为可供嘴唇发出声响的空气太少了。甚至连我们的声音也变 得沙哑，而且呼吸道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并非令人难受或不 安，只是不同寻常。
我对声音的减弱感到满意，对嗓音的变化和不能吹口哨同 样满意。我很高兴所有这些小的迹象向我证明这次经历的独特 之处。事实上，我们所有人总是被真空包围，但真空是在包裹 着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稀薄大气之外。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人类 像我们此刻这样被真空包围。宇航员的训练必须将非凡转化为 普通，在体验那些与众不同的经历之前就已经熟悉它们。然 而，有时候，花一点时间来品味我们正在经历的非凡是多么美 妙啊！ 通常只有俄罗斯宇航员才能身穿奥兰航天服进行俄罗斯式 舱外活动，正如只有美国人、欧洲人、加拿大人和日本人才被 训练使用舱外机动套装一样。阿莱克斯和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个 非同寻常的机会，是因为“科学”号多功能实验舱（MLM）。按 照计划，由欧洲航天局研发和制造的欧洲机械臂（ERA）将与它 一起发射。根据协议，多功能实验舱发射后，将有一名欧洲宇 航员参与欧洲机械臂在舱外的最终安装。这项任务预计在阿莱 克斯驻站时进行。因此，阿莱克斯是被指定的宇航员，但在太 空中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可能的延误，所以我也会作为这次 舱外活动的后备宇航员接受训练。事实上，多功能实验舱经历 了一段相当曲折的历史，以至于发射被推迟了好几年。因此， 很有可能这次命中注定的舱外活动会从阿莱克斯的远征推迟到 我的那次。不过，它被推迟到后面几次远征的可能性也是很大 的。 无论如何，我们两个都为这个机会感到高兴。首先，因为 不确定是否会有其他延误，所以，对我们两个人来说，这种训
练都有可能变成一次真正的俄罗斯式太空行走，谁又知道呢。 但无论事情如何发展，有机会通过如此特殊的训练来扩展作为 宇航员的技能，我们当然不会抱怨，而是欣然接受。此外，至 少就我而言，尽管与舱外机动套装有所不同，我依然很高兴有 机会穿着加压航天服在水下多待几个小时。我想，水中的时间 就像飞行员的飞行时间，钢琴家弹奏钢琴的时间，或者滑雪者 在雪地上度过的时间。有些事情只有通过努力训练和重复才能 掌握。 对于待在“星城”来说，当时也是一个不错的时段，因为 一群着实有趣、关系亲密的宇航员正在那里训练。不仅三号小 屋的集体生活非常活跃，我们还经常一起度过愉快的周末，包 括在莫斯科开一下午的卡丁车。那次活动毫无疑问地表明，虽 然在通常情况下受到控制，但胜负欲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很旺 盛，只需要一个纯粹的竞赛环境就可以立即将它激发出来。 当时，美国航空航天局宇航员凯文·福特即将出发前往太 空。他在“星城”度过的最后几个夜晚之一，这里组织了一次 与国际空间站的视频会议，那是发射前最后一次交流机会。在 正式会议结束之后，当时的国际空间站指令长苏妮对凯文提 出，希望向我们所有人表达问候。他们的图像投射在大屏幕 上，仿佛国际空间站上的乘组也来到我们的谢泼德酒吧，跟我 们一起喝了一杯。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我们用的是玻璃杯， 而他们用的是装满速溶橙汁的袋子和一根吸管。 同样在那段日子里，为了宣布一个重要通知，我们又在谢 泼德酒吧与休斯敦进行了连线：他们会宣布两年多之后，将由
谁执行一次与众不同的任务，它会持续整整一年，是通常时间 的两倍。特里和我格外感兴趣，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抵达几个月 后需要迎接的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是斯科特。我已 经在很多场合见过他，也很欣赏他直接的行事方式，尽管有时 稍显唐突，但他善于交际，人又慷慨，我确信他会是一个很好 的同伴。然而，对于谁将是我们在“联盟”号上的指令长，我 们尚一无所知。与前几个月宣布的消息不同，那个人不会是谢 尔盖伊·扎利奥汀。 鉴于需要等待与指令长共同在“联盟”号上进行训练，我 得以躲过俄罗斯的初冬，前往气候温和的休斯敦。今年行程模 板的气象情况对我很友好。这是一次相当短暂的旅行，但日程 紧张：在较为轻松的课程之外，我还要在十二天中进行三次潜 水训练。如果可能的话，每一次都要比平时更加谨慎地准备， 因为需要弥补整个夏天的空白，而且之后还要再参加一次考 试。在此之前，我每次潜水都有不同的教练员，而现在我被正 式托付给负责我们远征任务的团队。法鲁克负责水下训练，阿 莱克斯则负责舱外活动整体训练，包括舱外机动套装和气闸 舱。他们将在未来的两年中陪伴特里和我。能够有固定的教练 员连贯地指导训练，对我大有裨益，额外的潜水训练也提高了 我对套装的认识和对自己的信心。考试进展顺利。 第二天，在去机场返回欧洲之前，我远程参与了评估委员 会的工作，他们对我应要求提交给意大利航天局的任务拟议实 验进行了评估。这只是我在空间站的六个月内需要进行的实验
中的一小部分，但是，能够从一开始就参与意大利实验计划的 确定过程，这一点令我感到高兴。 我的任务逐渐获得了实质性的内容。十一月三十日，特里 从休斯敦发来短信，只有一句话： “从今天开始，还有两 年！”
14 “星城” ，2013年4月11日 从高高的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洒满巨大的圆形房间。窗 户朝向一座建筑物的后墙，那里杂草丛生，堆放着一些目前闲 置的模型。有几分钟的时间，我靠着沿着游泳池周边的金属扶 手驻足观看。当平台在滚动的粗大链条发出的金属噪声中缓缓 向游泳池底部下降时，我总会着迷地观看。放在平台上面的国 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的模型缓慢下降。由于水的折射和波纹的 影响，我所看到的已经淹没的部分是变形的。它们似乎来自远 方，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如此，因为水面以下就是太空。 这就是水下实验室的妙处——这个直径二十三米的圆形泳 池是俄罗斯版的休斯敦中性浮力实验室——模型并非置于游泳 池的底部，而是放在一个移动的平台上，可以在几分钟内从水 中升起。在休斯敦，我在身穿舱外机动套装训练之前常常需要 背着氧气瓶潜入水中，探索我将要在其中移动和工作的区域。 在这里，我可以步行巡查，仿佛散步一般的日常活动与令人联 想到空间站外观的迷宫般的建筑和细节重叠在一起，让人产生 超现实的感觉。几天之前，阿莱克斯和我身穿潜水服在水下探 索了一番，但今天早上，我们还是登上平台，最后看一眼离开 气闸舱后沿着俄罗斯服务舱行进的道路。三次潜水训练之后， 我们将获得身穿奥兰航天服进行太空行走的初级资格，今天是 第一次。
接着，我们一起去了乘组人员等候室。那里以典型的“星 城”风格装饰，与欧洲或者美国那种冰冷而又毫无特点的环境 截然不同：一张长长的木桌摆在房间中央，一张柔软的大沙发 ——上面的树叶图案已经褪色——地板上的花色地垫对应着两 个小更衣区，周围是摇摇晃晃的屏风。三名身着白色工作服的 护士负责房间内的工作。她们果断而又热情地帮助我们系上带 有心率和呼吸频率传感器的医疗腰带，然后又指导我们穿上打 底内衣和蓝色的冷却服。 体检结束之后，我们回到游泳池边，朝着我们的航天服走 去。身穿卡其色裤子和工作夹克的技术人员正在衣服周围忙 碌。一些人年纪似乎已经很大了，我怀疑从一九八〇年代这座 水下实验室建成开始，他们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一位技术人员 提醒我们奥兰航天服在潜水训练中有什么不同：背后的“壁 橱”在太空中将用来容纳生命支持系统，比如氧气的储备，而 在水下实验室，那里面装的是应急空气瓶。如果从水面通过脐 带进行的供给被中断，只需转动胸前的操纵杆就可以转而使用 空气瓶。紧挨着它的就是大阀门旋钮，用来调节增压。我甚至 可以自己动手操作这个旋钮，但我还是把工作留给了技术人 员。从现在就开始浪费手劲儿是无益的，之后我有的是机会花 力气。事实上，与舱外机动套装相比，奥兰航天服是在更高的 超压下工作，因此更加坚硬，每个动作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 力。压力表的指针停在0.4 bar。当然，更高的压力也会带来不 少好处：在泄漏时有更大的安全边际，去饱和的时间也非常 短，只需三十分钟。
和往常一样，奥兰航天服的穿着速度很快：在游泳池边待 了一刻钟之后，我们就已经下水了。潜水员们将我们带到游泳 池底部，并开始压载工作。我们的教练员瓦莱里透过游泳池壁 上的大窗户从水面以下的高度观察我们。碰巧到来的游客可以 透过另外那些较小的窗户观看里面的活动，有点像参观水族 馆。 压载之后，潜水员将我们带到气闸舱。从这一刻起，我们 就像是在太空中，完全依赖自己的手沿着空间站移动。遵循所 有的安全规范，打开舱门，走出气闸舱，是我们今天将要进行 的第一套“典型操作”。我们会带着自己的包，沿着服务舱移 动，然后需要彼此合作移动一个更大的重物。我们会使用小型 工具和电气连接器，并且练习操作Strela吊臂，我们将学习如 何伸展和定向。整个训练将持续大约四个小时，不会更长。 与舱外机动套装训练相比，我努力在做每个动作之前更仔 细地规划，尽量有节制、缓慢而有规律，有点像是背着一个沉 重的背包小步登山。在这里，沿着空间站移动的规范比美国的 那些更加难以执行。没有安全缆索卷轴，取而代之的是两根连 接在航天服上的缆索，必须分别解开，永远不可以一起操作， 就像是某种“飞拉达(1)”舞蹈。当一只手将缆索解开，以便沿 着路径将它向前移动时，另一只手必须握住栏杆，但绝对不可 以握在固定闭合挂钩的栏杆上，以防栏杆本身脱落。在某个地 方，我觉得像是陷入了死胡同：找不到足够多可以触及又能够 在遵守所有规范的情况下前进的栏杆。我停下来，告诉自己不 要沮丧，然后再次环顾四周。如果不是有任务在身，穿着奥兰
航天服向四周看简直是一种乐趣： 头盔非常宽敞，视野广阔， 甚至奢侈到顶部还有一扇小窗户，可以看到脑袋上方的东西。 通常情况下，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改变方向，以充分利用两臂张 开的长度。我不知道自己有一天是否能在太空中进行舱外活 动，但水下训练无疑教会了我一件事： 当你觉得没有出路时， 停下来，呼吸，并改变视角。这也许又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教 训，但我觉得我是通过四肢而不是大脑学会的。 我曾经怀着好奇与担忧想象身穿奥兰航天服进行的训练， 不仅因为它比舱外机动套装更加坚硬，还因为奥兰航天服是均 码的。我的身高是一百六十五厘米，处于奥兰航天服可接受的 人体尺寸的下限，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但都是同一种类型 的：通过拉紧在外层产生褶皱的小绳索来缩短手臂、腿部和骨 盆处的长度，有点像软百叶帘。缩得越短，外层衣料就堆得越 高。对腿部来说问题不大，因为在太空中腿几乎没有用，但肘 部增厚会导致手臂弯曲变得困难。手套只有三种尺寸，区别仅 在手指的长度上。与舱外机动套装不同的是，在游泳池训练期 间不会往航天服内插入任何类型的填充物。 奥兰航天服的简洁和坚固使它更加安全，但与舱外机动套 装相比，它的功能相对有限。话说回来，在国际空间站的俄罗 斯舱段也不需要进行长时间和复杂的舱外活动。另外，也不需 要不时地出舱维护。俄罗斯舱段的组装只需要很少的舱外手动 作业，几乎所有关键元件都位于加压舱内部，因此在维护时不 需要出舱。
尽管遇到了所有这些困难，我对自己的奥兰航天服训练还 是感到满意：我能够在水下和真空室中完成计划中的操作。尽 管是在不同的环境中，但身穿舱外机动套装进行十几次潜水的 经验，对我来说很有帮助。反之亦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我注意到通过身穿奥兰航天服的训练，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认 识，它对于在休斯敦的舱外机动套装训练非常有用。俄罗斯教 练员重视体力管理，在必要时会求助于实时监控生命参数的医 生。懂得如何以合适的节奏工作，不让自己精疲力尽，这一点 非常重要。我记得第一次与苏妮一起在中性浮力实验室潜水 时，她对我说过： “如果你是在努力工作，那就意味着你过分 努力了。”当我穿上奥兰航天服，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 多亏冬天里相对轻松的那几个月，我得以精力充沛地进入 水下实验室的课程。这种情况出现在距离发射还有两年的时候 绝非寻常：通常此时已经开始不间断的马拉松式训练。作为欧 洲航天局的后备宇航员，我的马拉松提前了很多，这也多亏了 我已经完成的作为“联盟”号随航工程师的理论课程。可以 说，在发令枪响之前，我已经跑出了十几公里。我曾经天真地 梦想能够慢慢消耗这一时间上的优势，在发射前的二十四个月 里将提前的时间分成一些短暂的休息，但我很快发现这是白日 梦。由于实际的规划和组织原因，我不得不尽快与行程模板彩 色方块中的其他乘组人员同步。 所以，整个冬季我只在休斯敦住了两周。在此之前，我和 几个朋友安静地庆祝了新年，还在加利福尼亚的朋友家小住了 几天。那两周十分轻松，没有中性浮力实验室的潜水，而是安
排了各种类型的课程，大部分是和特里一起上。其中包括模拟 最可怕的故障之一，也就是国际空间站太阳能电池板的一个或 多个电源通道关闭。我们会定期模拟这种情况，直到发射。根 据涉及的通道，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比如在外部冷却回路中 循环氨的两个泵中的一个被关闭，一系列重要设备会立即开始 升温，启动所谓的热时钟，也就是与时间赛跑，需要赶在这些 设备开始关闭或由于过热而损坏之前重新配置空间站。当然， 乘组人员通常可以依靠任务控制中心的支持，那里的专家在执 行复杂的计算机程序方面更为熟练。但是，在这些情况下，无 线电通讯很有可能中断，那么，又该怎么办呢？果真如此，我 们将不得不执行最复杂的程序之一，也就是那个长达几十页的 可怕程序——“程序2.600”。有趣的是，这个程序竟然是从简 单的灯光测试开始：如果你认为有一个电源通道关闭，那么首 先应该把所有太空舱的灯都打开，再根据没有亮起的组合确定 是哪条电路发生了故障。我怀疑地面任务控制中心的系统更加 复杂，但这显然被视为最适合宇航员的方法。尽管存在着一些 特别优秀的宇航员，但与我们合作的专家都明白，我们需要知 道一切，又对于这个一切知之甚少。 回到欧洲，我充分利用了为期六周的休息时间，处理因为 过去一年半在世界各地奔忙而搁置的事务。然后，我重新开始 训练，我仔细研究了欧洲“哥伦布”实验舱的实验机架，我通 过了机架系统的操作员资格考试。虽然我已经有国际空间站俄 罗斯舱段的用户资格，但这只允许我进行日常操作和处理紧急 情况，而作为操作员的培训，是为应对所有严重到需要立刻采 取措施的故障做准备，以免空间站上的设备受到严重损坏。
然后，我就又要出发去俄罗斯。回到“星城” ，我像往常 一样，觉得从未远离那里。不过，这次有一个小小的不同。我 不再是在“联盟”号上进行一般性的训练，而是作为乘组的一 员。课程或许是一样的，教练员也是，那种细微的差别不可言 喻，但在其他人与我的相处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我不再仅仅 是萨曼莎，而是成为什卡普列罗夫的随航工程师。是的，在 “星城” ，乘组人员一般被与他们的指令长联系在一起，而一 段时间以来，我们的指令长终于有了名字，他就是安东·什卡 普列罗夫。两年前，这同一个安东曾到我家做客，愉快地为祝 愿我们有朝一日可以一起飞行而干杯。我真的感觉非常幸运： 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有经验的指令长，刚刚从第一次国际空间站 任务凯旋，还因为他是一个快乐、合群又亲切的人。他在无线 电通信中的代号是第一次任务时起的，阿斯特赖俄斯——俄语 中提坦神的名字。根据希腊神话，他与厄俄斯的结合孕育了星 辰与风，包括寒冷的北风神玻瑞阿斯，这也是我在空军学院的 课程名称。按照惯例，阿斯特赖俄斯就成了我们这个乘组的名 字。 我们还被指派了一位“联盟”号的教练员，名叫迪马，是 一位非常尽责和友好的年轻专家。他负责管理在模拟器中进行 的各个训练单元，每周安排几次时长四小时的课程，之前还有 两个小时的理论准备。最初只有安东和我，随后特里也从休斯 敦来到这里，加入我们中间，于是阿斯特赖俄斯乘组首次整队 进行太空飞行训练。
(1) Via Ferrata的音译，意为铁道式攀登，指的是在山体岩壁上由铁 扶手横梯、固定缆索、脚踏垫构成的爬山径道。
15 诺金斯克，2013年6月28日 安东宣布： “我们休息一下。”然后他递给我一瓶水。我 真想把整瓶水都喝下去，但只是喝了两小口。至少需要再等一 个小时，我们才能打开这个古老的“联盟”号返回舱的舱门， 跳到水里去。目前，我们完成了第一步操作，也就是脱掉索科 尔航天服，半躺在各自的座位上，利用这几分钟一动不动的时 间，努力控制心跳和体温。今天，通往太空之路要穿越距离 “星城”不远的小池塘，这里是一家俄罗斯民防训练中心，安 东、特里和我要模拟紧急返航后返回舱落水的情况。外面的气 温是三十五摄氏度，夏日晴朗的天空万里无云。我们每个人的 身体里都有一个在当天训练开始时吞进去的传感器，将我们的 体温报告给美国航空航天局对训练提供支持的医生。事实上， 在当天活动的风险矩阵中，居于首位的是中暑。 我们的目标是避免中暑，同时还要学会离开返回舱的必要 操作，以及为接下来的水上救援做准备。尽管希望快点出去， 我们还是听从安东周全的建议，相互扶持，一个接一个地离开 返回舱。这种训练他已经做过很多次了。我们都像龙虾一样满 脸通红，而且大汗淋漓，但我们已经在打造这支团队的凝聚 力，为共同面对长期的太空任务而积累彼此间的信任和合作经 验。说到底，构建一个乘组靠的是一些简单的动作：为了省些 力气彼此帮忙打开索扣和拉链；轮流脱下套装时为彼此提供支
撑；也会偶尔被对方的膝盖撞一下或躲过一次肘击；还有将自 己通风管中的气流导向正在努力将头盔环从头上取下来的同事 ——即使双脚牢牢地踩在地面上，这个操作也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几乎是在无意识中感受着来自同伴的减轻不适的善意，缓 和情绪的俏皮话，或者确认警惕与清醒的眼神。没有人变得烦 躁或紧张。现在我们或许会觉得一切理所当然，但将来我们肯 定会发现，事实刚好相反。 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开始将要穿的衣服分组。在所谓的 飞行服和一条颇为轻便的蓝色工装裤外面，我们套上厚厚的冬 装，然后开始穿“鳟鱼” ，这是一件橙色的防水服，穿着起来 比较复杂，设计也略显老旧。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能再犹豫不 决或者心存疑虑，因为穿上“鳟鱼”后，体温会迅速升高。我 们互相帮忙穿好衣服，然后在腰部系上一条浮力腰带，进入水 中时我们会为它充气。经过最后一次快速的相互检查，我们终 于准备好离开返回舱，摆脱那里的炎热。 从这时开始，训练的节奏变得更快：无线电里面传来出舱 许可，安东打开舱门，我们笨拙地爬到太空舱的边缘，将救生 包扔进水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救生包，用绳子拴在身上。 我是第二个出去的。我在太空舱的边缘伸展双腿，将上身向前 弯曲，以便用双手抱住自己的身体，随即向后倒入水中，注意 不要令返回舱晃动，这是教练员在准备阶段再三强调过的警 告。经过一个半小时要命的高温，与水的接触立刻带来清爽的 快乐。
当然，在实际情况下，这种乐趣可能相当短暂，特别是考 虑到“联盟”号不具备通常与军用飞机弹射座椅连在一起的充 气式救生艇。在水中，即使在天气并不寒冷的情况下，失温也 会很快出现。无论如何，今天我们不必担心这些，因为训练时 间很短。我们只需要展现出使用救生包的能力，特别是用来发 信号的工具，从无线电到火把，再到经典的小镜子——简单可 靠，可以通过反射太阳光引起救援队的注意。我们毫不费力地 完成了所有操作，并且清楚地认识到，实际情况可能会困难得 多：我们也许会遇到很大的风浪，返航也许会发生在晚上；另 外，我们不仅要经历再入大气层的考验，还可能在太空舱中出 现晕船的症状。水上生存不能掉以轻心，我觉得所有宇航员还 是宁愿降落在陆地上。而且，如果情况允许，他们肯定会避免 离开返回舱。 相反，如果我们必须迅速离开返回舱，而且甚至连更换衣 服、穿上保暖服和防水服都是一种奢侈，那该怎么办？比如 说，如果发现返回舱正在下沉该怎么办？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 快速撤离，昨天我们进行了所谓的“短时训练” ：我们只在索 科尔航天服外面系上浮力腰带，就在短短几分钟内离开了返回 舱。确实，即使没有今天环绕在我们橙色练习舱周围的充气救 生圈，返回舱也应该能够漂浮起来，只是没有任何保障。只要 想想在降落伞打开后留下的大型外部凹槽就够了，里面很容易 进水。虽然照理说那里的大部分空间会被自动充气气囊填满， 但任何自动装置都会出现故障。或者想一想一九七六年降落在 哈萨克斯坦田吉兹湖上的“联盟23”号宇宙飞船，那是迄今为 止唯一的紧急水上降落。由于恶劣的天气条件，在数小时内都
无法展开营救，浸泡在水中的降落伞开始将返回舱拖向湖底。 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今天的操作程序要求在降落后立即解 开降落伞的两条绳索。在航空航天领域，操作程序往往是在一 架飞机或航天器中丧生的陌生同事留下的遗产。幸运的是“联 盟23”号的乘组成员在获救时仍然活着，对此连救援人员都感 到惊喜。 训练结束了，我们快速更换衣服并稍微补充水分，教练员 们在池塘边的草地上放了一些椅子，开始进行总结。我们首先 讨论了操作程序和技术方面的问题，然后由两名年轻的心理学 家发言，其中一个笑着指出，我选择以一种特别女性化的方式 进入水中。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放弃了理解心理学家说的所 有话，所以我把这当作一种恭维，并没有进一步询问。最后是 主教练员的发言，他对一周的水中训练做了总结，并以仪式性 的祝愿收尾：但愿这些天我们学会的东西永远不要真的派上用 场。 这个愿望适用于大多数涉及空间站的训练。从国际空间站 上发动机失火到“联盟”号失压，我们花费大部分时间准备的 都是希望永远不会出现的情况。如果可以事先排除故障和紧急 情况，那么训练可以减少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因此，那些所 谓的太空体验者，也就是少数非常富有的人——当航天飞机仍 在服役，并作为国际空间站乘组人员更替的运输工具时——支 付大量金钱，利用“联盟”号上偶尔空闲的位置实现进入太空 的梦想。他们都具备一定的能力，但在危急情况下，还是要依 赖专业宇航员，因为后者经过了许多年的训练。
荒唐的是，人们通常更善于面对严重的紧急情况，而不是 进行空间站上的日常工作，后者往往是相当简单的常规任务， 例如整理库存清单，或者进行小型维护工作。然而，不要认为 这是因为训练期间完全忽视了日常的活动。事实上，在休斯敦 我们定期与乘组同事和一大群教练员会面，以便进行所谓常规 操作模拟。与通常情况不同的是，在空间站模型中进行的这几 个小时模拟期间，不会响起警报，其中最可怕的意外只是更换 装满洗手间固体垃圾的容器。正是在那个春天，出发去俄罗斯 参加水上求生训练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次模拟，那是特里和我 第一次有机会与布奇和斯科特一起训练。在此之前，斯科特有 过六个月国际空间站驻站经历，可以为我们提供珍贵而又实用 的建议。这次模拟由乔西负责，他是我们的训练主管，负责协 调休斯敦所有教练员的工作。乔西制订了一个典型的训练计 划，包括收集和打包预计搭乘即将出发的虚拟“联盟”号返回 地球的物料，采集所需要的空气样本和表面拭子用于阶段性分 析；维护空间站的计算机，以及更换盛放尿液回收垃圾的罐 子。所有这些都在一个专门的电子备忘录上标明，身处空间站 的宇航员在所有电脑上都可以查到这个备忘录。只要点击一项 特定活动，就可以访问相关材料，也就是程序、相应的执行说 明和备注。尽管宇航员的形象被迷人的光环所笼罩，尽管我们 接受过处理紧急情况、进行太空行走等各种困难工作的训练， 但我们在轨道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其实是在特定时间打开指定程 序，确认是否有额外的执行说明，收集库存单上标明的工具和 其他材料，然后按部就班地执行程序。难怪一位比利时同事喜 欢用特有的自嘲口气说： “宇航员只需要掌握一项技能：阅 读。”
每句玩笑话中都蕴含着一些真理。不过，有时我们需要多 做一点。例如，在那段时间，国际空间站的驻站乘组发现了很 多类似雪花的白色颗粒，似乎来自外部桁架区域。几个小时 后，休斯敦任务控制中心的专家证实，其中一个供电通道的冷 却回路发生了氨泄漏：这意味着八个太阳能电池板中的一个会 很快停止运转。他们无法得知泄漏所在的确切位置，但怀疑是 发生在保证氨循环的泵里。只有一种方法可以验证这种想法， 那就是派两名宇航员到现场去安装备用泵，确认这样是否可以 阻止泄漏。这次舱外活动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张，因为加拿大宇 航员克里斯·哈德菲尔德和美国宇航员汤姆·马什伯恩预计下 周一返回地球，随后就只有美国宇航员克里斯·卡西迪留在国 际空间站。虽然后者在舱外活动方面经验老到，但单独出舱， 并且身穿俄罗斯的奥兰航天服进行维护工作，是不可想象的。 接受过舱外机动套装训练的新乘组要两周后才能到达，这段时 间足以让循环系统中所有的氨扩散到太空中。问题不仅仅在于 需要更换这个泵，而是如果没有了飘浮的白色颗粒，也就再也 无法确定泄漏的位置。那个周四的分析和会议一直持续到深 夜，而国际空间站上的时间比休斯敦早五个小时，所以宇航员 在睡觉前无法得知决定。当他们在周五早上醒来时，发现从控 制中心发来的一条消息： “欢迎来到舱外活动准备日。”第二 天，克里斯·卡西迪和汤姆·马什伯恩将进行紧急舱外活动。 克里斯·哈德菲尔德则负责舱外活动之前和之后气闸舱内的操 作，而且会特别困难：如果这两位太空行走者被氨污染，他要 准备好协调整个去污染程序。
这是一个特例：从来没有哪一次舱外活动只经过短短一天 的准备工作就纳入计划。在休斯敦，舱外活动团队紧张万分。 我遇到了很多前一天晚上没有回家、面色疲倦的人，他们可能 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能回家。巧合的是，特里和我也为使克里斯 和汤姆的舱外活动尽可能获得成功做出了贡献。 事实上，第二天我们的计划原本是穿舱外机动套装进行潜 水训练。然而，当时中性浮力实验室的游泳池将用于测试正在 制定中的紧急舱外活动程序，但又不可能用有经验的宇航员取 代特里和我，因为眼下套装是按照我们的尺寸组装的。所以， 尽管我缺乏经验，还是得以到水中检查操作顺序、工作流程、 袋子和工具的配置，以便专家可以准备一个升级程序包，并且 在轨道上的宇航员休息之前发给他们。下午过半，我们从水下 出来，而国际空间站上已经是夜晚了。 在游泳池中努力工作了六个小时之后，尽管偶尔会对自己 的表现不完全满意，但我还是沉浸在小小的快乐中，这是只有 在完成了艰辛的工作之后才会有的满足感。在那一天，通常的 满足当中又增加了一些自豪。尽管我很渺小，却为克里斯和汤 姆的出舱准备做出了贡献。我从未如此接近太空中的重要行 动。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在任务控制中心跟进舱外活动的 过程，并通过聆听专家之间的私下沟通更好地了解到他们如何 实时做出决策。舱外活动大获成功，备用泵阻止了冷却氨的泄 漏，供电系统也得以恢复正常。正如预计的那样，汤姆·马什 伯恩和克里斯·哈德菲尔德在接下来的周一返回了地面，而世 界已经为克里斯在太空中重新演绎的大卫·鲍伊的《太空怪
人》而疯狂。然而，对于克里斯·卡西迪来说，轨道上的经历 仍在继续，而且会有更多的惊喜。
16 “星城” ，2013年7月24日 很多人在我周围忙碌着，有的身着卡其色制服，其他人穿 着白色工作服。他们系紧腰带，连接缆索，安装传感器，并且 根据我的尺寸对一些部位进行调节，以便让我感觉舒适，得到 足够的支撑。我的姿势跟在“联盟”号里一样，背部与地面平 行，双腿蜷缩，但这个座椅更加舒适。脸的上方有一个巨大的 金属环，发出某种机械的光芒。“星城”的一位医生向我走过 来，她叫伊琳娜·维克托罗夫娜。她告诉我，我们将使用装在 金属环上的一系列小灯来测试视力——它们就在我眼前，距离 大约八十厘米远。伊琳娜是一个果敢和充满活力的女人，既有 能力又讲求实际。不久之前的一次快速检查中，她让我躺在床 上，然后把双手放在我的胸骨上，再把体重压上去，以便我可 以练习正确的呼吸技巧。这对于保护心脏至关重要，使它能够 在胸腔受到异常压力的情况下始终正常工作。我将要在世界上 最大的离心机中做加速度为8 g的转动。 准备工作结束之后，技术人员把我的座椅推进机舱，它铰 接在十八米长的机械臂末端。几阵金属的声响之后，座椅锁定 到位，我听到身后的舱门关上了。现在，他们肯定在关闭入口 的几扇门——都开在高大的大厅的环形墙壁上，俯瞰整个大 厅。我已经观摩过几次离心机转动。透过控制室宽大的窗户， 可以从高处看到它飞速旋转。总的来说，那是一架简单的机
器，但从质量和速度的组合来看非常强大。有些人喜欢精密的 结构，比如手表的齿轮，我却一直对体型庞大的机器情有独 钟。 与“联盟”号的返回舱不同，离心机的机舱非常宽敞，而 且相对空旷，昏暗的光线主要照亮我的脸孔。我知道，伊琳娜 和其他医护人员都在认真地注视着我。他们可以从摄像机的画 面上看到我的脸，而且通过我身上的医学腰带监控我的呼吸和 心脏功能。我的前臂上还戴着一个手环，它会周期性地膨胀， 以便测量血压。 沉默持续了几分钟，然后，扬声器里面的声音宣布机舱正 旋转到起始位置。离心机慢慢旋转起来，开始进行4 g的热身练 习。程序预计每秒增加0.1 g，机械臂的转速也随之提高。伊琳 娜说我们的加速度正在超过2 g，我的确开始感到胸部的压力。 增加到3 g的时候，我仍然可以正常呼吸，但还是开始使用之前 学过的呼吸法：静态收缩胸部和颈部的肌肉，使肋骨和呼吸道 变硬，并且用隔膜来交换肺部的部分空气。协调这两个方面并 不容易。除了几年以来在瑜伽课上进行的腹式呼吸练习在一定 程度上与此类似之外，我没有对这种技巧做过很多实践。我经 常从许多资深宇航员那里听到的说法果然不虚：在宇航员的工 作中，以前学到的一切迟早都会派上用场。 离心机在4 g的阶段停留了一分钟，然后开始减速。热身旋 转结束了。除去喉咙的轻微疼痛以外，我没有感到难受。下一 阶段就是8 g。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像是从前看过的电影。上周，我在离 心机中测试了正常发射和返回的加速度曲线。在“联盟”号的 上升阶段，峰值正是出现在加速度大约为4 g的阶段，也就是热 身旋转最后时刻的状态，此时侧面四个助推器提供的动力仍然 存在，但火箭的重量已经由于燃料的消耗而减轻了。那种推力 与离心机中推力的产生方式非常不同，但胸部感觉到的压力效 果完全一样。甚至在再入大气层时，在两个典型的4.3 g峰值阶 段，乘组人员也会同样在胸背方向感觉到减速。这并非巧合： 在这个方向上，加速度的影响更容易承受，而且不需要冒额外 的风险。“头—脚”方向的加速度是飞机的特性，在特技飞行 或战斗时尤其激烈，也更加危险，因为它们会导致血液从大脑 中流出，造成暂时的失明，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昏厥，即所谓的G –LOC(1)。为了减少这种风险，飞行员要接受训练，学会使用特 殊的呼吸法，同时收缩腿部、臀部和腹部的肌肉，避免血液流 向身体下部。必要时，抗荷服会自动充气，起到压缩下肢血管 的作用。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G–LOC仍然有可能发生，有时 甚至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因此，在能够选择的情况下，航天器 的设计者自然会立即决定以这样的方式固定座椅，以便加速度 会压向后背的方向。 考虑到这种更有利的条件，而且我驾驶飞机时也没有在加 速度方面遇到过困难，所以我从未对离心机过于担心。事实 上，上周4 g的热身训练并没有出现问题。不过，8 g还是令我 有些担心，虽然我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也希望没有人会注意 到。与此同时，我知道在某个时刻，不适感会变成痛苦。而 且，我觉得实时传递给医疗控制台的那条心电图尤其阴险。在
离心机训练过程中观察到心脏功能的小异常已经不是第一次 了，俄罗斯的医生对此尤其注意，有时还会对不曾引起西方同 行关注的细节提出异议，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像所有宇航员 一样，成为医学委员会的讨论对象是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 离心机重新开始运转，在4 g和8 g之间的某个时刻，这第 二次旋转开始变得相当不舒服，令人不快的疼痛集中在胸骨下 部。不适，但可以忍受，而且也只持续了三十秒左右。虽然知 道不是真的，但我觉得自己的嘴唇被扯到了耳朵边上。不过从 左眼沿着面庞流下的眼泪是真的。我被预先告知可能会发生这 样的情况：加速度达到8 g时，眼球会有轻微的变形，这是一种 暂时的影响，不需要为此担心，但这也说明为什么我之后将要 做视力测试。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读取仪器和显示器吗？伊 琳娜通过扬声器发出指令。在我脸上方的金属环上，一些小灯 快速地相继亮起，有时处于视野中心，有时处于视野边缘。当 看到一盏灯亮起时，我必须尽可能快地按下一个按钮，将其熄 灭。这是一项简单的视野测试，然后是另一项达标测试：我必 须确定在一系列圆圈当中，开口位于哪一侧。我竭尽全力，终 于看清最左边那个最小的圆圈。不过，我什么都没说。之后伊 琳娜会要求我回答。虽然我有点好奇，想要尝试一下，但她的 指示非常明确：在加速度为8 g时不能讲话。 在大众的想象当中，宇航员肯定会有规律地进行离心机训 练，而且，他们之所以能够承受巨大的加速度，是因为非凡的 身体素质和艰苦的训练，这对于严酷的太空飞行来说必不可 少。这种观念来自太空探索的初始阶段，而后层出不穷的纪录
片也越发加深了这种印象，因为离心机总是戏剧化地出现，伴 随着夸张的讲述和激动人心的配乐。但就个人而言，我更害怕 寒冷。任何身体健康、能够执行简单的指令，并且没有令人衰 弱的心理障碍的人，只要有一点耐心和对身体不适的耐受度， 都可以应对4 g，甚至是8 g的加速度。8 g的加速度不应该被理 解为对宇航员耐受力的测试，而是用来熟悉弹道式再入过程中 将要遇到的各种情形，那时的加速度可能会达到并超过8 g。弹 道式再入意味着无制导：在重力和气动力的作用下，太空舱被 动地穿过大气层，就像一块石头那样，唯一的预防措施是围绕 其轴线以每秒十三度的速度不断旋转。与石头不同的是，返回 舱呈钟形，而且质量的分布是经过设计的，使得它受到热屏蔽 保护的沉重底座始终朝向前进的方向。弹道式再入肯定不会舒 服，但它是安全的。有很多次，在发生严重故障时，正是多亏 这种强大而可靠的紧急下降， “联盟”号才得以将乘组人员带 回家。 即使在下降的最后阶段，许多类型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再入 转入无制导模式，因此总有两个救援队在等待返回地球的乘 组：第一个位于指定着陆点，也就是计划中的那个，第二个位 于弹道式再入着陆点。如果返航是意料之外的，例如空间站发 生紧急情况，那么弹道式再入就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因为计算 机里没有引导下降的必要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至少 尝试在正确的时间开启发动机，一个名为“表格14”的特殊表 格会对此做出明确说明，它每天由俄罗斯太空任务控制中心 （TsUP）发送，并由指令长打印并放置在“联盟”号中，这是 他醒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根据“表格14”的指示启动再入
发动机，意味着在激烈的弹道式再入之后，它将降落在地面与 该特定轨道相对应的路线上最适合的地点，而不是——例如 ——太平洋上，或者喜马拉雅山脉中。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 有救援队伍在那里等候。 能否生还取决于很多因素，而并非所有因素都是宇航员能 够控制的。比如，只有返回舱能够承受再入过程中的热量，所 以返回舱的分离必须在“联盟”号与大气层发生接触之前顺利 完成。假如在正确的时刻，使返回舱、轨道舱和设备部分分离 的火工装置不发生爆炸，那么乘组人员可以手动发送命令。如 果火工装置无论如何都无法触发，整个飞行器将会在大气中烧 毁，而乘组人员对此无能为力。降落伞在十公里的高空会自动 打开。假如它打不开，还有一个备用降落伞。如果备用降落伞 也无法打开，返回舱将会坠毁。在这种情况下，乘组人员同样 无能为力。 不过，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可以而且必须采取行动。假如 计算机发生故障，乘组人员可以在辅助计算机的帮助下，或者 完全靠手动操作再入。假如主发动机不能启动，或者提前熄 灭，乘组人员可以用小型反推发动机来替代它，以便在适当的 时间提供所需的制动力，并保证预期的持续时间和正确的方 向。这是返回地球的关键：准确而足够地放慢速度，以便在不 久之后， “联盟”号能够以精确的角度接触大气层的上面几 层。这个角度要足够大，保证“联盟”号不会被反弹出去；又 要足够小，保证在冲向地面时不会严重损坏。需要在正确的地
点放慢速度，以便在哈萨克斯坦的指定区域降落，因为救援车 辆就在那里等候。 这正是针对“联盟”号的训练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模拟器 中，我们要学会应对各种不太可能发生的故障组合，从而成功 地从太空返航。我们尽可能地保持峰值为4.3 g的自动制导再 入，但也要学会迅速识别需要转入弹道式再入的节点。在这两 个极端之间，存在中间程度的故障：当计算机无法进行再入制 导，可以手动控制飞行器，规划降落轨迹，使乘组人员承受的 加速度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同时降落地点尽可能接近预计着陆 点。在“联盟”号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手动返航的情况，但 所有指令长和随航工程师都接受过这种操作训练。 我们的特殊模拟器能够制造出提前或延迟与大气 层接触的不同初始条件。提前意味着你必须沿着更平缓的轨迹 飞行，以便降落伞不在距离预计着陆点过远的地方打开。相 反，在发生延迟时，飞行轨迹则需要更加陡直，情况也会变得 更加凶险，因为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立刻导致非常高的加速 度过载。“联盟”号并不具备像飞机副翼和升降舵那样的机翼 或舵面，但它能够制造小的升力。通过对质心的仔细定位—— 相对于对称轴产生的位移——以及使返回舱可以围绕自身旋转 的助推器系统，可以对升力进行控制。沿一个方向旋转会使升 力变小，轨迹变得更陡直，降落伞打开点也会更接近预计着陆 点。要获得相反的效果，只需沿相反方向旋转即可。
在正常情况下，旋转由计算机控制，乘组人员只需通过命 令和控制显示器上特殊格式的数据对下降进行监督：上面显示 着计算出的轨迹和再入过程的实际轨迹。计算机非常精确，远 远超过人类。在考试中，你只需要在下降结束的时候，也就是 距离预计着陆点至少十公里的时候，打开降落伞，就能得到最 高的分数。但是，还必须考虑所达到的最大加速度。根据不同 的初始条件，加速度的峰值需要介于4 g到6 g之间。除了检查 评估之外，皮肤也会明显感觉到过载的效果。事实上，模拟再 入大气层时，加速度都是真实的，因为考试在离心机中进行。 两次适应训练之后，我仍会多次在长机械臂的末端旋转， 但不再作为被动的乘客，而是在再入模拟中成为操纵它的人。 我面前是“联盟”号的控制面板，手中握着手动下降控制装 置，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古老的可移动物体，通过电缆与机载系 统相连，并配备了两个巨大的侧手柄，能够舒适而可靠地握 住，可以想象，即便是戴着索科尔航天服的手套——套装还可 能因为紧急情况而被加压——握住它也是一样。握住设备的同 时可以用拇指轻松按下两个按钮：一个将返回舱向一个方向转 动，另一个向相反方向转动。只有两个按钮，仅此而已。
我没有立刻明白如何将如此基础的命令动作转化为对轨迹 和加速度的正确管理。在最开始的几次模拟中，我觉得“联 盟”号的反应简直不可预料，这是因为它对于命令、大气层不 同层的不同影响，以及模拟的不同质心都反应迟缓。有一次， 在训练结束后，我在三号小屋的聚会上开玩笑地对同事们说， 有几次模拟当中， “联盟”号似乎像滑翔机一样飞行，而另外 几次却像一个熨斗，他们都笑了起来。这是一种善意的笑声， 是同病相怜与彼此理解。在我之前训练的宇航员都经历过所有 这一切。他们分享给我一页非正式说明。这页纸从一个乘组传 到另一个乘组，每个宇航员都根据自己的偏好去适应它。它并 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使你在不需要过多思考的情况 下正确搞定下降的开始阶段。例如，如果与大气层的接触发生 了三十秒的延迟怎么办？应该立即向左旋转四十五度，尽可能 陡直地下降，一旦加速度超过3 g，便要立即向右旋转四十五 度，以避免超过允许的最大值5 g。这是一个安全的初始动作， 使你有时间观察飞行器的表现：在此之后，它将成为一门艺 术。 每次到“星城”去，我都会和迪马一起，每周在模拟器里 面训练两到三次。他以助产士般令人感到安慰的耐心，加载一 个接一个的场景。俄罗斯人喜欢说，重复是学习之母。确实如 此，情况慢慢地有所改善。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不再出错，终 于松了口气。我已经度过了最初的困惑，可以开始将经验传授 给那些在我之后受训的宇航员，就像我曾经得到里德以及其他 前辈随航工程师的帮助一样。
卢卡也与我分享了他应对再入模拟器的技巧。在过去的三 年里，我们见面不多。得到任务之后，他举家迁往休斯敦，我 并没有选择这样做，因为我的亲人朋友都在欧洲。偶尔，当行 程模板上面代表卢卡和我的小格子颜色一样时，我们会在世界 的某个地方相见。卢卡与我不同，我需要定期独处和安静的时 间，而他的个性非常外向，任何时候都渴望讲述和分享。我们 是朋友和同事，我跟随着他的足迹，因为我将在他之后一年半 出发，他也慷慨地跟我分享自己的经验。即便是在“星城”告 别之前，当我们彼此拥抱、约定在他返回地球后重聚时，他还 花了点时间向我解释那些在他看来在再入模拟器和手动对接模 拟器中都很有用的技巧。也许有在空军习得的术语和获得的相 似经验作为基础，我们可以立刻相互理解。 五月底，我在罗马的意大利航天局观看了卢卡的发射，并 解说了从拜科努尔传来的现场画面。当时在场的有他的家人与 朋友，以及为数众多的观众，当从“联盟”号舱内拍摄的画面 显示物体在飘浮，表明卢卡、凯伦和费多尔已经进入轨道时， 大家都松了口气，并报以热烈的掌声。在众人面前，你没有权 利沉浸在自己真实的情感里，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当大多 数嘉客和记者都已经离开，得知卢卡已经在属于他的“联盟” 号中追赶国际空间站，我开始感觉到这个消息对我产生的影 响。卢卡是我们“鬼把戏”小组中第一个飞上太空的人。到此 刻为止，选拔已经过去四年，与宇航员等待第一次飞行的平均 时间相比，这仅仅是短暂的一瞬。我们一起走进科隆欧洲宇航 员中心的大门，还如同是昨天的事。然而，从那时开始，我、 卢卡，还有“鬼把戏”小组的其他成员，我们学会了多少东
西，获得了多少经验，又遇到了多少人啊。如今，卢卡已经飞 上太空，既在意料之中，又是如此不可思议。在三年前，我会 很希望得到任务的是我。然而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为没 有处在他的位置而心存感激。毫无疑问，卢卡已经准备好了， 然而，我觉得对他来说一切都似乎来得太快。 (1) 加速度引起的意识丧失。
17 莫斯科，2013年10月1日 金属标签上面标明，这台秤是一九六一年启用的。当时， 它曾经为加加林和捷列什科娃称过体重。如今我已经习惯了： 同样是在星辰公司的总部，我用同样辉煌的测距仪测量过身 高，上面的两个标签标明了那两位宇航先锋的身高。好像加加 林刚好比我高两厘米，捷列什科娃则比我矮一点点。不过，我 永远无法得知他们的体重。尽管我在秤上寻找相关的标签，但 一无所获。 测量体重之后，就轮到一系列的身体测量。一位面色和善 的老先生拿着尺子，另一位稍稍驼背的先生略带愠色，还有一 位严肃的女士，专注地在一个厚本子上记录各种数据。我心里 想，在那个本子的开始几页会不会也记录着加加林和捷列什科 娃的尺寸。不，不可能。至少第一个本子很长时间以前就应该 被填满了。无论如何我会去偷偷看一眼…… 这一天的体重非常重要。距离发射还有一年多一点的时 间，终于到了为我测量尺寸和制作索科尔航天服的日子。确切 地说，需要进行七十项测量。根据这些数据，在这座地处莫斯 科郊区的建筑的某个地方，一些我永远不会谋面的人会开始制 作我穿着前往太空的航天服。其他人会根据我们将要制作的身 体石膏模型，为我在宇宙飞船上面的座位制作赋形减震坐垫。
这个场景似乎在时间中静止，任何可能的变化都无法触及它： 在贴着奶油色瓷砖的房间里，有一个乍看起来似乎很小但很沉 的金属浴缸。我只穿了一件白色棉质的长袖带帽连体衣。我走 向浴缸周围那些穿白大褂的技术人员，按照他们的指示找到自 己的位置，摆出胎儿的姿势。此时，石膏浇注的准备工作开始 了：我按照命令向上伸展双臂，面色和善的先生用双手护住我 的脸，表情严肃、身材健硕的女士将自己的一只手放在我的腹 部，另一只放在胸部，她果断地用力按住我，确保我不会漂浮 起来。两位助手布置好他们奇怪地交错着的手之后，开始从两 个桶中倒出石膏，上面因为不知道多少次类似的操作而结了 壳。我们分两步进行模型的制作，首先是身体的上半部分，直 到胯骨，然后是骨盆和臀部。在每次浇筑结束时，我身边就只 剩那位女士，她始终果断地把我压向浴缸底部。石膏一干，我 就可以站起来，用速溶咖啡和饼干加餐，两名技术人员则使用 刮刀打磨粗糙的石膏，去除多余的材料。对自己的作品完全满 意之后，他们请我接替他们的工作，把觉得仍需完善的地方指 给他们看。重要的是整个脊柱与石膏均匀地接触，特别是在颈 部，以便在再入大气层和着陆时分担一部分过载，把受伤的风 险降到最低。我指出了一些压力点，技术人员重新开始工作， 以便进行适当的修正。鉴于脊柱在太空中会变长，我想知道他 们如何决定余量。我猜他们应该是按照经验和直觉去做。对于 像我这样的小个子留两厘米，而对于更高大的宇航员来说，三 到四厘米？似乎没有任何确切的规则，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正 确理解了整个程序。技术人员话很少，而且大部分时候只是彼 此交谈。
但我并不担心，因为据我所知，在“联盟”号服役的几十 年里，没有宇航员遭受过严重创伤。与此同时，我也并未低估 制作一个优质模型的重要性。据说着陆时与地面的冲击力相当 大，但我怀疑所有将其与车祸相比的人都在夸大其词。至少根 据提供给我的文件来看，假如制动火箭运转正常，触地时的速 度应为大约每小时五公里。这些制动火箭被俄罗斯人称为“软 着陆发动机” ，我希望这种说法中蕴含的讽刺意味是有意的。 在着陆之前的瞬间，距离地面一米左右的测高雷达发出的信号 激活制动火箭，使其发出转瞬即逝的光亮。假如制动火箭没有 启动，那么冲向地面的速度将是每小时三十公里，造成的冲击 力足以把在那种情况下起辅助保护作用的赋形减震坐垫压扁。 经过几次重复操作，包括穿着索科尔航天服的测试，我终 于可以去把自己洗干净，清除身上石膏的残留物，同时那些不 可避免将由我签字的协议也已经准备就绪。我的套装和坐垫还 不存在，但它们已经与清晰而明确的数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套 装，编号422；衬里，编号650。 围绕着这个核心——与很多人的一样，又不尽相同——我 的梦想逐渐变成现实。 在“星城”度过的几周，我又在水下实验室泡了几天。我 很高兴有机会在水中训练，而且是与萨沙——在我之前出发的 “联盟”号指令长——一起工作。我已经非常了解他，因为我 们在夏天一起上了自动转移飞行器的第一部分课程，这是欧洲 航天局负责物资供给的货运飞船。在第一次交会模拟中，我们 观看了自动转移飞行器与空间站的靠近和对接。我有机会欣赏
到萨沙的专业性。他作为M2协助我应对教练员设置的异常。可 以确定我们在水下实验室给教练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为 有可能进行的舱外活动做准备，也就是出舱安装欧洲机械臂， 我们被指定为后备组合，以防这项操作从阿莱克斯那次远征推 迟到我们那次。延迟已经在计划当中，而且不久之后就被正式 宣布，我穿奥兰航天服的训练也因此结束，真可惜。因为，正 如我所担心的那样，多功能实验舱和欧洲机械臂的发射都从第 42/43次远征推迟到了未来的未定日期。虽然并不出人意料，但 我还是有点小失望。对于我来说，在太空中进行舱外活动的唯 一可能，现在只剩穿着美国的舱外机动套装进行了。 然而，说到舱外机动套装，那些日子并不平静。除非绝对 必要，套装两个月以来都不被授权在轨道上使用，休斯敦的专 家们正在试图确定一次严重事故的原因，在那次事故中卢卡的 生命受到了威胁。在殒命太空的所有可能性中，特别是在太空 行走期间，溺水从来没有位于任何危险清单的前列，直到那一 天。卢卡的头盔里积聚了大量的水。某一刻，他甚至看不到东 西，也无法通过无线电设备进行交流。多亏他的专业和冷静、 他的舱外活动搭档克里斯的经验、凯伦和国际空间站上的俄罗 斯同事，以及休斯敦任务控制中心的快速支持，卢卡才得以安 全地回到空间站，他用自己特有的幽默来淡化这次事故： “现 在我知道金鱼的感觉了。” 当这一切发生时，我正在“星城”上课：我在课间休息时 得知舱外活动被叫停，得到教练员的允许后，我一边继续上课 一边实时跟进休斯敦的最新消息。事实上，我当时并没有意识
到事情的严重性：我认为叫停既不意味着完全失败，也不代表 发生了什么需要立即返航的紧急情况。然而，存在着很大的隐 患，必须确定故障的确切原因。如果卢卡的套装出现了这种不 明原因的故障，那么不能排除其他套装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 如果卢卡不是在桁架靠近气闸舱的一端工作，而是在远的那一 端，又会发生什么呢？ 当休斯敦的一个团队还在对这种异常情况进行分析的时 候，专家们已经确定了降低风险的方法，以防再次发生。很明 显，水是从位于颈部的通风口进入头盔的，又从那里浸入卢卡 的史努比帽，并开始以液态水在失重时典型的凝胶状态——因 为此时表面张力占了主导——向他的面部移动。因此，从现在 开始，头盔的背面都将粘上与纸尿裤相同材质的吸收带。简而 言之，宇航员的脑袋后面会贴着超强吸收卫生巾。在极端情况 下，假如水的泄漏量大到使吸收带饱和，继而积聚在头盔中， 套装也预先设置了一个允许从胸腔区域呼吸的通气管。它很快 成为中性浮力实验室的标准设备，以便宇航员能够快速适应。 我在一堂专门的课上学习了吸收带的使用知识。我穿着套装的 躯干部分以及头盔，教练员将大量的水逐渐倾倒在吸收带上， 这让我熟悉在发生严重泄漏时，厚度可能会增加到何种程度。 与此同时，对于异常情况的分析表明，冷却水污染导致一 个部件阻塞是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而接下来几个月的进一步 调查，将会引导我们发现一处地面设备的问题。在卢卡的事故 发生一年多之后，一些建议得以实施，随后穿套装进行并非绝 对必要的舱外活动才重新得到允许。调查还表明，专家们没有
立即发现异常的性质及其严重性，是因为那种事故只有在失重 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因此专家们的认识尚不清楚。这对我而言 也是反思的时刻：经过数十年的光荣服务和数百次的太空行 走，舱外机动套装仍然能够带给我们意外。太空飞行虽然不再 处于开拓阶段，但也绝非例行公事。 无论如何，中性浮力实验室里的训练仍然正常进行，我有 机会定期与特里一起身着舱外机动套装进行潜水训练。不过， 在那个炎热的八月，我在休斯敦并非仅仅为了训练而忙碌。当 我能够按时离开约翰逊航天中心和中性浮力实验室时，便忙着 解决像内衣和保湿霜这样更加琐碎的问题。距离发射还有十五 个月，涉及带往太空的行李的第一个截止日期已经到来：工作 服、卫生用品、运动装。几个月之前，特里和我已经在休斯敦 进行了第一场测试。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可供选择的美国航空 航天局的产品。短裤还是长裤？短袖还是长袖？短袜还是长 袜？成堆的问题和信息一起扑来：各种服装预期的使用时间， 从过去的乘组人员那里获得的反馈，还有俄罗斯的替代产品 ——但后者几个月之后才会展示给我们，所以我们对产品的比 较也被迫推迟。曾经在国际空间站上有条不紊地负责宇航员穿 着和装备的伯纳黛特提前发送了信息，并附有照片和建议，但 谁又有时间去阅读它们呢？因此，我们发现自己面前的大桌子 上堆满各种物品，需要处理的问题和困惑成千上万；我们在内 衣选择上的危机，比在离心机或紧急模拟器中遇到的危机更 甚。
我请求经验丰富的宇航员提供建议，特别是在内衣的选择 上，女性内衣只需自行购买即可。尤其是一个问题，我从未想 过，但现在突然变得非常重要：在轨道上有必要穿胸罩吗？如 果必要，那又选哪一种呢？在听取了几位女同事的经验之谈 后，我选择了带有轻便内置文胸的背心——我认为对于日常活 动来说足够了——还有一件用于跑步的运动内衣。然后，我忍 受着化妆品商店里特有的各种香水混合的味道带来的轻微恶 心，逛了好几家购物中心，艰难地寻找洗面奶和保湿霜，以及 不含违禁成分——包括许多常用的酒精——的粉底。在八月底 返回欧洲之前，我可以宣布胜利：清单已经准备好，可以提交 给伯纳黛特。至少，第一份清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伴随 着我前往太空的道路，还会有许多其他的清单和同样多的截止 日期。我开始觉得，其实训练不需要我做任何决定或者组织工 作，所以可能是等待我的道路上最容易的部分。真正令我恐惧 的是繁杂琐碎的准备工作，而卢卡和他高效的休斯敦同行艾丽 西亚，都没有将那些写入我的日程。 像往常一样，约翰逊航天中心的训练之旅紧张而又疲劳。 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午餐休息时间常常仅限于匆匆购买一个 帕尼尼，然后在下一堂课把它吃掉。回到欧洲，我很高兴能够 到西西里岛度一个短假，然后再去科隆，和布奇一起参加“哥 伦布”实验舱的专业课程。有一次，我听到一位同事用洗衣机 来解释国际空间站系统各种级别的资格：用户只会洗衣服，操 作员了解所有功能和所有故障指示灯的含义，而专家则知道如 何拆卸和修理洗衣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类比可能特别合
适。事实上，我的其中一门专业课程就是寻找“哥伦布”实验 舱的泄漏点。 与国际空间站上任何非俄罗斯舱段一样，欧洲“哥伦布” 实验舱也有复杂的管道网络。流经的冷却水将热量从设备中带 走，然后将其输送给冷却氨——外部冷却回路中臭名昭著的有 毒物质——后者又将热量传给空间站的大型散热器，使其散发 到太空当中。假如发生泄漏，乘组人员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在 设备因为过热而关闭之前找到并隔离泄漏区域。这当然是无法 由地面控制人员进行的操作。实际上，各个机架会逐一与冷却 回路断开连接，直到泄漏停止，这表明已经检测到发生泄漏的 机架所在。 在科隆短暂逗留期间，我得以在日程表中抽出时间看了几 次牙。宇航员必须拥有完美的牙齿，这当然只是神话。我的牙 齿肯定不完美，但那段日子里的遭遇之前还从来没有在我身上 发生过。小手术之后一周，疼痛还没有消失。靠着适当的止痛 药、我的航天医生布丽吉特的祝福，以及牙医不太令人放心的 保证——他说可能只需要再等待几天——我出发前往“星 城” ，等待我的是第二天的水下实验室水肺潜水训练，以及随 后一天与萨沙一起身穿奥兰航天服的第一次水下训练。无论牙 疼与否，都势在必行。像水下实验室这类复杂的训练，更换时 间会很麻烦，推迟第一次训练的起始时间也是一样，可能会影 响我的整个行程模板，还有萨沙甚至其他几位宇航员的模板。 我们的生活相互依赖而又错综复杂。发射时间越是临近，每一 次变化波及的范围也就越广。
那天晚上，多莫杰多沃机场年轻的边检警察无疑制造了某 种冲击波。他久久研究我的护照，然后直视我的眼睛问道： “您今天打算怎么进入俄罗斯？”我想，当然是凭借护照上的 有效签证。但面对年轻警察严肃而果断的神情，直觉立刻告诉 我，错的不是他。那天晚上，活了三十六年——其中最后几年 更多是在各个飞机场而非家中度过——的我发现，新签证会导 致旧签证被注销。我的新签证尚未生效，而旧签证已经失效。 我向尤里·彼得罗维奇求救，他碰巧和我在一起。他请求 对方让我进入俄罗斯，理由是我是宇航员，马上就要搭乘“联 盟”号进入太空，而且我是一个好人，但并没有奏效。我已经 习惯尤里·彼得罗维奇能够解决任何问题，所以有片刻工夫， 我曾经希望他能够成功。一位女性官员看守着我，并且向我宣 布，他们会把我送上第一架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我很怀疑当 天还有没有航班，因为此时已经接近半夜。所以，还有一点时 间，或许可以找到解决办法。事实上，这里是俄罗斯，那些一 切都不可能、而一切又皆有可能的地方之一。当官员们彼此讨 论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我的上司弗兰克，尴尬地把情况告诉了 他。弗兰克通知了在莫斯科的欧洲航天局代表雷内，后者立刻 赶到多莫杰多沃机场，途中还联系了“机场领事” ，总之是一 个具有领事职能的人物，至少我是这么猜测的。领事前来与我 谈话，而且非常和气，但他也只能以遗憾的语气告诉我，他不 能允许我离开机场，因为没有签证肯定不能进入俄罗斯，而他 在当时那个时间也不能给我发签证。不过，他希望我能够在机 场国际中转区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所以，我顺从地坐在一把扶手很硬的椅子上，在半梦半醒 之间等待白昼的来临。离开之前，尤里·彼得罗维奇为我弄到 了一袋饼干和一小瓶水。多亏雷内在凌晨四点向外交部发送的 传真，以及不知道多少通电话，我才没有被送上次日第一班飞 往法兰克福的航班。将近上午十一点的时候，我的护照上有了 新签证，可以离开国际中转区，拥抱等待我的尼古拉和尤里· 彼得罗维奇。在所有被牵连的人当中，我肯定不是睡得最少的 那一个。
18 休斯敦，2013年11月5日 我在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公路旁的星巴克停下来喝咖啡， 这里的每个方向各有四条车道，在十字路口变成六条，中间的 棕榈树成为交通分隔线。街道两侧是一座座低矮和有着普通橱 窗的建筑物，前面有小型停车场。当然，小是相对于得克萨斯 来说的。这里有免下车服务，但店里面的队伍总是更短。我拿 着外卖咖啡回到车里，心想里面的咖啡因约等于五杯意式浓 缩。我需要它，因为我的睡眠受到时差的困扰，还有许多小时 的之前与之后训练在等着我：今天我们将模拟舱外活动当天的 程序，但不包括舱外活动本身。 我从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公路转弯驶向土星街，又从那里 立刻向右拐，朝着约翰逊航天中心驶去。两年多以来，我经常 出入约翰逊航天中心，却仅仅参观了众多建筑中的一小部分。 这里占地一千六百英亩，包括办公室、实验室、模拟器、一家 诊所，以及很多其他寻常和不寻常的东西。比如，在31N建筑里 保存和收藏着由“阿波罗计划”的宇航员带回地球的四百公斤 月球岩石。任务控制中心（MCC）位于三十号楼：那句历史性的 “休斯敦，鹰已着陆”就是发往这里的。 我把车停在已经很熟悉的九号楼附近。这是一座高大宽敞 的厂房，桥式起重机的黄色导轨沿着长二百米的厂房延伸。每
个人都简单地将它称作九号楼，但它准确的名称是航天器模拟 设备（SVMF）。在厂房的东边放着国际空间站的全尺寸、高保 真模型。从俄罗斯服务舱到位于另一端的二号节点舱，忠实地 再现了国际空间站上所有由美国航空航天局提供的组件。我朝 着气闸舱走去，加入已经聚集在一张大桌子周围的小组，他们 就站在升高的平台脚下，那里通往各个太空舱。 距离我上一次进行之前与之后训练已经过去了几个月。当 时布奇身着套装，而我是作为IV，也就是舱内人员，负责所有 与套装和气闸舱有关的出舱前后操作。很多人想要选择太空行 走，或许正是因为作为舱内人员的操作程序非常复杂，而且要 将同事的生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拿自己的命去冒险，担忧 总会更少一些。 像往常一样，里甘带来了一大盒饼干，这是典型的带巧克 力屑的美国饼干。简而言之，我所有关于舱外机动套装的知识 都是从里甘那里学到的。从第一堂课算起，已经过去了两年多 的时间，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巧合，教练员总是他。当时他负 责我作为后备宇航员的一般性训练，现在他和阿莱克斯、法鲁 克都被分配到我们这个乘组的舱外活动团队。我在休斯敦的时 候，我们定期在九号楼上课。在那里，除了气闸舱以外，还有 一套稍显破旧的舱外机动套装，它可以在进行维护演示的时候 派上用场。有时我们会在楼上的虚拟现实实验室碰面，练习背 着喷气背包飞行。大多数时候我们在一个非常冷而且没有窗户 的房间里共度两个小时，那里有套装生命支持系统的大型示意 图，包括管道、阀门、水箱、泵、风扇、调节器、传感器和许
多其他组件，它们使得舱外机动套装成为一艘小型可穿戴宇宙 飞船。在小房间里，里甘操控着一套模拟程序并借此为虚拟套 装设置一系列故障；而我的工作则是操控显示与控制模块 （DCM），虚拟套装上唯一真实存在的部件：这个电子盒通常固 定在舱外机动套装的胸部，带有开关和一个小型LCD显示屏，可 供监控遥测数据并发送命令。 我带着袖口检查清单，也就是螺旋装订的四十来张小硬纸 片，每个进行舱外活动的宇航员都把它佩戴在前臂上手套可以 触及的位置，我利用它来练习正确诊断故障，并采取有效的纠 正措施，脑中一直记着在飞行员训练时学到的口头禅： “保持 对飞机的控制，分析情况，采取适当行动。”需要严格遵守这 个顺序。但假如与此同时你正撞向一座山，或者在消耗燃料的 同时飞往错误的方向，那么，正确解决故障也没什么大用。当 然，太空行走更加宽容，因为不存在坠落或与障碍物碰撞的风 险，但始终可能犯错，而这会令风险加剧。很简单，想象一 下，当需要快速返回气闸舱时，被缆索缠住会使你损失宝贵的 时间。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游泳池中时，我们也要针对故障进 行训练，尽管在水下使用的套装上没有安装显示控制模块。当 我们在工作时，耳机中会偶尔发出警报，那是里甘的声音向我 们传达必须处理的异常情况。除了常见的故障，例如套装失 压、二氧化碳过量或可疑电压以外，最近增加了一项新故障 ——头盔积水。 我抓起一块饼干，和特里一同走向更衣室，在那里穿上内 衣以及液冷通风服。之前与之后训练日的前三个小时就在介绍